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才真正使 “全盘公医制”成了全国规模的现实。背景人所共知，就是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旧中国为数不多的“国立医院”，以及由外国教会或传教士创办的医院，收归为社会主义国有医院的最早成员。原来的私立医院，则经过“公私合营”改造，陆续进入完全“公办”的序列。

对于人数众多、形形色色的私人开业医生和乡村医生，改造的方略是把他们组织成类似合作社那样的 “联合诊所”。也像合作社一样，联合诊所的公有程度可以逐步升级。最初的“半社会主义”组织，以个体医师的私产为基础，通过联合行医的有关章程，逐步限制私医们传统的行医自由。随着限制条件的日益完备和严格，“联合诊所”向更高级的公医机构过渡，私医们也最终被全盘纳入“公医”制度。

这些具体的、变化的联合行医的限制条件，包括注入资本的份额确定、收入和利润分配办法、参加公共卫生和防疫活动的义务、统一收费标准和明码标价、调整医疗服务布局、禁止并处罚私自应诊行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杨念祖的《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 （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版，第299－302页）。很清楚，随着对行为的限制范围的扩大，私产的内涵不断缩小。从理论上看，“联合诊所”的出发点可以是私医之间基于自愿的一个限制性协定，而随着这些限制条件的逐步扩展，个体医师也可以经由自愿之路进入全盘公医制。

历史不过是在演示，完全依赖自愿的改造路径一定无比漫长。事实上，疾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政治压力，在有能力深入城乡基层的超强国家的动员下，构成了以全盘公医制改造私医的大环境。在这个特定的背景里，雇有伙计或收留学徒的医生和师傅，常常被当作 “资本家”处理。事实上，“联合诊所”相当普遍地被当作工商联的一项下属业务。余下的个体私医即使被划入了劳动人民的范畴，也因为“个体行医”这种落伍的经营方式而必须加快改造。简言之，避开“政治不正确”，是推进全盘公医制的强大助燃剂。

应该在人民公社化之前，全国包括农村在内就完成了全盘公医制。城里当然都是公立医院的天下，我们只有通过按序数编列、或以行政区命名的人民医院的历史档案中，才能仔细辨认出这些医院的实际出身。农村地区呢？“联合诊所”早已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升级为社会主义程度更高的公医机构。后来各地挂牌的 “公社卫生院”或“大队卫生所”，有不少原本就是乡村私医的联合诊所。1958年9月，毛主席批准《红旗》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