3月6日 晴

如果你渴望专访的人，就坐在你的对面，举起酒杯，慈眉善目地看着你，你会怎么想？

我想采访他！

晚上6点，我匆匆赶往中国京剧院附近的一座宅院里，应邀出席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和一个全国政协委员操持的招待酒会。我在意的不是酒，是人。一位我联系了好几个月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主席，将会出席这次宴会。

1月底，我花了1天的时间，给这位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位大师级的学者，一个中国政治体系中的国家领导人，撰写了一份5000余字的采访提纲。我盼望他能在全国两会前夕，或者两会期间，以他的专业成就为分析工具，诊断最近4年的中国经济脉象，乃至未来数年的中国经济命运，与我们的读者，分享他的远见卓识。我将采访提纲写好之后，先按正常的程序，盖上报社的红色印章，用特快专递发到他的党部。而后，再拜请他的乡党，一位名分、头衔、学位、学识都颇受他赏识的朋友，以私人的名义推荐我去采访他。热心的朋友，热切地帮助了我。

腊月三十，已返回故乡的我，突然接到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电话是主席派人打过来的。电话那边说，主席看了我的提纲，愿意就我关心的问题，与我，与我们的读者交流一二，但两会在即，无暇接受访问。婉拒之余，主席还留有余地地推荐了他的学生，一个副部长级官员，一个业内堪称著名的博士生导师，回答我欲采访他的问题。

我当然愿意采访他的学生，可是现在的我，根据我们原定的报道计划，必须采访到主席本人。当两者只能选择其一的时候，我其实没有选择。我只好厚着他看不见的脸皮，恳切地将我的想法，与电话那边的人，沟通了好久。我虽然从未见过给我电话的人，但我看过他的很多论著，知道他是主席推荐的那位副部长的秘书，一位业内小有名气的博士。我恭敬而不失分寸地表达了我对来电者本人的景仰，还提到他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电话那头的语气，慢慢变得不再坚决，答应过了年再说。

失望，但似乎还有希望。

正月初七，中央机关上班前一天，我再次鼓起勇气，以一种“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致电那位副部长的秘书。不用说，言辞依旧恳切，意愿依旧坚决。对方可能是觉得我难缠，也可能是真的想帮一下，就将主席秘书的电话，给了我，让我自己联络。

我拨通了主席秘书的电话。明白了我的意思，主席秘书很有政治智慧地表扬了我，不愧是首席记者，采访提纲写得不错，一看就知道读过主席的论著。表扬的话，客气的话，说了好一通，就是没有表达主席可以接受采访的意思。我只好狠下心来，请对方转告主席我们采访他的迫切心情，请主席在两会期间，在方便的时候，给我哪怕半个小时的采访时间。对方说，他试试，但最大的可能是两会之后，而非当下。

失望。希望已经渺茫。

没过几天，报社一位同事竟然意外地告诉我，他和主席秘书是大学同学，希望再次升腾而起，我这回理直气壮了，强迫同事立即拨通主席秘书的电话。主席秘书这回说实话了，两会期间专访主席，绝无可能，试都不用试了。

失望。希望彻底破灭。

又过几天，一位中央部委的朋友告诉我，他要在今天晚上，和主席一起去中国京剧院附近赴宴。这位朋友也是主席的博士。我知道学生请老师帮助自己的朋友接受采访，不太合适，可我还是放下心里的面子，请他在宴席上，在方便的时候，跟主席提一提。

昨天，我的老师级的至交，突然来电，让我去中国京剧院附近赴他做东的宴，并说主席届时将会出席。

我似乎又看到了希望。

我合上手机，觉得不合适，那样的场合，又不是记者招待会现场，怎么可以不顾来宾的情绪，不管主席是否情愿，跑上去专访呢？

我不想去吃饭了，我还要接着赶另外的采访。

下午5时许，我在去两会新闻中心取资料的路上，那位老师级的至交，发来短信，让我尽量前往。我突然涌起一股或许可以在现场搞定的希望。尽管我有点衣衫不整，还是决定即刻赶到。我给报社的两位实习生打电话，让他们带上我先前的采访提纲，带上录音笔，带上采访本，立即赶过去，等候在我吃饭的楼下。我特地嘱咐实习生，带上两份采访提纲，以备主席之需。

6点半左右，主席大驾光临。主人一一介绍，慈眉善目的主席一一握手，我不失时机地告诉他，我就是那个反复希望采访他的人。他笑了。为了强化我要采访他的印象，两会期间，我老往他所在党派的小组会议上跑，给他递他根本不可能保留的名片，让他回忆我递交过去的采访提纲。他握我的手，说，你还挺在行的。

晚宴依序而行，来宾和他的那位副部长级学生，都知道我是那个要采访的记者。结束的时候，他们说，还是过段日子吧。

我多么希望这段日子是在两会期间啊。

八点多，我给两位等候在附近茶馆的实习生发了个短信：你们先回吧，采访改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