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mavolunteer,doyou needhelp?”（我是志愿者，你需要帮忙吗？）
在故宫的红墙外，一位身穿藏青色棉服、头戴白色小帽的老人不停地向来往的外国人打招呼，重复着同样的问题。
这一幕被新加坡纪录片导演莲·派克 （LianPek）收录到镜头之中。派克发现，一股蔚然成风的英语学习热潮正在攫住这座城市，而这股风气大抵都与2008年的北京奥运有关。
那位75岁的老人名叫杨景绣，从中国申办奥运会成功的2001年开始学英文，至今已有七个年头。作为奥运的城市志愿者，他将在三里屯南口的志愿者站点度过自己的奥运时光。
聊天定理
2001年，只是跟着外孙在新东方的课堂上“偷师”了几句，杨景绣就开始对英语上了瘾。
1993年退休后，他就一直赋闲在家。简单自在的生活，时间一长也不免让人感觉枯燥。学门外语，跟外国人自如地交流，在他看来是件特时髦的事。
没过多久，他在《北京晚报》上看到，申奥片里记录的一位美国青年科里，就在附近的团结湖社区义务教老人学英文。
于是他报名成了一名 “插班生”，而且一直坚持到了最后。
2004年3月，他骑车到附近的朝阳文化馆自学英语。在二楼老人阅览室的桌子上，堆放着一摞空白表格。那是向社区成员征集意见，“除了看书、读报，还能开展哪些活动为老年人服务？”
他一直发愁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学英语，一笔一划地写下了五条建议。
事情很顺利。两周后，一块一米多高的牌子立在了会议室外——“银色年华英语沙龙”。
揭牌仪式那天，北京电视台派了记者、摄影师来专门报道。杨景绣没想到会这么受欢迎，“这下全北京城都知道了。前来交流的人越来越多，海淀、密云、通州，甚至河北涿州的人都跑了过来。”
不过义务教课的老师可不像这些退了休的老人，有这么多的充裕时间，于是师资上免不了偶尔“断粮”。
杨景绣开始到处寻觅教课老师，好让这个学习班可以持续下去。他跑过北京不少高校，找来人大、二外的许多大学生轮流帮忙。路边偶然认识的老外，也被他热情相邀。
老师们的身份可谓三教九流，兴趣各自不同，于是教材也换来换去：《新概念英语》、《英语300句》……到后来杨景绣的家里积攒了一堆书籍和光盘。
直到2005年11月11日，恰好奥运倒计时1000天的时候，他们终于有了相对固定的教材——《北京市民奥运英语1000句》。取这个题目是因为，他们觉得当下的首要任务，就是“学好英文，接待外宾”。
神路街的旺市百利超市二楼，曾经有个大书店。杨景绣说服了书店老板，将那里开放成一个公共的“英语角”。
从那之后，每个周日下午，书店都格外热闹，老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用或熟练或生疏的英文对话，一直到“非典”期间才暂停下来。
直到最近，还有几个老太太兴奋地跑过来跟杨景绣套近乎——“我们都是当年旺市百利那个英语角的”。
提到学习成绩好的要诀，杨景绣说是自己“胆子大，敢说”，就连出门，“也爱找有外国人的地方待着。”
工人体育场北门一带的大广场，一到傍晚，就有许多中老年人络绎不绝地赶来，跳舞，踢毽，耍太极。杨景绣也是那里的常客。
因为紧挨着三里屯酒吧街和使馆区，这里往来的外国人格外多。他们常被这群活力充盈的老人吸引，每每驻足观看，那时杨景绣就会主动上前和他们攀谈。
一开始他总不知道如何开口，后来实践久了，也大致总结出了那么点规律。定理一：上来第一句先问，“您说英语吗？”回答是的话，说明对方英语没问题；若是“会一点”，可能母语不是英文，但也能交流。定理二：接下来要转入谈舞蹈，不能总问别人来自哪里，那会被误解为是想找个“陪学”练英文，往往把外国人吓跑。
通常，杨景绣会热情地邀请外国姑娘参与，“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教你。”
边跳边聊，日子久了，他也可以用英文流利地讲出长篇大论。“现在跳的这种就像你们西方的伦巴、探戈、华尔兹，但实际上是中国舞蹈。名字是西方的，但跳法改编过，是我们中国的‘街舞’——北京平四。”
