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郭娟/文  《千钧。一发》这个片名不是导演高群书的主意，他更倾向于用电影的英文名《OldFish》，老鱼，即电影里的男主角，齐齐哈尔市的一位基层民警，此人擅长捕鱼，也擅长鉴别日军和苏军战时遗留下的危险品，从地雷到芥子气，老鱼眼睛一扫就知道。派出所里人人都知道，发生了这种事最好的办法就是第一时间通知老鱼，他总有办法。老鱼工作生活起来都是把好手，他老婆也常对外人唠叨，我们家老鱼除了不会生孩子什么都会。

可是这次老鱼碰上的不是地雷而是炸弹。“炸弹你懂不懂？”局里的领导问。“炸药懂，炸弹不懂。”可是没人懂，专家又到不了，老鱼只好上阵。这还是一颗定时炸弹，从发现到设置的爆炸时间不过一个小时，一番紧张忙乱之后，老鱼居然把炸弹拆除了，出来后他浑身瘫软，路都走不成个样儿。小馆子里局长请的庆功酒还没开始喝，第二颗炸弹被发现的消息来了，事情到了这地步，老鱼只好披上衣服奔到现场。这次运气也不错，虽然是颗遥控炸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但是老鱼还是把它给解决了。这次老鱼的鞋子里全是汗，往下一扣，汗就“哗”地一声流了出来。老鱼瘫在地上大声喘气，只是这会儿他还不知道，前边还有九颗炸弹等着他。

老鱼心里越来越紧，电影的节奏反而越来越松弛，越来越不是“千钧一发”该有的气氛，当非常态成了常态，成了每天睁开眼都要面对的一件事，整桩事情变得荒诞不经起来，连观众都适应了，老鱼的电话一响，肯定是“又”发现了炸弹，没完没了，简直不像是真事，而领导们也渐渐相信，老鱼就是最管用的“炸弹专家”。电影到了这里，忽然让人联想到某些后现代的小说写作手法，谁安置了这些炸弹？真正的专家为何迟迟不到？为什么那么巧，第一颗是定时炸弹而其他都是遥控炸弹？没有答案，故事一路单线条地往前走，直冲到最后一颗炸弹爆炸、老鱼身受重伤，故事告终。

字幕出现时，银幕上也响起了老鱼的声音：真实生活里的老鱼，本名于尚清，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建华分局治安大队民警，11颗炸弹的故事并不是来自编剧的精妙构思，荒诞感也原原本本出自现实本身，“生活远比电影更戏剧化。”高群书说。《千钧。一发》仅仅三百万的投资，要拍成个警匪片子资金嫌少，但也不是不能拍；按照传统戏剧模式塑造英雄形象，这样的办法是白白浪费了一个好故事。“还是拍人吧，就拍老鱼这个人，老鱼这个人真的就像一条老鱼，有他生活的智慧，所以最后定了这样一个故事结构。”电影镜头运用得相当流畅，主场景——破落大院的杂乱配上东北的天寒地冻，正像是人冷得发青的脸色。演员几乎全是非职业的，老鱼的扮演者马国伟是哈尔滨某基层派出所的副所长，对于金爵奖“影帝”的称呼只报以羞涩的一笑，看上去这种场面让他很不适应。高群书拍电视剧出身，拍摄《征服》时在公安系统做过不少采访，上上下下关系也算通畅，有了这层底子，各种资源用起来就顺手得多。他说也正是电视剧的口碑，在资金方面帮了他的忙，在此之前他的电影作品只有一部，就是《东京审判》，题材敏感，不过还是公映了，这也是他的本事，无论手里的题材如何，从来没有在审查上被卡住过，“尊重游戏规则”。他一边说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一边又自我“检讨”身上残留的穷酸文人气，大学念中文系正赶上西方现代派进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福克纳、卡夫卡也读了不少，可是并没有追随先锋，反而回过头来踏实地“写实”了，“西方是西方，中国是中国，你看很多中国作家当时也是受了很多现代派的影响，不过还都是很写实，写实里又透出荒诞感，这就是个中国化的过程。”这也算是他对自己的《千钧。一发》单线突进的故事结构、踏实又有人情味儿的讲述口气的解释。

高群书说电影不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得奖没关系，可是我们老马的确该拿个影帝。老马真的成了影帝，而他的新电影《千钧。一发》最终拿到了金爵奖的评委会大奖。

