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刘溜 梁文道刚刚当了九天沙弥。这是他今年皈依南传佛教以来的第二次短期出家修行，九天里切断一切外界联系，每日听法师讲课，念经、唱颂，打扫庭院。他的读者则称他为“道长”，他在牛博上的博客名为“闻道夕死可矣”。
禅修刚一结束，他便又纵身投入到紧张忙乱的世俗生活中，主持电视节目、写作专栏、批评时事、参与社会活动。他自称成了“写稿机器”，每周他在香港有五个专栏，在《南方都市报》有两个专栏。他由此养成了在飞机上、在旅途中见缝插针的写稿习惯。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不久，梁文道去了四川灾区。在都江堰，一位灾民认出了他，跑过来跟他打招呼，并介绍他的同伴，有的来自绵阳，有的从德阳过来。梁文道问，你们怎么会在一起。他们回答说，“我们灾民探望灾民”。川人的幽默让梁文道深为触动，“因为这种乐天对比起现实来更令人刺痛”。
现实常常刺痛着梁文道的慈悲心与社会责任感，黑砖窑事件、四川地震等等，梁文道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其观点理性客观，议论鞭辟入里，言辞温和宽容，使他在大众及知识分子中间都有着良好的口碑。
穿行于出世、入世之间，给梁文道带来了深层的精神危机，他认为这也是对自己修行的考验，“佛教绝对是可以很入世的”。
生于1970年的梁文道至今不会开车，不会中文打字。他总是一身黑衣，加上一成不变的黑框眼镜，显得很是深沉、低调，颇有些民国时期那一代知识分子新旧兼容的气质，既不失传统的温情、克己，又有着变革者的开放与锐气。
12月6日，我给梁文道打电话约访谈地点，他先问我住在哪儿，我说住在东涌，他立刻说那就东涌吧，然后他打车从老远的地方赶来。
“我身上有根深蒂固的自由主
义的影响”
梁文道1970年12月26日生于香港。四个月大时，他被送到台湾，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
“我外公是国民党老党员，是跟着蒋介石跑到台湾去的那一批。小时候我对蒋介石崇拜得不得了，觉得国民党当然是好的。所以我很能理解今天八零后、九零后这些年轻人的感受和想法，他们觉得国家很好，很爱国，如果你批评我们国家，他会觉得你有病，你有问题。我为什么从来不会骂人脑残，是因为我也有过这种经历，我能体会，所以我同情。”他说。
很小的时候他就看胡适的文章，还有雷震、殷海光、李敖、柏杨，中学时看龙应台，“台湾的自由主义脉络对我影响非常深，因为当年在台湾跟国民党主流对抗的就是这么一股自由知识分子。可以说，从民国时期一直到台湾，这么一个自由主义的潜流一直都在我心里面”。
当时的台湾还是一个压抑的戒严社会，可对梁文道来说，“当时我太年轻了，我觉得我没什么压抑呀。有点像金鱼缸，鱼缸里的鱼不会觉得自己被囚禁了。”
1986年，梁文道回到香港念高一，初回香港，“就像从鱼缸被丢到海里面了，才知道原来以前我住在鱼缸里”。好读书的他看了很多 《毛选》——在台湾这是禁书，“我想看一看我所不理解的中国的另一半到底是什么样子”。
之后他上了香港中文大学，受新儒家影响很深，“使我对中国传统真的有一种温情跟敬意”。
从高中到大学，他参加过很多示威游行。上大学后，他很看不起搞学运的，“我那时候在思想上是很保守的学院派，觉得这帮人就是徒有行动，没有理论”。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后，他对过去很学院气的想法进行了一番自我否定，开始积极地参与社会运动。他参与过对保钓运动反省的运动，积极为受伤工人、性工作者争取权益。
尽管他常常批评人，“但是我不觉得那是要毁灭性地去打击什么人或者骂什么人，我不大喜欢那样，我身上有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的影响，觉得一个人的言论和他的为人应该分开”。
“我必须承认我当然是精英”
梁文道很强调社会责任感，“我没有把个人跟社会分得很开，人的存在本来就不能是孤立的，我常常会想我的一切都是跟别人有很密切的关系。”他提到自己念大学的时候香港的大学生还不多，政府给每个大学生都补贴了相当多的钱，“那些钱是哪儿来的？是纳税人的。我就想到中学时有很多同学，也很聪明，但是为什么他们上不了大学而我在上大学，你就感觉到你的得是别人的失。每一个人得到的某些好处都来自于别人的贡献跟牺牲”。
“你开车能够一路上那么顺畅无阻，是因为牺牲了这条公路上两边的农村，这些村民每天生活的路径被你这条高速公路切断了。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很自然地会觉得我们大家都是关联在一起的，我们并没有跟别人分开，我常常会想某一个人的痛苦、他的失落、他的悲惨，在某种意义上，跟我是有关系的，他为我付出了代价。”
所以，哪怕“精英”这个词已经沦为骂人词语，梁文道却说“我必须承认我当然是精英”，因为“我的确拥有比贫民老百姓大的言论空间，比他们大的社会影响，这就是所谓的精英”，“你必须先承认这一点，然后你才会去想到这一点带来多么巨大的负担跟责任”。