杨景绣兜里常常揣着一本有点掉页的通讯录，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老旧朋友的联系方式，他们遍布全球各地——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瑞典、哥斯达黎加、日本、爱尔兰、马来西亚、奥地利、新西兰、丹麦、意大利、希腊。“简直像一个小联合国。”他说。
铜壶滴漏
在故宫红墙之内的钟表馆，杨景绣兴致勃勃地用英文讲解，古时候没有钟表时，人们是如何用铜壶滴漏来丈量时光的。
提起志愿讲解的事，还要追溯到2004年底，当时他在《北京晚报》上看到故宫在招募志愿讲解员的消息，第二天就报了名。
干这个工作要过三关，头两关是申报资料、面试，通过后每个人会得到一张临时出入证，分配给一个馆，三个月后是第三关试讲，时间是40分钟。
杨景绣被分到了钟表馆。馆里几百块手表，故宫造办处制的、古时地方进贡给皇上的、瑞士的、法国的、英国的……光是搞明白它们的来历就挺费事，更不用说用英语讲解了。
那年冬天，杨景绣奔波于朝阳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甚至北京观象台，查阅了大量有关钟表的资料。
真到了试讲那一天，他开始有些怯怯的，但后来心一横，壮着胆子要求第一个讲。
40分钟过去了，他讲完了日晷和铜壶滴漏。评委笑着说：“你以前做过讲解员吧？”面试的主持人还高兴地塞给他一块巧克力。回去的路上，他一直开心地哼着《两只老虎》——他改编的英文版。
后来发生的事情，都浓缩在他的志愿者服务手册上：三年之内，他去故宫讲解了113次。最初招募的200多个讲解员，最后只剩下五六十人，其中就有杨景绣。现在讲解员的生活已暂时告一段落，但在他奥运志愿者胸牌的另一面，始终铭刻着另一个身份——故宫第061号讲解员。
不要“Idon’tknow”
除了腰椎有点毛病，杨景绣的身体格外硬朗，走得快的时候，年轻人都赶不上。他的解释是，“心情愉快，身体就好。”
如今，他每天都活跃在团结湖附近的三个志愿者站点。几点几分，遇到什么问题，怎么解答，他都清清楚楚地记录下来。
问题总是千奇百怪。前两天，一个外国人问他，在北京看病，哪家医院可以用自己国家的保险。杨景绣打听了一圈才了解到，近处的朝阳医院、远处的协和医院、亚洲紧急救助中心都可以。
“这些问题都是之前没想到的啊，包括北京有哪些教堂，都在什么地方。还有的外国人说，我们要看真正的中国功夫，不是电影或者说早晨打打太极拳那种的。后来我们也知道了，北京红剧场，排了一出戏，真是在那现场开打。”
杨景绣的团队把收集到的问题汇编整理，“目的就是让 ‘Idon’tknow’（我不知道）越来越少。”
杨景绣有一叠原创作品——根据报纸资料和实地考察完成的一系列手绘地图。绘制一条街道，一个大院，不仅方向和道路名称清晰可见，就连里面的餐饮、娱乐、购物场所，也都用相应LOGO在地图上标识出来。
为了考察这些地点，杨景绣每天骑着一辆女式单车，穿梭在三里屯周围的大街小巷。
最初的时候，他拿着志愿者的胸牌，挨家挨户的自我介绍，对人家说“我们是奥运志愿者站点的，将义务宣传你们单位的情况”，但常吃闭门羹。后来见识得多了，他发现了一个简单办法，到哪儿只需说“请给我一张订餐卡”，这样门都不用进，就把事情办了。
从四五月份开始，他就着手绘制“三里屯街道示意图”，每家目标场所都进去考察，“有多少座位，人均消费多少钱，放的音乐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是‘动吧’还是‘静吧’”，日子久了，杨景绣对每一家都“门儿清”：北街有14家，最后一家是画廊，南街有五六家，大部分是餐厅。
杨景绣最近完成的作品，是一张 “北京城区新地铁线路和奥运场馆合成图”。
他将晚报上的新地铁示意图剪下，然后在对应站附近，贴上各处搜集的奥运场馆中英文标识，再彩色复印贴膜。“这样人家问路的时候，一目了然。”这幅手绘地图很快就被你推我荐，流传开来，统一印成了A3大小，分发到各个志愿者站点。
不过，杨景绣听说北京很快就要出一个新的中英文地图，“到时候说不定还得完善一下”。说完这句话，他又回到自己的工作，询问长着异国面孔的每一位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