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报》特约专栏作家：约翰·利普斯基

金融危机导致的紧张和脆弱仍然极其严重，全球经济的前景堪忧。同时房地产市场下行加剧、信贷环境依然紧张以及通胀威胁始终未曾消退，这些情况不仅增加了金融压力而且限制了政策选择。

在成熟经济体国家中，公司和家庭的信贷成本较危机前大幅上升，已经挫伤了经济活动和信贷的质量。最近的发展表明，新兴经济体也是不可能在这些逆流中全身而退的。

对于不同时间和区域的特定金融压力事件，应对的方法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在全球经济联系紧密的当前，很难想象全球经济的变化会有实质性区别。我们调低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就是反映了这种现实。

政府面临政策挑战

目前我们面临最为突出的政策挑战，就是在短期内需要降低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之间“逆向反馈圈”（negative feedback loop：资产价值迅速贬值使银行和金融机构承受了沉重压力，这些机构因此被迫售出资产并减少发放贷款。整体经济因此受到下滑压力，造成恶性循环）的强度，同时为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建立一个清晰的复苏路径。

政策制定者们近期已经采取一些重要的措施来打破“逆向反馈圈”，并且稳定金融市场的信心。最早的这些政策反映包括美国政府的紧急经济稳定法案，以及对于存款保险方案的扩大，而现在许多欧洲政府也在跟进。

同时，许多国家选择了直接借款给那些具有全局重要性的金融机构，或者买入其股权使它们国有化。

尽管这些措施并没有彻底改善和重塑金融市场的情绪，但是它们让金融体系“去杠杆化”的过程更加有序。

以往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政府介入应该着眼于降低未来的系统风险，同时也应该充分考虑到财政成本。

因此，美国政府支持企业（GSEs）的长期定位还有待解决，美国最终需要决定这些政府支持企业在房地产市场中的地位和角色。当财政部短期信贷工具到期和政府支持企业的投资组合开始缩水时，这些问题就会变得更为突出。同样，在新的紧急经济稳定法案实施后，到底资本注入的预期效果如何也有待考察。措施的最终目的是帮助稳定美国金融体系，最小化下行风险以及为纳税人保障未来经济上行获益前景。

监管需要更清晰定位

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同时也暴露出在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出现时，相关法规制定者、监管者、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各自角色缺乏清晰定位。各自职责和目标更加明确将有助于重塑金融市场信心，金融稳定论坛和世界一些监管和标准制定团体在这一点上都已经达成共识。

对于结构性产品潜在风险评价和测度的失灵，凸显出监管者、会计组织和市场参与者需要找出更加适合公司和机构之间的测度和披露准则，并以此来加强市场规则。考虑到这一点，监管的结构差异将会被尽可能地抹平，可以选择的是让所有美国金融中介处于一种一致的监管规则当中，还有可能受单一监管者监管。

流动性管理的弱势加深了现在的金融危机，让我们必须强调提升银行和证券公司自身流动管理的规则，增加它们对于流动性资产的持有，限制他们对于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融资的依赖，监管者必须认识到对于流动性方案需要更加严格的标准。

全球合作是必由之路

这次金融动荡还让那些有很多跨国分支机构的银行了解到，必须重新评价它们各分支机构融资的能力和可获得性，并且需要跨国之间的合作和对于危机管理的一致计划。

对于跨国机构存款保险的合作安排也必须明晰。最近的事实表明，即使在成熟的金融体系内，信心丧失也非常迅速。各个国家都应该重新审核其存款保险方案，必要的时候增加它们的范围和额度。更为重要的是，各国政府之间应该建立一套具有共同核心目标、关于存款保险体系的国际法则。

我认为这次金融危机让我们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那就是加强多边努力与合作的需要。在这个日益整合的金融体系当中，经济体之间的影响也在逐渐加深。在面对非常快速的金融革新、促进市场规则的信息共享，以及跨国合作和一致行动进行危机管理的时候，多边努力与合作较加强监管体系是更具有优势的。

我们还认识到这次金融动荡的原因当中是有一系列对于全球失衡拖延的，就像2006~2007年IMF关于全球失衡多边协商强调的那样。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式，系统性问题需要系统的解决方式。短期的危险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