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杜然/文 1995年6月8日，英国记者托比·杨终于等到了《名利场》当时的主编格雷顿·卡特的电话——让他到纽约为这本杂志工作一段时间。为了这通电话，他等了整整15个月，觉得自己就像是伊夫林·沃的作品 《独家新闻》中的主人公布特那样受到《毕斯特日报》的召唤。

对于那时的托比·杨来说，《名利场》并不是一本纽约的时尚杂志。在它的黄金时代，也就是阿尔冈昆圆桌时代（美国文艺界人士的非正式团体，在二三十年代，他们在周日聚会于纽约的阿尔冈昆，因此得名），它曾经是连接曼哈顿与世界的纽带。在这本杂志的第一阶段（1914年-1936年），它的撰稿人队伍包括多罗斯·帕克、埃德蒙·威尔逊、罗伯特·本奇利、戴·赫·劳伦斯、托·斯·艾略特、科莱特、哥克顿、赫尔曼·J·曼凯维奇……这个名单还可以拉很长。甚至是霍迪尼也曾为《名利场》撰稿。1983年，康泰纳仕集团的老板、亿万富翁小塞·欧·纽豪斯让这本杂志死而复生，从1984年到1992年，它的主编是《闲谈者》杂志之前的掌门人蒂娜·布朗。纽豪斯给蒂娜电话的时候，她才30岁，他知道，蒂娜当时准备到《纽约客》担任主编，这在美国的杂志新闻业是最富声望的一个职位。在蒂娜的领导下，《名利场》杂志成为了上流社会的每月圣经，它融合了好莱坞的名人效应、上流社会以及真实的案件，蒂娜把其称之为“大杂烩”。它不再完全是过去那种酸了吧唧的艺文杂志，比英国的同类型杂志要显得“性感”。

当《名利场》在1983年重新出版时，有一篇报道把它形容为“针对知识分子群体的一本‘有趣’的杂志”，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正如曾在这家杂志工作过的某人对一家英国报纸所说的：“对《名利场》杂志最大的误解是，它的读者应该是像克劳斯·冯·比洛（一位活跃在欧洲上流社会的英国社交名流，后被指控谋杀自己的妻子）这样的名人，穿着用花体字绣着名字的天鹅绒拖鞋，坐在堆满书的房间里看这本杂志。实际上，它的读者都是些女人，她们在伊利诺伊州的购物中心里修指甲的时候，才会读一读。”

根据格雷顿·卡特曾任主编的《间谍》杂志报道，在1990年，《名利场》的读者中只有33%的人受过大学教育，另外34.4%的人从来没念过大学。但这并不影响广告商对这本杂志的热情，尤其是结合名利场奥斯卡之夜派对发行的那一期，用托比·杨的话说，“好莱坞特刊上的广告多到恨不得会溢出来。现在，这本杂志一年的收入超过一亿美元，而4月号的杂志则定下了杂志在全年广告策略上的基调。”广告商之所以青睐这一期杂志是因为它比其他期的杂志获得了更多的宣传机会，这还得归功于那一场派对。这一期是一本盛事杂志，等于是出版界的电影大片。但是，《名利场》的制作成本也是惊人的，托比·杨曾在英国与他人合办过一本 “为文化修养很高的人提供低俗文化”的《现代评论》杂志，他说：“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大众读物，每页的成本比最大竞争对手的单页成本要高出三四倍。《名利场》做一期封面花的钱，可以让《现代评论》活一年。”

在到《名利场》工作之前，托比·杨曾经对美国记者的生活充满了幻想，尤其是二三十年代的阿尔冈昆圆桌群体——这个群体是由“这个国家历史上最具天赋的一些酒鬼”组成（影评人波琳·克尔的说法），他们勇敢无畏、逍遥自在，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比那些政治哲人对世界的意义更大，坚信自己身上的智慧是明日唯一的缔造者；他们用自己的存在方式（定期聚在一起喝酒、赌博、找小姐）向中产阶级的道德观做出了一个V型手势。在《名利场》的黄金时代——那是在“兴旺的二十年代”，在酒吧闹事算是对这本杂志撰稿人的必备要求。在版权页上出现的那些最如雷贯耳的名字，全部都是臭名昭著的酒鬼。其实，《名利场》在这个时代的传奇主编弗兰克·克罗宁谢尔德之所以把罗伯特·本奇利和罗伯特·E.舍伍德招致麾下，就是因为他们太爱喝酒，结果找不着工作。

到《名利场》上班的最初几周里，让托比·杨感到震惊的是大家公开羞辱在职场食物链上比自己位置低的人。在他工作过的英国杂志，高级职员不管是谁，只要嘲笑比自己职位低的人，都会被贴上“势利小人”的标签；以任何一种形式呈现的势利都是绝对需要避讳的。但在《名利场》就不是这样，这里毫不掩饰森严的办公室等级。不仅如此，这里的员工绝对不允许忘记自己在长幼强弱次序中的位置。那些高级的编辑对待事实核对员的态度，就像是对待不听话的女佣一样；而最低形式的生物就是那些主动投稿的自由撰稿人，哪怕是事实核对员都看不起他们。