不过在香港，知识分子虽然说话的空间很大，但影响却很有限。近年来，梁文道频频往来大陆，每个月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时间在大陆，大陆发生的一些事，常常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他觉得自己在大陆的角色有点像人类学家，“人类学家到一个陌生的文化里，他首先学习语言，他甚至要学习跟当地人用同样的头脑去思考，用同样的方法去生活。可是他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会有距离感。通过这种距离感，他会有一种批判，他会有不一样的视角，他会看出一些本地人看不出的东西。”不一样的是，人类学家通常是到异文化做研究，而他是在自己文化底下做研究，“我明明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一个成员，但是因为生存背景等原因又让我跟这个国家其他人是不一样的，人类学家写的东西往往是给外面的人看的，但是我是写给里面的人看的”。
面对大陆同行他常常会有愧疚感，“我跟他们一样都在做节目，都在写文章，但是比起他们，我没有风险，我有退路，所以就会有愧疚感。每次我看到我的同行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我那种内疚感就会很强，大家好像都在同一个空间上活动、发言，但是为什么他们会付出一些我不必付出的代价？”
为了爱，以及慈悲
出身于天主教家庭，自然而然地，梁文道曾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小学六年级梁文道就开始思考哲学问题，思考人死了之后会怎样。他曾立志做一位为世人奉献的神父。
大概是在他高中毕业念大学的时候，他对天主的信仰失落了，“我觉得我在哲学上的知识使得我没办法再简单地接受上帝的存在，我不再相信上帝的存在、神的存在，或者严格地讲，上帝的存在与否对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我对天主教仍然充满了敬意”。
今年梁文道转而皈依南传佛教。南传佛教俗称小乘佛教。今年以来两次短期出家，他每天用十小时坐禅、行禅。平常的日常生活中，他每天会用至少半小时坐禅。
身为媒体工作者，他需要经常在电视上亮相，“一些人把我当成一个偶像来崇拜，我有一些粉丝，这对我造成很大的压力”。一方面，“我常常觉得他们看到的我并不是真正的我”，与此同时，“我常常会想我有没有变得不真实了，进入某个名利圈的浮华世界，会觉得那种生活是正常的生活，就会忘记了那样的生活是不是我需要的”。这给他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危机。
皈依佛教后，他的这一精神危机并未减轻，反而会加重，因为佛教不是心灵鸡汤，而是要求人更真诚地活在当下。他甚至生出出离心，想要离开这种环境。
因皈依佛教而生的出离心，与身为公众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二者似乎不可兼存，但梁文道认为，佛教并不必然是避世的，佛教甚至可以是一种社会行动、社会参与的理论基础。“为什么去年的时候，缅甸那些僧人会上街示威呢？”
“从佛教的角度来看，一个暴政的存在会带来什么问题呢？第一，它使人们真实地活在苦难之中。第二，佛教称最坏的东西是贪、嗔、痴，一个暴政会让人民起嗔心，就是愤怒、仇恨，这当然不是好的制度。反过来讲，这个制度也会对掌权者不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会助长掌权者的贪念和痴心。所以从出家人慈悲的角度来讲，反对这个暴政，是为了慈悲，为了让被统治者和统治者都解脱掉贪嗔痴三毒。这样的一个示威，你注意缅甸僧侣的示威没有叫口号，没有很愤怒，因为他们出于爱与慈悲走出来。”
什么是爱？梁文道说，“爱是分享”。他讲了一个故事，“我家旁边有一条小河，河边的树上有很多鸟儿，有一天我在河边走过，看到一个小孩和妈妈在走，突然那个孩子站定，看着那些鸟，并叫住妈妈：妈，你看！他妈妈就站住问他怎么了。然后那个孩子就对他妈妈说，你看那些鸟，好可爱。他妈妈就站着和他一块看。这就是爱。为什么呢？你想想看，那个小孩看到那些鸟，他觉得很值得看。他为什么要叫他妈妈看呢？他妈妈过来和他一起看，鸟的数量会增加吗？不会。那鸟会变得更漂亮吗？也不会。那他为什么想叫他妈妈看？因为他想分享，因为他觉得那是一种非常好玩的东西。”
“人活在世界上很孤独，我们常常怀疑自己的感觉别人知不知道，我们受到的某种伤害别人不能理解，我的某种对事情的看法别人不能领会，这是很孤独的。我们需要透过分享去证明，我不是一个人，这种感觉不是我一个人拥有，这种认识不是我个人的妄想。我就是很想让别人也看到这只鸟，那种冲动，让我知道，或至少感觉到，人活着并不是那么孤独。”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