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黄集伟/文

喝咖啡

生活中，每个人都戴着面具……有关于此，齐泽克的理解是，即或如此，也未必非要谴责“面具”——因为，那“面具”或许并未真正惑乱我们真实的身份。

“戴面具可以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有时候，比我们愿意相信的更为常见的是，在我们的面具之中，存在着比假定的‘真实自我’中更多的真实。”

以网恋为例，齐泽克说：“不妨想想那个尽人皆知的羞涩的性无能者：他在玩着赛博空间的互动游戏时，采取的视频身份是一个施虐杀人狂和不可抗拒的色诱狂。”

当然，也可以说，那位羞涩的性无能者之所作所为不过是一个 “想象性弥补”，一个脱离现实窘境的“暂时性逃避”，可关键是，既然他知道，网游只是一个游戏，他没什么理由不“显示出一个真正的自我”。

同样，他也没什么理由不在那场以虚拟名义“上演”的视频秀里做出现实生活互动中永远不会染指的任何事情——在“虚拟”的伪装下，关于他自己的真实反被更清晰地呈现出来。

这时，吊诡訇然而至：或许，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见的其实都只是虚构的人物，就像虽然我们喝下一杯味道好极了的咖啡，可它已事先被滤掉了咖啡因。

相反，在那些事先声明纯属虚构的肥皂剧里、在那些把爱喊叫得撕心裂肺的情景剧中，我们喝下的倒有可能是一杯真实的咖啡，哪怕其中所含咖啡因微乎其微。

打边炉

写影评的危险在于它等于是用文字挑战影像，加上它的私密性、个人化，说它是冒死一说不为过。可马家辉多半不这么看。看他的影像赏析文字，得体而松弛，看不出“冒死”的蛮劲与吃力。

说到根据王安忆作品《长恨歌》改编的电影，马家辉说到对王安忆的印象：“她是森林里独来独往的一头母豹，并非什么军团里的一位将军。”

这话与王安忆今年荣获华语传媒07年度作家奖后的获奖感言不谋而合：

“我又堕入了我的特定的陷阱，这陷阱叫做‘长恨歌’。这是一个极其狭小的陷阱，它将我限制于这样的定位：描写上海。事实上，上海只是我的小说的布景。”

马家辉激赏电影《长恨歌》中围炉夜话那场戏。马说的“炉”不是“炉子”的“炉”，是“打边炉”的“炉”，“打边炉”即火锅。

据说，香港人虽不像重庆人那么酷爱火锅，但日式、台式、川式各种火锅在香港都有一席之地：

“严寒里，还有什么比打边炉更为应景？……锅炉的热气是最好的面具，让人仍然看见你，但看不见真的你。其实除了热气，打边炉的过程亦足以成就另一种障眼法。”

“各式肉菜摆满了桌子，你站起身仔细端察，假装把注意力放置于挑选食物之上，然后用筷子夹起其中一件，放进小箕，把箕子轻伸到炉汤之中，你的眼睛全神贯注地望着锅里层层冒起的热泡，不会有人觉得你心不在焉。”

“打边炉的美学在于‘留白’，你不必急于用声音填满饭桌，在手忙脚乱里，没有人会逼你表露自己……它召唤了我们的荒芜记忆，在大脑皮质的最深处，隐隐有一根神秘的火棒，熄了，再烧，烧起，又熄，当你按下那个gas炉的开关键，其实亦是只拉开一幅记忆帷幕，只是你自己懵然不觉。”

沿着这样的联想再想，近似的“边炉”大家不天天都在打吗？围站在那口新闻汤锅边，各自的心事混合在烟雾蒙蒙里，且混沌，且暧昧，尽情地伤心尽情地闹心，都无妨……原以为流干的眼泪被那滚烫的热气一嘘，忽就汩汩而出。

文集收尾处，收下马家辉写于1997年香港回归前的两组书信体小说。这组以虚构名义撰写的心情故事即或是在十年后的今天读，依旧又含混又真切。

含混是说，它记录下了彼时彼刻无以言说的繁复心绪；而真切是说，围站在那锅时代的热汤前，马家辉确切记录了自己愉快的伤感乃至无与伦比的失败，并因此留存下一座完整的废墟。

啃面包

英国人彼得·梅尔撰写的“普罗旺斯系列”自上个世纪末在中国出版后，很快成为小资拥趸对象。“普罗旺斯”这个名字也大致成为一个来自异域的“桃花源”，虚无飘渺，精致美好，跟梦一样。不过，那是一个有名、有实的梦。

今夏，彼得·梅尔，这位来自英国的“陶渊明”写了本新书，叫《面包人生》。这本新书老实，实在。它在对很多平生只爱八两饺子一头蒜的读者无意义的同时，又对一小撮面包爱好者、烘培爱好者意义巨大。其中关于诸多法式面包的烤制配方的介绍均可照方抓药。

我花费了大约半个多钟头的时间看完了这本小册子，感觉上，它的务实和周到构成了一种远比憧憬、梦幻普罗旺斯更可效仿的生活态度。

在这个一边厢哀鸿遍野一边厢夜夜笙歌的年代里，居中者大概就是那根“法式长棍”吧？把它切成很多很多片吧，把它逐一分给饥饿的人们吧。

这是一本“语言与面粉的混合物”（彼得·梅尔语）。它适合放在烘培爱好者的博客里促销，适合放在味多美店铺外的橱窗里展示，适合放在我家近邻餐桌的那格书架上，提醒我:简单、质朴、新鲜、温暖如“奥泽家”（书中面包房名）一样的生活其实就在触手可及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