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肌理
经济观察报：就像你说的北京地铁的问题，同样的问题也是前门这个项目。实际是这个地儿已经拆了，最后就是落到SOHO中国手上，交到你的手上。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是被破坏掉了的，那么建筑师职业功能还能起作用吗？
张永和：还能起作用。前门的项目，它的文化性非常重要，本来老城破坏得就非常厉害。现在拆了是一方面，但是重建还有一次机会，到底建成什么样，怎么建能延续这个文化，是挑战也是机会。我关注的是这个区域建起来后是不是又方便又好用，成为一个老百姓都能喜欢、享受的地方，这是其一。第二就是跟文化有关系。原来的没了，还能把什么找回来？对我来说，不是把式样找回来，咱们按照式样做了30年了，没有做好的。这里有一个本质的问题，以前的建筑技术，从材料到技术等方方面面都不存在了，一定要做，要花比真古董多出多少倍的投入，谁去做？
我就是在胡同里面长大的，胡同不管式样如何，首先有一个尺度、有一个基本的视觉质量。所以我们觉得从城市肌理、从尺度、从视觉质量来看，这是能做的。如果胡同基本保住，宽度上尽量还是和原来一样，我们把交通尽量组织在下面、在边缘，基本是灰色的，所有将来的标识都做成统一的，生活的质感是以前的，只是建筑是新的。
胡同都有一个宽度，我们平时接触的胡同是三到八米宽，窄到三米以下的也有。首先我们要让宽度都在这个范围内。一个是尺度问题，还有一个是密度问题。举个例子，比如说欧洲城市有街区这个概念——block，典型的就是边长在50米到100米，在柏林叫superblock，200米×200米。北京呢，最小的在大街上围出的一块地边长是600米。这么大怎么办呢？就靠这些胡同来通行，这个地块太大了，算是另外一种城。所以英文翻译北京的地块就翻译不过来，它不是block。后来中国的城市发展都受北京影响，脑子里面都有这种特别大的地块。所以我们现在在前门的项目里面规定，区域内部大概30米就必须要有一条小胡同。胡同原密度是一个，其次就是胡同的尺度要和以前的一致。以前的建筑都是一层的，偶尔是两层的。我们现在基本就是两层，少量的有些三层的。当然最理想的状况很难达到，但是起码不会有很高大的建筑。
经济观察报：北京在前20年的发展中不断膨胀、尺度变大，所以你这次回来做前门项目设计的时候，你实际上是让建筑单位变小了。
张永和：又说到城市的肌理了，分格、分块分得小了。
经济观察报：所有的尺度变小了，楼层不会高，所以就会很贵。这样的话，反而就变成一个很奢侈的生活了。
张永和：其实建筑师没有多少可以选择的余地。做这个项目，我觉得我能认可，就是主要它是做商业。我是北京人，在东四出生，家住王府井的一条胡同里。每次换一个地儿都是往外搬，到现在都搬到这儿（海淀）来了。你问问老北京有这样经历的，不光是我一个人，除非你极端有特权你才可能（住在城里）。
把大片老城的肌理改商业实际上是让它公共化。虽然我住不起，但是我可以逛得起，我可以吃得起这顿饭，喝得起这杯茶。所以这个项目大部分都是商业的，然后还有精品旅馆，只有一点点住宅。
经济观察报：现在有很多外国设计师来中国做各种实验建筑，中国本土还有很多体制内下来的力量，他们还能说话；也有包括像你这样从西方回来的第一代建筑师、包括现在还有新一代从国外回来的年轻建筑师，各种力量都在里面发声。北京整个的建筑面貌，在其他城市类似的情况可参照吗？
张永和：中国的这个历史阶段真的是很独特。从建筑上来说，中国这些年，不管是本地建筑师还是外国的建筑师，绝大多数建筑师工作的质量都是不算高的。也就是说咱们现在的问题是平均点比较低。比如说你去瑞士看，好多极平庸的建筑，可是它不怪异，人家真正最好的建筑那就真是世界水平。而中国呢，少量的好建筑也会相对越来越多，但是中国的整体城市面貌真是不容乐观，现在全靠老底子。
经济观察报：这个老底子是？