访谈

经济观察报：《千钧。一发》现在的推广做得怎么样了？

高群书：应该是6月25号在国内上映。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小片子现在生存很艰难，但是你得找到它生存的方式。我和我的制片人以前都是搞电视剧的，电视剧的经验其实可以引过来。其实小的发行公司应该跟影院交朋友，电视剧就是这样，拍之前就把故事报给电视台的购销中心，他们回给你反馈意见。现在电影的情况是发行拿给院线，院线一看，说没意思就走了。其实院线也有个认知的过程，你得告诉他，哪儿有意思，背景是什么。小片市场不好不是体制问题，是从业人员素质太差，电影从电影节回来跟观众不沟通。其实中国观众是有去电影院的愿望的，就算制作上有问题的电影还是有人看，说明中国观众其实门槛很低，所以中国的票房潜力很大，剩下的就是策略问题。

我接这个片子的时候就想了它的出口，首先这个题材是可以拿到国家补助的，还可以拿一些奖，这就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另外这个片子出来好多发行公司愿意接，因为他们也有指标每年要多少部国产片，这个国产片又不难看。但问题是他并不一定能给你好好去做，所以我们制片人进来了，跟上影一起做——我们和上影有合作《东京审判》的经历。要有一个具体的人去督促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宣传的工作都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次也想局部先上，慢慢养口碑，然后全国再上。现在我们参加电影节也是选择对片子推广有作用的电影节。

经济观察报：你们现在做宣传的时候把这个电影定位成什么样的片子？当时拍的时候怎么决定故事结构等方面的安排的？

高群书：这肯定不是一个艺术片，更不是一个作者电影，但它也不是个商业片，因为从第二颗炸弹就开始释放了，开始讲人的心态，想看《生死时速》那样的惊险片的人会失望。当然小片子不可能人人都喜欢，现在我可以很不隐讳地讲，这个片子就是给最有文化和最没文化的人看的，不是给专业人士看的。放过之后老百姓喜欢，很多特别挑剔的影评人也喜欢。一个导演肯定有自己的作者气质，也有自己的技术准备。拍的时候就是把你的这些准备和你自己的气质如何结合起来的问题了。李安到了好莱坞第一个感悟就是，好莱坞是个讲求精确的地方，是可以量化的。这是两个文化的差别，西方是讲逻辑性的，中国比较含混。我原来也不讲究这些，但是现在觉得必须要讲究，有控制，有释放，新导演看了很多电影，知道了很多方法，就什么都想用一下，但是到了真正拍片子的时候要“化”，你要想哪儿用什么东西是合适的。

为什么按照这个结构讲故事，因为当时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讲了两个多小时，我没觉得烦，听进去了，还感动了。他这个人有意思，这个事情也有意思。这个事情不是越来越紧张，而是越来越不紧张。人人都无奈、无助，但是你还是要去改变，改变完你还是没办法，这是个宿命的问题，某些事情可能是改变了，你改变了局面，但是实际上还是没有改变本质，所以我们想拍一个善良的人，表现一种善良的力量，这就行了。这也跟我自己的心态有关，当时接这个片子是2006年，《东京审判》之后，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让我想起我们拍《东京审判》的事情，当时一冲动就接了，接完发现前面是要披荆斩棘，也有怨言，但是你还得往前冲，很自私地说，我就是从这个故事找到了自己的投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你可能越走越失望，越走越难受，但还是得往前走，事情总有一个戛然而止的时候，老鱼最后是炸弹爆炸，这是个宿命也是个现实。我后来看的时候最喜欢的是他从楼上下来的一场戏，那是最悲凉的一个时刻，大雪下来了，人一下子就躺地上了，像个木乃伊一样，电视里、报纸上都在讲他的英雄事迹。

经济观察报：我其实直到最后，电影里真的老于的声音出来之前都没觉得这是个真事，反而觉得是个虚构得很好的故事，当炸弹变成他生活的常态之后，整个故事就变得越来越荒诞。

高群书：对，就是荒诞，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故事的感觉。也有记者问，为什么故事里这个“匪”一直都没出现，我也想过，但是我还是坚持了现在这个线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面对这样一个困境。我刚才说最有文化和最没文化的人，比如阿城他看到的就是荒诞和黑色，这是最有文化的人，不是说老百姓没文化，但是可能老百姓就是看到一个好人，感受到这种温暖。感受到荒诞和黑色比较接近我的想法，感受到温暖那是另一个层面。我们在资料馆放的时候选了很多人来看，居委会大妈、学生、警察，整个过程笑声不断，他们觉得有意思，觉得幽默。其实刚拿到这个本子的时候，编剧写得很正，后来我带着编剧去采访，对原来的剧本做了很多改动。

经济观察报：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高群书：接下来会拍一部商业片，叫《四大名捕》，是个现代片，讲警察的。还有一个长期的计划就是二十部电影，从1930年讲到2030年，相当于一个现代史，从一些小人物的故事来讲。现在我不会去拍艺术片，不拍作者电影，我觉得我人生的感悟还不够，作者电影就是作者有多高片子就有多高，对我来说，现在还不是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