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针对全球衰退和中国挑战，12月8~10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作为明年重点，为此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深化改革开放，着力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
这些重要政策思路清晰化，有利于投资者更准确评估明年经济走势。针对明年出口可能负增长的严峻形势，短期内把“扩内需”作为中国“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既属明智之举，也是现实的转向。值得注意的是，决策层首次把“调结构”放在如此重要地位，长期来看，投资者应密切关注权威部门对“调结构”更清晰的解释，并警惕官员们随意解读“调结构”。
我们理解，“调结构”包括对投资、出口和消费这“三驾马车”之间关系的结构调整，也包括政府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减税的结构调整，还有外需和内需、就业和科技创新、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和环保、资源节约利用中的结构调整等。
即使从短期看，“扩内需”也最好能与“调结构”同步推进。出口是外需，中央提出“扩内需”，应包括投资和消费两方面扩张，不应当有所偏废，尤其不能用过快的投资扩张，掩盖实质上的消费扩张不足。或者说，当可动用的财政预算和社会资金的总量一定时，不能因为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膨胀，就挤压消费扩张，尤其是居民消费的增长空间。
自从9月华尔街刮起金融风暴，特别是11月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谈论最多、出台最密、数额最大的，主要是涉及投资扩张。这与政府部门习惯于多聚财、多花钱的体制机制紧密相关，与决策者对“扩内需”、“调结构”的认识不深紧密相关，这些惯性不扭转，明年“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也有可能会变味。
通过消费扩张带动经济增长，进而促进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早在去年中共十七大和“十一五”规划中就有明确表述。这符合市场规律和全球潮流。在欧美发达经济体，消费占GDP比重通常在65%~75%，比重略低的发展中国家，也多占55%以上，其中绝大多数又是居民消费，而非政府消费。
但中国的情况，恰恰与此背离。国家统计局曾公布说，在2007年11.4%的GDP增长中，消费对GDP的贡献7年来首次超过投资，中国的消费、投资、净出口，分别拉动当年4.4、4.3、2.7个百分点的GDP增长。这很容易让人以为，消费已成为中国增长新的动力，其作用或与投资旗鼓相当，果真如此，明年“扩内需”似乎无须“调结构”。
实际却不是这样。2007年中国GDP总量246619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210亿元，占比仅36.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7239亿元，占比高达55.6%，这种颇不均衡的内需结构，需要尽快调整。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情况表明，政府高调重启了包括铁路、公路在内的数以万亿计的大型项目建设投资，但消费扩张却没有类似重大举措和明确指标。
因此我们担心，同样在“扩内需”大旗下，如果“调结构”没有实质推进，明年中国很可能回归重投资扩张、轻消费扩张的老路，或更重视政府消费，而轻居民消费。
不要忘了，中国并不是一直依赖投资保增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拉动内需的各项政策，曾将消费占中国GDP的比重从不足50%，拉升至2000年占63.8%，其作用远高于同期的投资和出口。但最近几年来，消费增长虽快，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增长更快，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从2005年起就迅速降至40%以下。
对此隐患，决策层在去年底和今年初均有深入分析，并已开始部署调结构。如果今年不出现内外部经济形势恶化，在居民收入增加、社保体系优化、奥运经济刺激等利好推动下，消费扩张本可以有更好势头。但形势突变之下，决策者首先想到的，仍然是投资扩张。
因为投资扩张仍会由政府主导，即使效率偏低，短期内仍可以迅速拉动GDP增长。而在经济困境中促消费扩张有更大难度，尤其要政府放权让利于企业和国民，牵涉利益格局变化，是政府部门不愿看到，也不能容忍的。
但如此粗放地“扩内需”，事实上就与“调结构”背道而驰了。中央虽然提出，“要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但在事关国民收入、社保、就业和消费增长等领域，我们还没有看到明确的量化指标和更多的政策举措。
比如商务部主导家电下乡，明年可能扩展到全国。按13% 的退税补贴推算，最乐观的估计是，将带来上千亿元农村消费增量，但这要以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和农民大幅增收为前提。类似“扩内需”、“调结构”指标，还可以列出很多，比如居民收入的具体增长目标是多少，新增就业人数有多少，减税退税额度有多大，居民消费增长有多快等等。
具体到消费扩张，我们同样关心结构调整能否同步推进。政府公共开支需要增加，居民消费更需要提高，这就有赖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快速增长，社保体系不断完善。而目前居民可支配收入占中国GDP比重45%左右，以25万亿元GDP总量计算，居民收入增长4个百分点且用于消费，居民消费就能扩张1万亿元，这恐怕比将同样的钱用于投资更能“保增长”。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重要拐点，今年宏观政策已数度转向，从“双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难度系数越来越高，决策者当慎之又慎，尽快细化落实为指标化管理，避免因政策模糊而埋下新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