《名利场》的母公司康泰纳仕集团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传媒集团，拥有《时尚》、《纽约客》、《GQ》等十余本畅销杂志，其高级职员享有种种生活特权，托比·杨把这里戏称为 “太阳王的宫殿”。但最让他失望的是，这里的传媒人和公关客之间的关系简直是亲密无间。纽约著名的公关“七姐妹”之一的伊丽莎白·哈里森曾经不无得意地宣称：“现在的记者不再是现场的报道者，他们已经成了现场的一部分。”托比·杨说他在《现代评论》做编辑的时候，把公关人员视为敌人，虽然《名利场》还不至于把写完的报道拿给公关去审，但那些声誉不如《名利场》的杂志，却很乐于完全交出编辑的独立性。他在《名利场》工作期间，所听到的最屈服于公关公司的一件事情是：一名研究员拿着一张凯丽·费雪、彭妮·马歇尔和梅丽尔·斯特里普的合影，亲自到这些明星的公关那里，看对方觉得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修补。

时尚杂志的主编之所以对此视而不见，是因为公关掌握了他们的弱点。为了杂志在报亭的销量，主编们需要A级明星们为他们的杂志封面摆手弄姿；而要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办法，就是满足这些明星的公关们所提出的任何条件。在一个需要不停注入明星魅力的行业，所有的牌都在明星和他们的公关手中。

在《名利场》工作了两年后，托比·杨越来越觉得自己完全不适合在一本纽约的时尚杂志工作；同时杂志的主编格雷顿·卡特对他也很不满意。托比·杨觉得，关键问题出在他从来没有把这本杂志或者说它所处的那个世界太当一回事。让他觉得可笑的不仅仅是它旗下杂志做的内容，还包括做出这些预测时的不容质疑性。他说：“这些时尚杂志似乎是某种祭司，在问过特尔斐神喻之后，就向世界宣布自己的发现。他们凭什么发表这种看法？他们怎么知道在下一季流行什么或者不流行什么？‘时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掌控’的看法就跟见到鬼一样把我雷倒，这就像是在原始社会的人相信所有的变化都是神的作用一样。在时代精神的神庙中，我是一个异教徒。”

《名利场》也好，其他时尚杂志也好，并不是在追踪时代潮流、忠实地报道它们所得出的结论，它们不过是在根据各种商业利益行事。

对这只“看不见的手”（无论你是称之为 “时代精神”、“集体无意识”还是“民意”）的信仰，构成了时尚杂志的宗教。托比·杨与《名利场》格格不入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把这门宗教太不当回事儿。面对“新”会受到如此持续不断地追捧，托比·杨落荒而逃，逃回英国，写下了一本名叫《如何众叛友离》的书，并在2008年被好莱坞选择搬上大银幕。

《名利场》25年

2008年4月，伦敦国家肖像博物馆迎来了一个别具一格的展览--“《名利场》肖像：1913－2008摄影展”，从中可以一窥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岁月变迁。

1913年，已经成功经营了包括《时尚》在内的多种出版物的著名出版商康泰纳仕将新购进的《服装》和《名利场》两本新杂志合二为一，依旧命名为《名利场》，并将其定位于“一本以报道上流社会生活方式、品位、宴会话题、艺术、体育、幽默等为内容的杂志”。创刊之季，美国刚刚完成工业革命，社会一片景象繁荣。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人向往欧洲传统，迫切成为一个优雅、有教养的人。但好景不长，1929年经济危机的爆发，曾经一度繁华奢靡的生活，顿时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名利场》的日子也变得举步维艰。

1936年，《名利场》宣布停刊。现在的《名利场》来自1983年，康泰纳仕集团的老板、亿万富翁小塞·欧·纽豪斯大胆的复刊举动。1984年，纽豪斯不惜重金请来本来即将去《纽约客》担任主编的蒂娜·布朗担任主编。后者短时间内就将编辑人员大换血，并大刀阔斧的对杂志进行了改革，融合了好莱坞明星效应，上流社会景象，白宫风云和各类真实案件。有评论认为，《名利场》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正在于其记录的浮华生活和娱乐姿态把握了80年代美国的时代精神。

上世纪90年代的 《名利场》更是进入了它的全盛时代。新任主编卡特不仅保持了杂志原有风格，更将其从“名人的私生活”延伸到社会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名利场》在“9·11”爆发时做出的报道为其赢得了巨大声誉。《名利场》渐渐不仅获得大批上流社会和知识界的拥趸，也拥有了普通人作为读者。

如今，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界的风向标的《名利场》走过了25个年头，涌现了大量知名作家和摄影师。 （张晶整理）相关内容见本期4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