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债保增长将加剧投资依赖
导语:用国债刺激经济与旨在启动民间消费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背道而驰。政府的钱是用于投资的,而中国经济太依赖投资拉动,增发国债将加剧对投资拉动的依赖。

近期十大经济刺激方案出台后,业内人士呼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应该应时而出,甚至有人建议应增发国债。现在是否已经到了需要大举国债来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时候?《投资者报》专访了《财经》杂志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和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王雍君。

《投资者报》:今年财政收入大幅回落,现要扩大内需,无论是扩大投资或是刺激消费都需要钱,现在是否到了大举国债的时候?

沈明高:经济放缓,财收肯定下降,而财收增长放慢并不意味财政政策工具没有了空间。一方面,政府应调整支出结构,把原来政府直接参与的投资转向与民生相关的投资;另一方面,可适当增加财政赤字,也就是增发国债。按照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控制,不超过3%都是合理的,规模大概在1万亿元。

王雍君: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焦点已经从抑通胀转为保增长,只要锁定保增长的目标,增发国债是个好选择,但不意味需要大举国债。国债的总规模必须控制在可承受的限度内。

《投资者报》:现在可增发多少国债?大举国债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及可行性有多大?

沈明高:我做过一个测算,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财政赤字最高时占GDP的3%,而去年占GDP的0.6%。在这种情况下,把财政赤字做到GDP的3%,我们有约9000亿人民币可以花,而这9000亿元可以拉动企业、个人投资。

1998~2004年,1元钱的政府投资可以带动3元钱的其他投资。这样,9000亿元的政府投资加上3倍的其他投资,相当于3.6万亿元的投资,这大概占去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30%,其对GDP的拉动作用会非常明显。

所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GDP两个百分点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财政投的项目大部分是由政府和国企来做,私人资本难以进入,这对拉动经济有一定影响。这一部分要开放市场,让私营企业有更多的投资机会。即使不开放市场,比如政府投资核电站,而建设核电站所需的水泥及其他辅料,可由私企提供。当然,这两个应该同时做。

王雍君:增发国债以保增长作为国际通行做法,中国政府也运用得轻车熟路了,而增发规模要看两个方面。首先,需要多大规模?这取决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严重程度。据初步判断,今明两年的增幅可达9%左右。若考虑到全球经济增幅,这样的速度实际上非常好了。因此,我们暂时无须大量增发国债,且我们的货币政策还有很大空间,因为利率比美国等国的利率高。

其次,承受国债的能力有多大?欧盟有一个国债比率警戒线,即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不超过60%。若以此作为参照,当前我们还不到该水平的一半,因此增发国债的空间是很大的,但我们不需要把这个空间用到极致。

国债的拉动效应是影响增发国债规模的重要因素。与许多发达国家不同,当前中国民众的支出倾向很低,而支出倾向却是决定国债拉动效应的关键因素,这意味着中国增发国债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有限。所以我认为,你可以用它,但这很可能是一个次优方案。

《投资者报》:大举国债有什么利弊?历史上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沈明高:发国债不能发得太多,否则未来很多事情都要受到限制。发债的本质就是现在提前用未来的钱,财政赤字不能太高。

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大举国债,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最高达2.6%,这对稳定当时的经济增长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现在的高速公路、机场,都是那时用大举国债的钱投资建设的。1997年的举债不够及时,规模也不够大,导致后来经济增长连8都没保住。所以,在目前GDP放慢时也应举债,且要及时、规模要足够大。

王雍君:增发国债通过转化为公共开支可刺激经济。有两个方法可以支持支出扩张:增税和增发国债。比较而言,纳税人更喜欢后者,政治家也是,因为这不必开罪纳税人。而在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很高,只要政府想借债,民众很乐意购买。

但大举国债有许多弊病。大量举债意味着政府在未来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将被大大削弱,因为那时大量的资源被迫用于偿付债务本息。

另外,用国债刺激经济与旨在启动民间消费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背道而驰。政府的钱是用于投资的,而中国经济太依赖投资驱动,增发国债将加剧对投资驱动的依赖。长远看,对投资驱动的依赖性将强化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反过来会削弱市场经济体制。

国内外大举国债会加剧财政风险和政府偿债压力,进而威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及健全性。表面上看,美国的金融危机源于次贷,但深层原因源于其过度举债。从技术看,美国GDP也就14万亿美元左右,但其欠下的债务已达50万亿美元,美国完全失去了偿债能力。

《投资者报》:按规定,中国地方政府不许举债,但实际情况却相反,现在是否可出台地方债条例?

沈明高:我赞成发地方债,但发多少仍需论证。从土地收入下降后,地方政府唯一的收入就是银行贷款。若允许地方政府发债,政府挤占银行的贷款就会少,银行贷款就可多支持企业。现在各地政府借了很多债,让地方政府的债务更不透明,且各地经济建设需超前支出。

王雍君:问题不在是否允许地方政府借债,而是设定的门槛是怎样的,地方主要行政官员在任期内大量举债以图“政绩”,任期一到一走了之,谁来还债、监管成为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解决前,空谈允许发行地方债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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