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毕强 11月24日下午3点25分，三鹿集团董事长张振岭正坐在他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三鹿集团办公楼四层第一间的办公室里，这时房门被推开，走进了四名不速之客。

他们径直将几张打印着文字的A4纸递到了张振岭手中。

这四名不速之客是三鹿“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法律援助团的志愿律师，张振岭拿到手里的那几张纸是“关于解决三鹿‘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赔偿事宜的律师函”、“三鹿‘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赔偿方案律师建议书”，以及一份援助律师已经接到委托的三鹿受害者名单。

递交律师函：要求索赔 

“放到我这里，我收到了。”黎雄兵是24日向张振岭递交律师函的律师之一，他回忆说，这句话是张振岭在那天的会面中，对律师函中所提要求的唯一一句回应。

黎雄兵说，他们是绕过三鹿集团门口的保安，直接走进张振岭的办公室的。和张振岭的整个会面不超过5分钟，并且基本上是志愿律师一方向张振岭说明来意和叙述律师函的内容。

据黎雄兵叙述，对于他们的来访，张振岭显然有些意外，他先是电话询问了院门口的保安部门，在听完律师们的陈述并留下律师函以后，张振岭又让律师们去位于二楼的三鹿集团办公室，把律师函再给办公室留一份。

志愿律师在离开三鹿集团之后，在当天又将此套文件亲手递交给了河北省人民政府和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同时，他们还把此套文件通过EMS快递寄给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务院办公厅等部门。

法律援助团的志愿律师在律师函中，列举了三鹿集团的违法事实，要求三鹿依法对受害者的损害事实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给受害儿童和家庭支付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在内的赔款，希望三鹿在收到律师函后及时和他们进行联系，以便彼此协商妥善解决赔偿及相关善后事宜，并告知三鹿他们将在近期采取包括诉讼在内的一切可能的手段，依法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到记者截稿为止，三鹿集团和有关部门尚没有联系法律援助团的志愿律师。

记者多次致电三鹿集团，希望了解三鹿集团对这份律师函的意见，但三鹿集团的几部电话始终无人接听。同时，三鹿集团的网站也已经无法打开。

结石宝宝：期望得到帮助 

11月25日下午，一场特殊的见面会在北京清华大学南门附近的一家茶舍举行。9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毒奶粉受害者父母代表与多家媒体记者、援助团律师，以及NGO组织成员进行了座谈。这是毒奶粉受害者父母的第一次集体露面。

“我相信政府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的。”从湖北到广东一家塑胶厂打工的寥明波，四岁的女儿3年内已经做了3次取石手术，还没有取净体内的结石，将近10万元的医药费已经让他不堪重负。但他仍然对未来抱有信心。

“现在正是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我相信国家会帮助我们，我相信更多的媒体会帮助我们，更多的律师会帮助我们的。”裴金鸣是中国石油兰州石化炼油厂的一名员工，9月21日他的女儿因双肾多发结石，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了一岁的生日。

裴金鸣给记者看了一张捐款单，那是在汶川地震的时候，他抱着当时只有7个月大的女儿，去银行给汶川地震的儿童捐出了女儿出生那一年的压岁钱。裴金鸣说：“我就要教育她，我们要做善事，要去关心人”。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结石宝宝的父母都对未来抱有希望。 

“我已经放弃生存念头了，真的是不堪重负啊。前面的路怎么走，走不走得下去，真的是未知数。”1996年就从四川老家到杭州打工的农民工杨勇，为了给他刚满一岁的儿子治病已经丢掉了工作，现在他们一家已是债台高筑，完全靠杨勇60岁的父亲，还有亲戚寄钱维持生活。 

“孩子没了，一家就没了。想着他后天就要做手术，我天天晚上睡不着。”在和记者见面之后，杨勇说他第二天早上就要赶到徐州去，因为他刚满一岁的儿子要在11月27日在那做排石手术。对于为何舍近求远，他说，“因为那里比较便宜。”  

据毒奶粉受害者家属网络论坛“结石宝宝之家”发起人赵连海了解，目前很多超年龄的结石宝宝基本上都是在自费治疗，能争取到免费的微乎其微。而现在三岁以内按国家规定应该免费治疗的患儿，有很多也是自己拿钱治病。“医院在确诊这方面十分谨慎。”赵连海说，“要体谅一些医院，因为医院这块垫付比较大。对于国家财政这块，也要给予理解，本身目前咱们国内今年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赵连海4岁的儿子也是三鹿奶粉的受害者，为了帮助和安抚和他一样的患儿家长，在三鹿事件公布不久，他在网上发起建立了毒奶粉受害者家属网络论坛“结石宝宝之家”。他说：“现在救这些孩子是当务之急，目前首先需要大量的钱，急需给这些孩子进行救治。”

设立基金会：解决长期救助 

“我的小孩有后遗症，到底谁来拯救他以后漫长的人生，这个小孩以后怎么办？”寥明波说，医生告诉他，他的女儿会留下终身的后遗症，至于以后有没有生育能力，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对于目前的病情，医生认为手术和药物治疗已经效果不大，只能用食物疗法，在饮食上调节。

赵连海在查了大量资料后发现，成人如果长了结石以后，将在未来5年内有50%的复发机率。而孩子的复发机率是多少，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做过科学研究。

这点得到了一些患儿父母的佐证，他们说，他们的孩子已经停掉问题奶粉，并且成功排石，但过了一段时间却又长出了新的结石。而且孩子得病以后，免疫力也有比较明显的下降。一些患儿家长还拿出了孩子患病前后的照片作对比，他们说，孩子的精神和心理状态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医学权威说明三聚氰氨对人体的危害程度”，“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法律援助团总协调人郭玉闪说，正是出于以上这几个方面的考虑，他们认为除了要坚持法律诉讼索赔之外，还应该建立一个长期的对“三聚氰胺”奶粉受害儿童的救助机制。

郭玉闪等人在做了大量研究之后建议，可以借鉴国内外解决类似事件的成功经验，在宋庆龄基金会下面设立一个专门的基金会，来解决三聚氰胺奶粉的善后问题。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多赢的方案。因为不需要把企业整垮、破产，是让三鹿这个母鸡多下几个蛋，然后每年给基金会一个蛋作为赔偿。而且所有涉及到三聚氰氨的企业，也可以出钱。我相信很多华人也愿意为同胞捐钱”，对于基金会的资金来源，郭玉闪做出了以上设想。

赵连海说：“有一些事情目前政府在努力，也发出了很多信号。现在我们希望政府把这个信号发的更准确。然后企业这一块，也要积极表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