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郭娟 “我们好像都没谈艺术啊。”邱志杰说。的确，关于2004年他在印度六个礼拜旅行经历的问题不能算是直接地谈了艺术，可这为再次观看他的作品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背景资料。按照前不久他在做南京长江大桥项目时使用的总体的“文化研究”方法论对整个项目所起的作用来说，“印度之行”也大致可以等同作一种研究内容。为什么主动地选择了去做这样的旅行，60个小时的录像素材、1万张数码照片记录了什么？况且他说，在这次旅行前他差点成了一个佛教徒，而之后彻底转向了儒家文化的立场，让人好奇于这样的转变怎样完成。“我从小练书法，跟师弟在寺庙里研磨，跟着和尚读经，对佛教一直很有感情。1999年的时候我差点就成了佛教徒，考虑过出家。但是那个寺庙的人跟我说了很厉害的话。他说你古文好，会说文明话，还会英文，过不了两年就能当住持助理，再过十年就肯定当住持，还是得出国去开研讨会，跟你现在过的差不多。”

2004年，他带着《大唐西域记》和《大藏经》去了印度寻找佛教发展的轨迹，原始佛教怎么跟印度教渐渐妥协变得世俗化。虽然已经隔了几十年，但他看到的印度生活还能在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里找到对应。“印度人穷开心，眼神都很干净，可是社会生活变成你年轻时工作，年老了就归隐山林去苦修，变成了一种等待，所有人都承认命运，等着转世。我们中国古代社会就没有发展成宗教社会，因为我们有儒家，这个理智早就成熟了，只是需要去改造以适应现在的生活。”

在他的谈话和作品里，无论是二十四节气的光书法，还是对作为社会主义象征的南京长江大桥做的项目，他在考虑“中国”在现在应该表现成一种什么样的视觉语言和思维方法，对他自己而言，中国文化里最重要的就是人在时间和空间旅行时那种细腻的感受力，那种提前就知道一切事物都会消失的沧桑感。“我们的文人也好，老百姓也好，在几千年的时间里集体创作出来的东西，在今天可以帮助大家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不光是中国人的问题。”

他说在做光书法绘画时，几个瞬间让他觉得那个节气的两个字本就应该在那里。“如果没有一台照相机，划过也就划过了。这种雁过留痕的方式其实是中国人很深的一种东西。中国当代的艺术的问题是我们是在塑造一个新中国的形象，可以是周易八卦、卧虎藏龙，也可以把它塑造成一个毛主席、红色的中国，或者是发展中的中国，钉子户、民工、摩天大楼、珠三角，现在充斥在中国艺术中的形象主要是这三种形象。我一直觉得中国艺术家需要重新定义‘中国’是什么，不能用一个现成的大家认为的概念来组成一个图像以证明这个概念。我对中国文化这个概念有我自己非常明确的定义，中国文化的感觉就是‘鸿爪雪泥’，整个《红楼梦》讲的就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那种空寞感，就是这种对瞬间的体验，从中发展出了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态度，我觉得最深的根基是在这里面，不是在阴阳五行里。”

邱志杰1969年出生于福建彰化，童年时期赶上了文革的尾巴，演过样板戏，办过板报，“我父亲介入地方派系斗争很厉害，所以后来我对政治还是挺敏感的。”初中时开始大量读西方现代文学，1984、1985年的时候文化启蒙开始了，可以找到尼采、波伏娃、萨特的著作，他说那时候周围几个同学还组成了一个小组，很集中地读马克思，尤其是《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

想要弄懂他们的父辈人被欺骗的东西。“年轻人很真诚，就想弄明白是非。”他说对社会主义生活是有很直接的经验的。在浙江美院读书时，邱志杰是专业课和文化课都第一的好学生，“又红又专”，1989年被国家选送赴苏联留学，可也在这一年他迅速地变成了“白专”，苏联没有去成，毕业留校时政审也出了问题。“被迫”成为了职业艺术家，邱志杰说。

