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诗成/文
河南省新郑市人大代表张一，涉嫌职务侵占侵吞数千万元财产。面对确凿证据，警方立案侦查并准备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但是，7个月过去了，警方至今无法行动。原来，张一是新郑市人大代表，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前，必须经新郑市人大常委会的许可。而警方递交了两次提请报告，新郑人大并未正面许可公安机关强制执行，至今，嫌疑人仍逍遥法外。(《中国青年报》6月5日)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手握确凿的犯罪证据，由于没有地方人大的明确许可，警方只能眼睁睁看着嫌疑人逍遥法外，这不能不说是法治的悲哀。有人把矛头指向了代表法，认为正是其中“县级以上人大代表，在人代会闭会期间非经本级人大常委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的规定，令人大代表享有了司法特权。这种特权反过来，又成为一些人大代表在法律面前得以高人一等的“护身符”。
初看起来，是这样。早在刘涌黑社会案发之后，当时的沈阳市公安局长便承认：刘涌的人民代表身份给公安机关处理这些问题带来了许多难度，这些难度也恰恰是对他的保护，这种保护使得刘涌更加猖狂、为所欲为。根据刘涌的说法，他之所以削尖脑袋挤进人大，就是看好“保护伞”的作用。近年来，类似刘涌依靠人大代表身份，嚣张跋扈、目无法纪者大有人在。
正因为如此，地方人大机关在审批相关案件时，更应该遵循权力自觉的原则，小心谨慎，避免成为阻碍司法公正的绊脚石。对于案情确凿的案件，应该在第一时间及时、明确地批复。然而，新郑市人大先是经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决定不许可警方的提请，接着又在常委会会议审议之后，不明确许可警方的提请，只是说暂停张一执行人大代表职务，令司法机关不知所措。不管是有意庇护、故意玩弄文字游戏，还是无心之举，结果都是“嫌疑人逍遥法外，老百姓看着生气”，其过失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说没有私心，那也只能说履职水平有问题。
其实，认真研究代表法就可以发现，代表法并未赋予各级人大代表“人身自由特别保护权”，也原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司法特权”。人大代表参政议政，为老百姓呐喊，为弱势群体呼吁，面临着政治风险，为了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确保他们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追究，代表法第三十条为人大代表增设了一道防错机制，确保他们的人身自由免受国家权力的侵害。与此同时，代表法还规定代表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应该说，这种制度安排是合理的。
但是，正是由于基层人大在操作的层面，常常受到人大代表地方影响力、人情关系等诸多力量的掣肘，才使得这项保护性措施在很多地方成了一道无形的“保护伞”，助长了不法者的嚣张跋扈，不仅人大代表被伤害得到了保护，甚至扭曲到人大代表伤害别人也得到了“保护”。“特权说”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作用：别有用心者冲着“特权”争当代表；个别代表因“特权说”产生了“我是代表我怕谁”的优越感；“特权说”还使得相关部门存在种种错误认识，不少执法人员对现场违法乱纪的人大代表不知所措。更重要的是，肆意的“特权说”，动摇着人大代表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动摇着人们对于法治与人大制度的信心。
代表资格被扭曲成“保护伞”的问题在一个一个地暴露，民众虽然望眼欲穿，但让这些扭曲归位的措施却迟迟未出。希望这一次是个机会。
（来源：燕赵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