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郭娟 越战时葛浩文 （HowardGold－blatt）没有被派去战场，而是到了台湾当通讯官，工作闲散。那时他刚从大学毕业，对生活也还没有目标，“只知道玩，如果回美国，可能就是去大学里继续念书，什么都不会干”。后来，他开始学习中文，发现自己颇有语言天分，也越来越喜欢这个语言。

“台湾的语言习惯和大陆是有区别的，他们用繁体字，连拼音都不一样。现在我做翻译，给我大陆和台湾的两种译本，我还是用台湾的，我比较习惯竖排。”在台湾两年后他回到美国，申请到了旧金山州立大学的汉语课程。毕业后曾经教过一年汉语，之后他再次申请学校，这次不同于他刚刚回到美国时的情形，有几所学校同时给他发了录取通知书。最终，他选择了印第安纳大学读博士学位，指导教授是柳亚子的公子柳无忌。在做毕业论文时，葛浩文“发现”了萧红——这个年纪轻轻就去世的女作家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作品，但是在当时很少有人关注她的作品。于是《呼兰河传》成为了葛浩文翻译的第一本中文小说，也是第一次，他开始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擅长做什么。

三十几年的时间里葛浩文翻译了大量的中文小说，包括巴金、莫言、苏童、冯骥才、贾平凹、阿来、刘恒、张洁、王朔等人的作品。说到选择作品的原则，他说还是以个人喜好为重，同时也要考虑作品是否能在美国找到市场。

“美国人本来就不爱读书，就更别提读翻译书了。美国每年大约出版10万种书，其中只有2％到3％是翻译书，而像意大利的出版物里有50％都是翻译作品。我看一个作品，哪怕中国人特喜欢，但是如果我觉得在国外没有市场，我也不翻，我基本上还是以一个‘洋人’的眼光来看。但又很难讲哪一类书会受欢迎，而且要区分在哪个领域，是评论界，老百姓看着喜欢，或是大学里用的。我有一个优势，就是已经翻了那么多了，跟出版社保持了很好的关系，所以凡是我翻译的他们还是愿意看的，虽然不一定愿意出。不是因为书不好看，而是卖不出去。每次我都需要给出版社写一个概要，然后翻上三五十页拿给他们看，如果他们不喜欢，可能就要作废了，所以我也很小心。”

三十几年的翻译经历也让他和不少作者成了朋友，他们一出了新书他就会去读。“说实话，年轻人的作品我不大看，我基本还是看几个固定的作者。”他曾经接过出版社的工作翻译春树的《北京娃娃》，也看过《上海宝贝》这样的作品，“年轻人的作品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也老了，还是专心翻我自己喜欢的作品。”现在把中文作品翻译成英文的译者仍然不多，有些年轻人开始在网上翻译，比如PaperRepub－lic，“有几个人一起翻译了阎连科的《丁庄梦》”。

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葛浩文提到中国小说和西方小说给他的不同印象：中国人喜欢“写史”，不重心理描写，只有“什么”，而很少去探究“为什么”，“可能这跟中国的传统有关系，不鼓励人去表达自己的情感”。

具体到翻译的原则问题，葛浩文说：“我跟很多翻译都不一样，我是凭灵感，我越想那些理论，那些具体的问题越没把握，越觉得慌。我差不多看一句、看一段是什么意思，然后就直接翻，再回头对一下。如果太离谱了，那要去修正，太硬的话就把它松一点。我本人的问题就是越看越糊涂，越觉得有问题。我翻译了30多年了，按说该越来越有把握，可是自信反而不如从前，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去想这些。包括我也不太在意。有人会说这个翻译很棒或者很差，其实他连中文都不懂，怎么能知道翻译的好坏呢？经常有一些人得奖，说他们翻译得如何好，可那是从西班牙文翻译过去的，英文和西班牙文本来就有相似的地方，而且同是西方，因此美国人对小说里写的生活也比较熟悉。但如果你是从阿拉伯文、中文或者日文去翻译，情况就不一样了。”

有时候问题又出在作者一边。去年葛浩文翻译的苏童的一本书里有个词组用了“lickingthewounds”，在美国被人批评为“老套”（cliché），可再去比对原文，苏童用的也的确是舔舐伤口，“在西方这是 cliché，但可能对苏童来说不是，他大概是在翻译作品里看见过这样的说法，觉得很新鲜就用了”。他说自己现在比从前聪明一点，翻完后要朗诵，以便检查语言是否让人满意。他说像朱天文的作品就不是很好翻——他翻译过《荒人手记》，“因为她写得很怪，她妹妹朱天心的作品也很难翻”，“她们都受过西方教育，幼时又有家学，再加上台湾人的语言习惯，就是一个‘怪’字”。

“所以我得出的结论是，作者是为中国人写作，而我是为外国人翻译。翻译是个重新写作的过程。”他认识的很多作者都十分熟悉中国古典作品，但是到了翻译手里，并不一定能看出来那种古老的味道，这也难以避免。

1980年代，中国大陆开放后，葛浩文曾在哈尔滨生活过一年，为的是继续做关于萧红的研究，这也是他在中国内地待过最久的一次。他参观了萧红读过的第一女子中学和道里商市街等与萧红有关的地方，还到呼兰县拜访了萧红故居。那时中国人还不习惯看到外国人，他走在大街上经常被人好奇地盯着看，老一辈的人用俄语跟他打招呼。“我当时就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当洋人看，不要给我什么优待，我就是在那边混嘛，做研究。结果有一天天气特别冷，零下三四十度，我穿着厚大衣，戴着帽子，谁也看不出来我是外国人，走在人群里时就不时有人推我一下，撞我一下，那时候我就有点怀念‘优待’了。而且到呼兰去，一下车就有一堆人呼啦围上来看我，有点别扭，不过也没什么委屈啦。”

现在在北京，早已没有了当时那种情形，人们对外国人司空见惯，更多的人可以讲一口流利的英文，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也在他每一次到来时有所感受。“现在关于中国的新闻我都看，对中国的看法比较复杂，我还是五十年代长大的，那时是反战的，我本来就是没有脑筋没有立场的，但当时在美国，中国是敌人，苏联是敌人，从越南回来之后我就跑到左翼里去了，不过我骨子还是有老看法，洗不掉了，所以我对中国的看法还是比较复杂的——主要不是中国人，而是政治信仰。中国越来越全球化，我觉得是好事，但是也有一点怀旧了。”葛浩文说。

葛浩文翻译过《狼图腾》、《天堂蒜薹之歌》和《生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