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方军
中国企业走出去、国际化,最近遭遇的是风险、挫折和痛苦。
TCL在欧洲的公司收购,给它带来巨额财务亏损;在埃塞俄比亚的油田勘探工地,反政府武装的攻击导致中石化的9名中国员工和64名当地雇员丧生,还有7名中国员工被绑架;5月5日,非洲肯尼亚飞机失事,一名华为员工遇难,这让人注意到华为员工在海外拓展中遭遇的艰辛,华为年初披露的一份资料中说,“在一些国家,我们有70%的中国籍员工得过疟疾。”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正处在一个自己承受艰辛、在外遭到抵制与批评的痛苦时期。中国制造的低廉商品遍布全球,但到处遭遇到的却是反倾销调查和抵制,被批评抢走了全球工人的工作。在西欧这样的富裕市场,中国企业同时面临着产品质量低劣和侵犯知识产权的双重指责。在非洲这样的危险之地获取资源、开拓市场的行动,常被拿来与比尔·盖茨在非洲救助艾滋病的善行作对比。
驱动中国企业国际化、走出去,是多种朴素诉求的混杂物:加入全球化浪潮;成就世界级企业;获取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技术资源;在本土以外的市场销售产品获取利润。但由于条件所限,中国企业尚难一下子融入全球市场的主流——— 在美欧等主流市场销售的是低附加值产品;在非洲等尚未被开发的市场要面对市场外的风险;中东等地的优质自然资源无法正常获得,只能去开发高风险的资源;在主流市场所能并购的企业,获得的大多是过时的技术,也充满高风险。广为传播的“中国威胁论”,也给中国企业国际化造成很大的障碍。
中国企业现在遇到的困难,可能还只是一个开始。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企业群体缺乏明晰的发展理念,只是在经济发展的大浪潮裹挟下前行。
当今的全球化浪潮,实际上准确的说法是“公司全球化”,它是由一系列签字认可的宪章和未签字却被广为认同的理念组成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前者的代表,它的本质是在维护财产权基础上的自由贸易。但是,起码在当前,“全球自由市场”本质上仍近似一个神话——— 正如知名社会学家、公司帝国批评者查尔斯·韦伯所说,这个神话刻意模糊了这样一个事实,“市场总是由政府所建立并且只能在政府的各种干预和资助下才得以生存。”而那些不必签约但被广为认同的理念部分,则是一系列符合西方企业现状又被全世界都认为是先进、正确的理念。这些公司全球化的理念,既包括做企业公民、尊重知识产权这样跨国公司已经大力践行的,也包括做全球企业即为削弱企业的国别根源特征这样的全新理念。
中国企业也必须遵从这些理念。问题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仅仅靠像知名跨国公司那样尊重知识产权、回报当地社会就可以成功吗?它们所必须面对的是,这些理念经常有利于西方跨国公司,对中国企业却是极大的限制。以知识产权为例,尊重知识产权已经是共识,但实际情况是,跨国公司由于已经拥有非常多知识产权,它们之间用交叉授权的方式避免了巨额费用付出,而中国企业由于起步晚,知识产权积累不足,因而经常惹上麻烦、官司,或不得不支付合理、不合理的巨额费用。企业公民这个理念的约束要比知识产权的约束略松,但西方跨国公司已经非常重视企业社会责任,以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很注重回报当地社会。中国企业在海外也需要回报当地社会,协助当地发展,但要达到同等程度或同等效果,恐怕需要创新的理念和做法才行。
以中国企业在非洲发展的具体情况为例,电信设备业去开拓非洲市场,我们就需要向当地社会解释,我们的电信设备更适应当地现在的发展状况;中国企业到非洲去寻找自然资源,也需要向当地社会解释,开发自然资源是公平的、双方互利的交易。当然,也需要向当地说明中国准备长期投资、协助当地社会成长。
对于更大的问题,即中国企业国际化需要什么样的新理念,则需要更多人来一起思考、寻找答案。这个答案也可能是寻找与西方跨国公司不同的道路,也可能是应该沿着它们定义的全球化规则前进,也可能是其他的路径。惟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一次中国企业群体必须明确自己的理念,不能只是被大潮裹挟着盲目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