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文

“全国牙防组”的“权威认证”形象在扰攘经年后终于倒下了，但公众持续不断的讨伐，并未因牙防组的组织形式和名号被撤掉就偃旗息鼓，其中对于牙防组被撤后从企业收的大笔资金去向何处的追问，也算有了部分答案：“与牙防组关联密切的牙防基金会资金73.42%用于工资福利办公支出，财政违规遭质疑”（《京华时报》5月16日）。

看完这条新闻，大家就会发现牙防组和牙防基金会是“两个牌子，一套班子”。说白了，都是一家子人，为了一个共同的利益目标，按照利益分配，在人员及工作安排上以“水乳交融”的格局分布排列，各司其职，分演不同角色。平日里大家是同屋办公，一旦面对公众，马上依此队列排兵布阵，一旦一个牌子臭了倒了，就急忙撤销以逃避应负的法律责任，然后又主打另外一个牌子接着忽悠，让我们乖乖的在他们精心设好的迷魂阵里束手就擒。

牙防组这个“大忽悠”的信誉破产，并没影响到牙防基金会“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某官员语）。这种作用是什么呢？料想该是“致力牙病预防保健、为人民健康谋福祉”。然而从目前网络以及平面媒体所引导的舆论风暴看，更像是把部门当作分肥的枢纽，集体设租和寻租，通过部门利益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据媒体报道，中央政府近期屡次严令各部门如实申报非税收入，重申改革非税收入体系的决心，这显然是基于非税收入泛滥和无序的沉痛现实。牙防组、牙防基金会可谓典型事例，但也可说只是冰山一角。某些行政部门自设的所谓自负盈亏的外围机构，例如名目繁多的中心、协会、学会等，不仅成了孳生腐败的培养基，而且依托行政权力和行政资源，通过各种认证、年检、培训来收费敛财。而这些机构也被好事者借抗战时候的“二鬼子”命名为“二政府”。

但面对这种公众的不信任或曰成见，这些“二政府”的主管上级态度显然会令他们失望。据一名不愿具名的官员称，牙防基金会不会因牙防组撤销而受到牵连，宣称“作为一个独立法人社会团体，牙防基金会的运作有专门法规规范，受相关部门监督。”然而报道显示，牙防基金会公益事业支出与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比例严重倒挂、违反《基金会管理条例》，居然通过了审计，基金会2005年度工作报告也通过了民政部下辖的基金会管理处的审查。

主管部门依然对于媒体调查、舆论鼓噪以及公益诉讼表现得戒心重重，甚至展示了自我封闭、自我防护，在它与民众间构筑屏障的倾向，别说承担作为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领受“渎职”的问责，对于这些依托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力牟取非法利益的机构的态度就像挤牙膏一样，甚至企图对“水乳交融”的两个机构作彻底切割。漠视甚至纵容部门权力被商品化、私利化已是一大错，在事后究责时又以“自查自纠、自扫门前雪”的手法应对。这种“挤牙膏”的努力所向，其实就是以政府信用作赌注，但结果很可能是大败亏输，不是有网友说了吗？“以后对政府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不能轻信。”

大名鼎鼎的《金瓶梅》中，有这么一号帮闲人物，名为应伯爵，靠趋奉帮闲凑趣混饭吃。西门庆待他不可谓不厚，他也曾指天画日信誓旦旦：“愿不求同日生，只求同日死。”可西门庆一旦死了，最早叛离的却是自称对他“公信第一”的应伯爵。不管是作为一个依托政府公信力的认证机构，还是作为一个可向全国范围公开募捐的基金会，“公信第一”大抵应是其宗旨的题中之意，可牙防组和牙防基金会的现实作为却与此存在严重抵牾。这么说起来，它们与应伯爵还是有些共同属性的。

《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曾颇带怒意地评论说：“但凡世上帮闲子弟，极是势利小人，当初西门庆待应伯爵，如胶似漆，赛过同胞弟兄。身死未几，骨肉尚热，便做出许多不义之事。”但是，在这种权力红利虽然正从上遭遇中央政府重重压力、自下面对民众重重防范，但所面对的遏制措施更多是行政干预而不是司法介入的情况下，我却期望在形形色色的“二政府”中，也有应伯爵“叛离”，将牙防组、牙防基金会的层层铁（黑）幕一道道拉开，对于同类的“二政府”，有着莫大的警示意义。
（来源：信息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