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方军
在德国汉诺威举行的CeBIT上,一些中国参展商遭遇麻烦,它们的部分展品被意大利Sisvel公司向德国海关申请查抄、扣押。CeBIT是全球最大的IT专业展会之一,它也是通向欧洲市场的桥头堡,今年约有1/5的参展商家是中国公司(包括香港、台湾地区)。生产爱国者(aigo)品牌数码产品的华旗公司是试图进军欧洲的知名中国企业之一,它刚签约赞助F1迈凯伦车队,放在华旗展台的迈凯伦新赛车MP4-22吸引了大量参观者。但这一回雄心勃勃的华旗以及其他中国数码产品厂商如纽曼、迈乐数码遇到“凶悍、狡猾且不讲道理”的对手,对方直接申请法院到展会现场查抄产品,没有丝毫的谈判余地,并且由于间隔周末,任何申诉措施都来不及取回被查抄的产品及相关宣传资料。
是否侵犯知识产权是一回事,在完全证实侵权之前就采取强制措施,是另外一回事。意大利专利保护公司Sisvel所采取的是不谈判、先破坏的策略,这是很多人看到CeBIT上这个针对中国企业的事件感到愤怒的原因。我们也几乎要不由自主地批评欧美国家的歧视,不过旋即平静下来,这不过是商业。在网络上关于此事件讨论中,这一回没有出现类似事件过去经常引发的激烈情绪。虽然媒体报道仍有采用“狙击中国制造”这样刺激性的标题,但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平静以对。我们更欣喜地看到,所涉及的中国企业也大都以正常的商业方式来应对这个商业问题,这与它们是在市场化环境中通过竞争成长起来的有关,但也反映了中国企业的一种可喜的进步。
很显然,那家名为Sisvel的公司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德国法律给它的空间,并计算好时间,因而给它认定的侵权企业的商业利益制造最大的损失。它是完全采取商业范畴内的做法,并没有利用政府力量、民族情绪等等商业之外的力量。当然,Sisvel之所以采取这样破坏性的做法,是由它的性质决定的,它是一家从事专利管理的公司,据报道授权其管理专利的知名企业包括飞利浦、法国电信及法国汤姆逊等。专利的真正所有者通过这种商业迂回的方式,避免了这种破坏性手段对自身品牌的负面影响。不管怎样,这些都是商业。
对应的,这次事件所涉及的中国企业,也大都首先说明自己是尊重知识产权、也支付了相应的知识产权费用,然后再在此基础上解释和寻求解决办法。华旗公司称是一场误会,“已经将专利费给了代工厂,但是代工厂方面却没有及时将专利费转交给专利商”,它已经向德国法庭提交了相应的材料。纽曼公司总裁唐未德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这个行业的惯例是通过代工厂与专利商接触,但有时会出现“专利商说他们已经取消代工厂的资格了,但是我们这边不知道”这样的情形。这两家主要厂商都选择把问题界定为:我们尊重知识产权,但可能在具体执行细节上有偏差。在经历一波又一波的知识产权争议之后,虽然对对方的知识产权迷宫是否合理、具体金额多少仍存有不同意见,中国企业已经将支付给国际厂商的知识产权费用视为必须的商业成本。它们也将类似CeBIT这样查抄事件造成的损失视为必须的商业成本。
在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过程中,有很多事情很容易让我们一下子反应说,这是对手在以商业之外东西对付我们。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会同样试图以商业以外的方式应对,比如在国内掀起具有强烈民族情绪的争论,比如呼吁政府采取行动支持企业等等。但逐渐地我们发现,这一切其实都是商业,都是商业经营必须要承担的成本,只能以商业方式应对。
换位思考一下,我们就能发现为什么只能如此。中国公司到了国外是跨国公司,而在中国的跨国公司经常遇到不少尴尬的情形,比如只要有人声称哪家跨国公司对中国和欧美市场采取双重标准,立刻会引来中国消费者的愤怒。过去,对于跨国公司在中国因这些情绪引发的麻烦,许多较理智的中国人也会心怀同情,觉得有些中国消费者比较偏狭。不过,跨国公司显然只能把这个当成必须承担的成本,因为这就是商业。它们能做的,是尽可能避免这种可能被视为歧视的情况,正如中国企业能做的是尊重知识产权,并在商业逻辑中与之周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