张永和：老底子就是原来城市的肌理比较好，比如上海浦西，每个人都喜欢。它不是新的。而浦东相对而言就不如浦西宜居。浦西浦东是新旧城市最好的对比：同样的气候下，浦东半个城市是空的，另外的浦西半个城市别提多火了，不夜城，密度也很高。现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不接着盖浦西呢？为什么不把浦东参照浦西盖呢，那上海还得火啊。上海显然不是生产型的经济，是所谓服务型经济。服务不是指开饭馆，而是金融，包括我们干设计这些是服务型经济，不是制造业。中国在这25年以来，以深圳作为新的城市化发展的参考系，没建出来一个好的新城市，因为都是仅仅以经济发展为目的。但郊区是不是能改变、新的小城镇是不是可以变成宜居的呢？
经济观察报：这种好的可能性会发生在哪些区块呢？
张永和：现在来看，老城的可能性比较小。大量的工作实际上是在新城区，都是在外头。现在需要的是一两个好的新城的例子，如果老百姓喜欢了，那政府、开发商也就跟着转了。可能这个工作应该是建筑师、规划师等一些专业人员首先提出来。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消极的批评太多了。
在MIT的建筑教育改革
经济观察报：你在北大的时候开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课，比如文学和空间、电影和建筑。当时，这种教学方法，包括很多讲座带来了很多新的角度和学习方法。但是您也说有很多边界的问题，那么MIT给你的空间大吗？你有做一些新的尝试吗？
张永和：我已经去MIT三年了。
MIT在1865年成立建筑系，是美国最老的建筑系了，但是最老不说明是最好的。在过去二十几年，它的那个系有的方面很好，但是核心建筑设计不好，所以MIT就全世界找人来改变它。他们最后让我去就是他们想像我说的那样改，但是要进行改革的话要有好多其他条件。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美国的大学的体制，即便是私立的大学也是资本主义里的社会主义角落，它不受市场制约。
美国的建筑教育在东岸是大本营，是相信从理论到实践这个研究过程的。而我的观点是这个过程应该是从实践到实践。第一个实践是要相信建筑有一个自己的核心知识体系。现在好多学建筑的人谈起来一会儿电影一会儿文学，建筑都快被其他的学科吃没了。我原来就是这样。第二个实践就是跟今天世界上特有的问题对接。然后在实践到实践的过程吸收理论，吸收其他学科的知识。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我新请的老师都是美国、包括印度等世界各个角落最棒的中青年建筑师，开着事务所的同时教书。两年多来，我把主要的核心学位的教程都给改了，到了明年我们就是一个新学校。在美国建筑系的排名榜上，MIT从我去前的第八上升到了今年的第二。
经济观察报：当时你从美国回来教书，有一些建筑实践，接的案子都不大，在不同的案子里面，都有你的一些建筑实验，十几年以来，你对建筑的看法有没有一些调整？
张永和：我希望是变成熟了。比如说我们原来对材料的研究还很不够。现在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面对，包括可持续发展。建筑怎么盖才轻？用什么材料能做到轻？房子之所以需要基础是因为它重，轻了就可能不需要基础了。第二个是工业化。一个工业化的系统能保证建筑质量，而不是靠个别工人来保证质量。这种研究也是现在我们正在做的。建筑师最终其实是对物质世界的兴趣。
在MIT，生物制药方面研究出来很多成果，最好的最有效的会被工业化、商业化。建筑也应该如此。我推的这个“实践到实践”，就是要往这个方向走。美国的大学分研究型大学和普及型大学。所谓研究型大学，实际上不只是传授知识，而是生产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