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吕英博 傍晚刚至,渐入深秋的北京城就已经沉入了夜色之中。平日里在此时一派肃穆、寂静的故宫神武门此时却热闹异常。手里捏着印有故宫朱红大门请帖的男男女女们鱼贯而入,坐上等在门里不远处的摆渡车,直接来到了奉天殿(钟表馆所在地)前。
当晚,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季在这里宣布,故宫博物院将瑞士腕表品牌宝珀(Blancpain)专门为故宫打造的一款“宝珀乾坤卡罗素”纳入故宫钟表收藏品的行列,这也是故宫钟表馆成立以来第一次针对现代腕表进行的收藏。著有《钟表的中国传奇》一书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郭福祥告诉记者,钟表馆中的珍品很好的见证了当时中国与外国在文化以及科技方面所进行的交流,因此对中外交流的纪念也是钟表馆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之一。对过去的历史进行保存、研究固然是故宫的重中之中,但如果能够拥有持续的生命力,故宫就不再是一个只展示过去的地方。“希望通过对现代腕表的收藏,让钟表馆承载的历史可以延续下去。”郭福祥说。
红墙里的钟灵毓秀
清朝乾隆年间,数位宫廷画师为了给皇帝庆贺新春之喜,共同绘制了一幅《万国来朝图》。画作描绘的是元旦之际,文武百官与各国使臣在太和殿外准备向皇帝朝贺的场面。据专家考证,这幅画是在乾隆皇帝授意下,为了歌功颂德而创作的,真实场面是否如此,还有待考证,不过画上俄罗斯使臣手捧西洋钟表这一场景却应该是完全真实的。
早在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将一大一小两座自鸣钟作为贡品呈到了万历的面前。这两架自鸣钟是皇宫中拥有的最早的近代机械钟表,也是以后皇宫收藏、制作自鸣钟的源头。从那时候起,把玩品味造型各异的自鸣钟表就成为了此后的皇帝们的新嗜好。
除了进贡和采购,宫内也开始命人尝试仿制、改造已有的表款。虽然清宫制作钟表的历史始于顺治,但是依照最后的成品,真正促使自制的钟表达到一定水准的还是康熙。为了制表,康熙曾多次传谕广东地方招募有技艺的西洋人到宫中服务,其中精通钟表制造的人就占了大多数。不但如此,广东地方官员还把广东善做珐琅、钟表的艺人送到宫中,保证了宫中钟表制作在工艺方面的相当的水准。康熙就曾评价说:“近来大内做的比西洋钟表强远了”。到了乾隆时期,社会稳定、国库充裕,加之乾隆本人喜欢奢侈、追求享受,因此这一时期清宫的钟表制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产量之大,制作之精,足以和当时欧洲钟表的精品相媲美。这些表款虽然在内部使用了西洋的制表技术,但是极具东方美感的外观和设计细节却让这一时期的御制钟有了自己的风格和独到之处。如今,故宫钟表馆收藏的御制钟几乎都是制作于这一时期的。
西方时间与中国传统
钟表传入中国的绝不仅仅是实用的计时功能以及外观上的绚丽堂皇和异国风情而已。它甚至在促进机械技术的发展、工艺美术史研究以及影响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都分别扮演了特定的角色。
钟表制作技术的不断完善从来都不是孤立进行的,天文、机械、物理、金属冶炼学科的知识均会涉及,繁复、庞杂。虽然摆、发条、游丝和各种擒纵器的发明让钟表的计时越来越精确,但对加工技术的要求却是不断提高。一批批熟练掌握制钟技术的西洋传教士的到来,帮助中国的钟表制作在短时间内提高到了相当的水平。虽然一直是跟着西方后面不断学习,但是御制表在同时期的科学仪器中,是属于科技含量相当高的一个门类。
除了拥有精妙的工艺,故宫所藏的钟表大多设计独特,造型别致,制作精良,常常是集雕刻、镶嵌等多种工艺于一身,具有相当高的工艺水平。甚至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乃至不同时期的风格特点在这些珍品中都找得到。故宫收藏有英国18世纪著名钟表匠詹姆斯·考克斯 (JamesCox)制作的几十件钟表,这在英国本国都是罕见的。这些钟表有的完全是西方风格,有的则融合了东方文化的特质,反映了当时西方钟表业对中国的需求和审美的迎合,也是研究其人其作的最具权威的第一手资料。还有曾经在清代广州盛行一时的透明珐琅。这是广州工匠效法西洋技术,并加入了我国的一些民族元素创制的一种工艺,曾被大量运用在广州制造的钟表上。不过时至今日,关于这种工艺的文献记载却只剩下寥寥数语,几乎完全消失。幸运的是故宫所藏的清代广州钟表上却留下了大量的样本,为广州珐琅的研究提供了最多最集中的一手材料。所以,故宫所藏的钟表对研究明清中国工艺美术和西方造型艺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
技术和工艺均归属于专业领域,那么钟表的传入除了让人们见识到了更加准确的计时器外,它对普通人的生活是否还有其他影响?承载的社会文化价值。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两三百年前的计时器对人们来说可不是简单的能够掌握时间的工具,计时器运作的基本原理代表着当时人们对时间这个概念的理解。彼时在中国广泛使用的日冕、刻漏因为使用起来不方便很快就被更为简单精美的西洋钟表所取代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天24个小时的时间概念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对时辰这个时间单位的使用习惯。
延续中的历史
自3年前故宫80周年以来,在关于故宫的新闻报道中,出现频率最高是“修改”、“重建”、“重塑”及其他表示变化的形容词。这里所说的变化不仅仅是指目前进行中的故宫大修缮工程,而对故宫要面临的有关价值定位的问题更为侧重,是皇宫还是博物馆?是标本还是有富有活力的公共文化机构?显然,故宫选择的是后者。本次对宝珀腕表的收藏就是一个例子。
“作为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的钟表博物馆,故宫钟表馆在古董钟表的收藏上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顶级的。而且,我们希望让馆内所承载的历史可以延续下去。因此,现代的腕表进入收藏品的行列是必然的。在决定与宝珀合作之前,我们对这个品牌做过大量的研究。结果发现,与其他腕表品牌相比,这个品牌的公众曝光程度相当低。这就说明他们其实并不热衷于商业炒作。而且从它的发展史人们可以知道,即便是在整个瑞士机械表被石英表狠狠冲击的10年间,各大品牌纷纷坚持不住投产石英表的时候,宝珀却依然坚持生产手工机械手表,直到今天。这说明他们一直很坚持自己的信念,”郭福祥接着说,“而且这次宝珀为故宫特别设计的这款表运用了宝珀独家的高级制表技术——‘卡罗素’。掌握这种技术的人如今也许只剩下了宝珀总部制表厂阁楼上的两位老师傅了,而年产量不过两块。所以,这款腕表无论是从工艺上还是艺术性上都是符合故宫挑选藏品的标准的,再加上是专门为故宫定制的款式,所以在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的意义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