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听我非常道》主持人、北京远景东方影视传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富中国》制片人

嘉宾：

樊刚  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邵楠  非常观察员

 

李南：美元为什么会持续贬值呢？

樊纲：美元正在不断往下走低，这是由美元制度来决定的，是在波动当中不断贬值。

美元为什么会不断贬值，首先是因为美元变成了一种国际标准货币。之前是以英镑为中心货币，可是英镑与黄金挂钩，是金本位货币体系，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制定了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

但一开始仍然是金本位，美元不是本位货币，是中心货币，也就是说其他国家的货币可以与美元挂钩，可以不用持有黄金，但是美元要跟黄金挂钩，一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这是当时的固定汇率。其他币种与美元确定基本固定汇率，但是美元一旦获得中心货币地位，就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多发货币，多到其他国家要用持有的美元兑换黄金，美国兑换不起。

李南：是不是刺激美元越来越多了？

樊纲：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向世界宣布，美元不兑换黄金了。也就是说之前35美元可以兑换一盎司黄金的，但是按照当天市场价格，却要280美元换一盎司。这相当于宣布黄金不再是货币，金本位从此消失，从此美元就成了本位货币，都要以美元为基础。

李南：难道不能抑制美元的发行？

樊纲：理论上说，各国政府都有约束条件，约束条件就是各国的通货膨胀，各国政府都在印钞票，多发了，一定是通货膨胀，使得社会动荡，经济下滑。美国政府也有这个约束，也要防止通货膨胀，但这个情况跟中国不一样，发人民币只能在中国用，因此通货膨胀只能在中国发生，不会扩散到其他国家去。

美元是通用货币，即使是通货膨胀，也会将金融风险扩散到全世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自己感觉不到那种风险，并且风险被稀释了，被分散到了世界各国，由我们共同来分担。中国有那么多外汇储备，其实是分担了美国的流动性过剩的风险。

李南：美国不会永远没有感觉吧？

樊纲：早晚会有感觉，感觉就是一次一次的危机，包括次贷危机，但是它会扩散，而且很多风险是由别人分担，这就导致了一种倾向，就是美元越发越多，从长期趋势来讲，自然就不断贬值，之后是哪个国家发展得快，美元就先与它贬值。

李南：为什么？

樊纲：因为发展得快，与美国贸易差异就大，国际收支不平衡。那时候德国增长得快，美元先与马克贬值，日本增长得快，跟着日元贬值，现在中国增长快，于是轮到中国。

李南：怎么就改不了呢？

樊纲：改制度需要成本，制定一个新制度也是有成本、有代价的。

文化相近，认同感相近，就是互相的信任感，而且最后都执行统一的财政纪律，这件事在全世界要实行，太难了。

但是当制度有问题时，现实经济的关系发展会做出一些调整，那么各国也会做出自己特殊的一些反应，现在已经具有了事实上改变这种体系的一种趋势和机会。

李南：什么样的机会？

樊纲：比如说欧元形成，欧洲人当年发行欧元，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美元发货币会产生各种问题，欧洲人心里不踏实，有了欧元可以不再用美元结算，欧洲80%的内部贸易，是用欧元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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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假如说现在美联储不降息，改成升息，是不是意味着人民币升值压力减缓了呢？

樊纲：当然有这个可能，就其他条件给定的话，美元减缓贬值的趋势，对中国的压力就会减缓。但现在世界上，实际还有另外一种趋势，就是次贷危机还没有结束。

李南：是不是有更大的风险？

樊纲：现在国际上，一些没有受到次贷危机影响的资金，也要找出路，但是西方金融市场，现在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场所，因此它还在寻找其他的投资机会，这时候所谓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增长比较快的中国、印度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吸引力更大。所以尽管美联储降息，对我们流动性的压力会减少，但是资本流入的加大，仍然可能发生。

邵楠：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对于企业来说，一方面要面对流动性问题，因为在中国，融资渠道有限，很多时候是依靠银行，然而现在不断提高的准备金率，银行的流动性也出现问题了。另外一方面，新劳动法实施以后，整个劳动力成本上升，然后美国整个消费需求下降，美国进口需求减少，导致中国企业非常困难。

樊纲：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现在是两难，一方面流动性加大，另一方面，自己又面临对经济增长有影响的一些因素。但是总的来说，我们毕竟还是有这么大的贸易顺差，贸易顺差下降了，是好的趋势，但是今年即使下降10%，仍然会有2500亿左右的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仍然是7%~8%这个规模，所以说在这种压力下，从国际收支平衡来讲，人民币仍然有升值压力，美元加速贬值，这是导致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因素。因为去年在一定程度上要赶上美国贬值的速度，以保证对欧元不贬值。但实际上是对欧元还是贬值了，本来应该是升值的。其实升值不升值是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方面确实有我们的因素，自己要做这方面调整，另外一方面是美元因素，美元加速贬值，一定导致我们升值的压力加大。

李南：有人建议说人民币升值应该一步到位，你们是怎样认为的？

邵楠：可以把它称之为阵痛疗法，好像在80年代的时候是1比5，我觉得可以减少中间的很多过程，虽然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是以很多企业的牺牲为代价，很多出口依赖型的企业会倒闭。

樊纲：这样企业就出局了，但是如果一个小步一个空间，企业还有调整的机会。另外就是中国的金融体系，还是比较脆弱的，我们经不住大波动，大的波动之间会有大投机，那就出大事。如果真有那一天，面对国际游资，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应对？

总之，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造成了全球经济的失衡，而却要最穷的那部分人来承担调整的责任，这是不公平的。

美国货币增发的宽松货币政策，因为房地产危机，造成了严重危机泡沫，现在调整产生另外一种结果，不是它主动调整的。这些年中国应该说做了很多主动调整，出口受到影响，这是中国主动调整的结果，是人民币升值了将近20%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