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环境相似，都面临着“资产泡沫”破灭后经济不景气、财政收入下降、消费不足、失业率上升等困境。

回顾日本的税改，可以看出，经济下行周期，减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GDP的增长，但必须兼顾金融、财政等方面的改革，才能实现经济的复苏。

泡沫破灭后的经济下滑

很多日本人都怀念上世纪80年代末的那段美好时光，当时的大学生中流传着“割青麦”的说法，指的是当时的大学生们，在还没毕业的时候，就有公司早早的与他们签订就业合同，甚至还把他们送到夏威夷去度假，为的是防止其他公司把他们抢走。繁荣的就业形势背后，是经济根植于金融证券业、房地产业等迅速膨胀的虚拟经济的高增长。

进入90年代，长久以来积聚的繁荣泡沫终于破灭，日本经济迅速陷入长达10年的衰退时期。GDP增速由1990年5.1%降到1993年的0.3%，10年间，仅1996年短暂实现5.0%的增速。失业率也逐年攀升，从1990年的2.1%上升至2001年的5.3%，创下了“二战”以来的最高纪录。消费物价指数不断下降，日经指数大幅下滑，资本严重缩水，上世纪80年代末的美好时光一去不回。

减税促GDP增长2.5%

1994年2月3日，时任日本首相细川护熙提出了税改方案，主要是将消费税由3%提高至7%，并更名为“国民福利税”。但此方案“动”了不少党派的“奶酪”，遭到民间和在野党反对。协调各方利益之后，日本实行了包括在1994年度内不论收入高低个税均降低20%的减税政策在内的税改方案，根据这一方案，当年日本共减少了约5.44万亿日元的税收。事实上，减税政策效果甚微。

直至1994年6月，村山联合内阁上台，9月22日，村山联合内阁制定出税收制度改革大纲，具体包括：进行总额达5.5万亿日元的个人所得税、个人住民税的减税计划，其中3.5万亿日元来自提高课税下限，其余2万亿日元来自通过20%的按比例减税；消费税方面计划自1997年4月1日起提高到5%，并从消费税中取出1/5用于设立地方消费税；废除消费让与税。同年11月，国会通过了包括上述税收制度改革大纲在内的“税收制度改革关联四法案”，使得此次税改正式实施。

“关联四法案”的税改措施卓有成效，使得日本经济在1995年和1996年明显增长，实际GDP实现了2.5%和3.4%的增长，日本经济初现转机。

盲目转向的恶果

1995年、1996年日本经济虽短暂恢复，但并未从困境中彻底走了出来。

1996年新上台的桥本内阁认为，日本经济已经摆脱萧条，开始自律性增长，应该实现经济政策的转向，并提出了包括财政结构在内的六大改革。事实上，1995年、1996年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大规模财政刺激的拉动，并非自律性增长。1996年经济的增长，是人们希望赶在1997年实施消费税提高之前进行消费，以减少消费税率变化带来的损失，才使得消费年增长率达2.5%，拉动GDP1.4个百分点的增长实现的。

根据改革计划，为达到增收节支的目的，政府压缩了1997年度的行政支出和政府支出等各项预算，并于1997年的“愚人节”将消费税提高了5%。

盲目乐观下的改革，使1997年日本经济出现恶化态势，加之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日本经济在1997年再度出现衰退，实际增长率仅为0.2%，消费也下滑至-1.2%的负增长水平。

此后，1998年7月30日，小渊惠三当选为日本首相，12月，总规模约为6万亿日元的恒久减税计划公布，但该计划政策并未实现经济复苏。

但2001年小泉纯一郎上台，出台了《关于今后经济财政运营及经济社会结构改革的基本方针》，宣布应充分发挥税收制度的作用，降低税率，健全地方财政，增强地方自治。2003年1月17日，日本通过了共约1.54万亿日元的减税额新税制改革大纲。日本经济才逐渐复苏。

税改要兼顾多重因素

经济运行良好，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升级，是税改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未能抓住时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使得企业的竞争力低下，最终影响税改进展。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成本不断增加，并使得日本劳动力不断减少，是制约税改的另一因素。此外，不平衡的财政收支牵绊税改进程。日本政府高筑的债台，使得政府财政对税收收入需求增加，从而使得减税等税改措施难以实施。

日本政府在寻求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仅看到了财税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没有兼顾金融体制等方面的问题，使单一税改无法彻底扭转经济下滑态势。

目前中国为提振经济，也在进行税改，以日本为镜鉴，中国应该从国情和从长远利益出发，兼顾效率和公平，并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此外，还要注重时效性和稳定性，税改措施不能朝令夕改，保持实施的连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