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或许是美国财长鲍尔森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鲍尔森认为美国人往往没有耐心，因而更关注看得到的成果。美国国会议员们也许正是这样一种美国人的典型代表，他们更关心人民币升值步伐，而较少在意中国是否已经做了努力。所以，即使中国做出了切实的妥协，我们仍然很难断定，那些美国国会议员们是否愿意收起制裁的大棒，而把眼光放得更远些。

正如中国副总理吴仪所指，中美应该从各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等方面进行分析，着眼于国内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就此而论，中国应该改变外需导向的经济，使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对于美国来说，低储蓄率、赤字攀升，也并非人民币升值就可以化解，这是美国要眼睛向内寻找出路的结构性问题。

中国和美国之所以需要进行战略性经济对话，一如美国希望中国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美国对整个全球经济的稳健发展同样负有重大责任。改变全球经济不平衡局面，防范可能的经济衰退和危机，作为一个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庞大经济体，中国的政策选择正在对世界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因而，中国需要和其他国家一起协调国家和地区利益，而不仅仅是站在自身利益上进行考量。作为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更为深切。

但是，在过去两次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国方面显然把短期问题放在了第一位。美国国会的压力让所有官员都希望争取更现实的利益，并没有耐心更多地讨论战略问题。而在即期目标指导下，对话的重心更偏向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偏向于金融市场开放。这无疑也导致美国有意无意间回避了自己需要解决的难题，而宁愿寻找一只“替罪羊”。

而这种对话机制本身，是希望通过对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问题的讨论，为中美经贸的长期稳定奠定基础。战略上的共识互信，可以避免短期政策的盲目和过激行为，一旦发生贸易争端和摩擦，也有助于问题的理性解决。

中美经贸的现实问题不乏对话的平台。比如说每年举行的中美商贸联委会，就有中国副总理吴仪和美国贸易代表共同挂帅。无论是市场准入或者知识产权保护，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直接讨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定位本来只是兼顾短期热点经济问题，但现在却承担着贸易和市场准入谈判平台的功能，甚至扮演着“救火队”的角色。一些更具战略性的话题，比如说能源和环境保护，在美方公布的清单中并不具有特别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