“南京长江大桥自杀干预计划”是个庞大计划，在这个计划里，他所认为的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东西和社会主义遗迹的影响都成为他在对待长江大桥时选择的角度。他做了半年的调查研究，之后到南京长江大桥进行实地调查，有半年的时间里陆续在南京呆了几个月。“南京长江大桥每个细节都充满了集权主义的美学，它是一个革命的象征，南京又是前朝的象征，大桥还是民族主义的象征，那是中国人自己建的，文革时期最重要的成果。当时氢弹爆炸和南京长江大桥落成同时上报纸，长江大桥的报道放在上面。”单纯的艺术家的工作方法在这个项目里让他感觉不够充分，他带着他的研究生用了一种近似社会学的调查方法来对长江大桥的各个方面进行考察——历史的、个人的、美学的、心理的，来干预自杀者和自杀未遂者的问题。“用这样的方法其实是对自己固有观念的打破的过程，不然就只是凭吊了，但其实这里边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大桥的管理由好几个部门负责，一些部门2004年被改制分拆，谁都很难有权威给出具体的自杀数据。自杀者的情况又引出了移民的问题，邱志杰说在自杀者中外地人占了过半数，外地务工人员一旦遭遇了事情往往走投无路而选择自杀。也有人千里迢迢专程赶来自杀，他遇到的一个自杀未遂者是南方企业老板因为生意失败，用余钱在各地旅游，最后来到长江大桥结束生命。而“救人”的行动本身也包含了道德伦理矛盾，邱志杰的研究对象里也包括了从2003年开始在大桥上救人的陈思，他开办的“心灵驿站”救下过150多名轻生者，“有时候没救下来，眼睁睁看着人跳下去了，他每天要面对这些，其实也很需要心理辅导。他很聪明，我给他看我的作品，他都明白。”邱志杰自己在这个计划里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一个自杀未遂者带着妻子回老家生孩子，结果钱被偷，直接就想到了自杀，“他被救下来后我们跟着去医院，他老婆又难产，剖腹产需要一万多，他又没钱，这个钱只能我出。这个已经是作品之外的事了，但是你不可能不管。”所说的“自杀干预”既包括了尝试直接用艺术作为心理治疗方法，也可能通过更为间接的方式进行干预，“比如说让他们画南京大桥，很多人没有美术基础，就让他们涂颜色，给栏杆涂颜色，那就是他们的鬼门关。跟他们喝酒、聊天，让他们哭，一旦哭出来就好劝了。”他说在考虑把自己曾经的一个作品——《公元五千年倒计时》放到“心灵驿站”里，在规律运动又漫长的时间面前，自杀者也许会意识到结束生命的执迷。邱志杰还计划将自杀者与自己“合作”的画作进行拍卖，将所卖的钱全部捐给陈思的 “心灵驿站”。邱志杰割破手指头写下的“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在哪里”，也被临摹到了在上海证大美术馆的展览 《庄子的镇定剂》展厅的九曲桥上。邱志杰的设想是，一个自杀者靠在栏杆上，已经眼神发直了，这个时候看到这么一行字会愣一下，把人从情绪里拎出来。

《庄子的镇定剂》和这次在前波画廊展出的《莫愁》都是这个计划中的一部分。《莫愁》选择的方式更为间接，九幅水墨画里意象很多都由大桥引发，而假山石的装置也有他对南京这个旧都城的特殊情节。由于工作方式的复杂，文本也成为整个作品中不可避免出现的元素，他不拒绝文本成为创作的部分，文本可以不只是说明性的文字，邱志杰说。现在这个计划仍在进行之中。

2003年邱志杰回浙美去教书，“等于自己给自己平反了”，有种说法是这批艺术家已经被招安和收编，“我觉得不对。艺术是要对抗主流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曾经一度表现为集权主义，但现在主流意识形态已经不是集权主义了。我们的阶段性的问题结束了，这也说明真正的任务就要开始了。我们的任务始终是对抗主流意识形态，而现在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中产阶级理想。中国整个社会的关键词已经从‘革命’变成‘成功’了。真正的假想敌曾经是政治控制艺术的工具论、平均主义，现在是人人为自己的未来买保险，要向上爬，要准时上班、打卡。艺术家当然要提出怎么样疯狂，怎么样无聊，怎么让自己保持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