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郭娟 这本书的封面上最终印了一张安迪·沃霍尔（AndyWarhol）身着中山装的黑白照片，照片上面为本书的题目《安迪·沃霍尔 中国 1982》（AndyWarholChina1982），而摄影师克里斯多佛·马可斯（ChristopherMakos）的姓氏印在了最下方，还好字的尺寸大于题目。马可斯已经换下了前两日讲座时据称是来自Kenzo的花哨西装，现在穿了一条彩色条纹裤子，一件绣花的德州风格衬衫，和一件在秀水市场找师傅定做的宽大西装上衣，坐在北京饭店开足了冷气的休息室里接受访问。
1982年，也是在北京饭店，没有记者，没有访问，不过他旁边是安迪·沃霍尔。那是沃霍尔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来到中国，作为朋友和私人摄影师，马可斯受邀同行，并且拍下了现在结集成书的这些照片：沃霍尔在长城，沃霍尔在天安门，沃霍尔在花鸟市场，沃霍尔在北京的街道，沃霍尔模仿背后石狮子的表情，沃霍尔的黑头发直愣愣地从白色假发下钻了出来。
马可斯也说不清楚当时邀请沃霍尔来中国的“年轻的香港富商”是谁，虽然此人的面孔不仅出现在了纪录片中，也出现在了沃霍尔的画里，这位在80年代就有想法邀请沃霍尔来中国并且最终成行的“有识之士”在26年之后身份显得相当扑朔迷离，惟一的线索就是他当时经营着一家名字叫做IClub的俱乐部，在纪录片的镜头里笑得有点腼腆，现在他的代号是“年轻的香港富商”。1982年较之现在不能称作开放，不过马可斯说他们并未为签证的问题操心，所有的行程已经安排就绪，从纽约飞香港再飞抵北京，马可斯还记得从香港飞往北京搭乘的是一架波音707，待遇如同尼克松访华，他还以为只有老式俄国飞机呢。虽然他否认自己对社会主义中国有所预设，不过就当时的照片来看，马可斯的确剪短了长发，而且衣着非常朴素，甚至乏味。当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于纽约客来说如果不是有些可怕，至少也是保守的，少奇装异服为妙，当然他们也的确立刻淹没在了一片蓝色的海洋里，如同沃霍尔“复制”的概念，每个中国人都在拷贝旁人的穿衣风格，整齐划一。
沃霍尔打扮得也不是典型的沃霍尔，他背了个双肩书包，穿着夹克衫和牛仔裤，看上去多少有点像个上了年纪的学生。在北京，极少有人把他认出来，而在纽约，他那张脸足够引起围观。如果现在沃霍尔来到这个城市，那该是怎样的景象。他是波普英雄，这里是新兴的消费社会，一切都是簇新的，一切都闪闪发亮，他那些复制的“把戏”，包括金钱符号一样也不缺，简直是为他专门准备的舞台布景，能产生最强烈的共振。他会说什么？“Let'sparty”？
马可斯很得意他的新手表，晃着手腕引起我们的注意，表盘上印着毛主席挥手的形象，亦是来自秀水市场——毛形象的使用已经普及化了。正是沃霍尔把毛变成了波普明星。“在安迪笔下，毛的肖像所寓意的力量是传统的，巨大尺寸和重复的次数，使他成为抽象的中性的日常用品，抹去了道德价值甚至美学表达的企图。”艾未未在为本书所写的文章《轻如鸿毛》中说。那是艺术家的总结，对于更年轻的一代来说，快速和大量正是伴着成长记忆一同出现的，毛的形象对上一代艺术家们的含义如果还需要从道德和美学的角度去阐释——哪怕是抹去道德价值和美学表达的企图，那么现在，可能终于如沃霍尔所愿，回到了最表面化的层面上，一种无处不在的视觉符号，中性且日常，又具刺激性，契合眼下主题。
1982年，沃霍尔在天安门前同毛的画像留影。马可斯说这难免让人产生“伟大的人在伟大的地方”的情绪，但是当时按下快门时并无纪录历史的使命感，甚至把这次中国之行的照片结集出书的想法在过去的二十几年内都没有产生过，不过现在回头来看这些照片，其中的统一和矛盾，滑稽和严肃，再次回到现在剧变中的中国，又有了新的意思。整本书中唯有一张照片不是马可斯所拍，那是天安门前某位摄影师傅的作品——一天里的某一桩生意，采用了当时流行的染色技法，色泽鲜亮，沃霍尔和马可斯二人嘴唇被涂得红红的，像两名局促的游客，本以为此生无缘这张照片，三个月后它却安然来到纽约，平整光滑，一个折角都没有。
“记者问我的最多的问题是，现在的北京同26年前的北京有什么不同？”不同是显而易见的，新建筑让人无法回避，视线所及，城市的面目已经改变，1982年的记忆仅仅是他在北京饭店前找到的同一个国旗旗杆，讲座上他被问到对新建筑的看法，马可斯觉得新建筑都很漂亮，言语间只有祝贺，没有评判；车比从前多，自行车却少了，他在北京给自己弄了一辆自行车前往各处，“纽约现在很流行骑自行车”，巴黎也是，在欧洲的各个城市，自行车又回潮了。“就像北京的普通人一样骑着自行车走在大街上”，马可斯说。如果呆得再久一点他大概就会发现，这里同他有一样想法的并非“普通人”，大多数普通人的梦想是拥有自己的小汽车。
“最大的不同，上次来的时候我更多是像一个观察者的角色，这次是个参与者，参与到中国的文化中。”他参观画廊，拜访艺术家，去当地“名流”家作客，一切都和26年前不同。1982年的中国之行中，沃霍尔也拜访了艺术家，不过不是受到他很大影响的当代艺术家，而是一位画水墨的老先生，老画家画了张传统中国画相赠，沃霍尔则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美元符号。马可斯说曾有人拿着一张画来找他鉴别是否是当年那次中国之行的产物，谁也说不清了，毕竟美元符号也如此容易模仿。
沃霍尔对消费社会价值观和美学的预见，是该严肃地加以讨论，还是如他本人一样，用一句既摸不着头脑又可成为口号的话作答？比如——“‘你最喜欢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开始画钞票”；“我不相信少即是多，多多益善，大画比小画要贵，就像杂志是按字数付钱的”——这些好像是自嘲又好像是讽刺式的话语和安迪·沃霍尔本人一样难以模仿。
艺术家徐冰在一次采访中说:“波普的思想已经渗透到今天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从社会的结构演变中来，又反过来影响当代。客观地说，整个当代艺术本身都在衰败，但是有价值的艺术家的思想会一直具有影响力，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