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文 近日长春黑心养老院“虐老”事件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在声讨和谴责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正面临着日益增大的老龄化社会的压力。

人口拐点倒逼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之变

一直以来老龄化被看作是与“人口红利”相对的“人口负债”。按照国际惯例，每个国家在人口机制转换过程当中，都有一个人口年龄的黄金阶段，即所谓的“人口红利”。从内涵看，“人口红利”是指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抚养比例下降、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个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时期（社会总抚养等于老年抚养比例和儿童抚养比之和，比低于50%）。在这一时期内，总人口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这样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劳动力增加、储蓄和积累增长、投资增长等结果，从而对社会经济增长产生积极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抚养比的下降造就了更具生产性的人口结构，即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即所谓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贡献了约27%的人均GDP增长。而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确实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许多挑战和冲击，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加，将导致用于养老的资源总量的增加，如需增加有关养老的财政支出、提高企业养老金的支付水平和配置更多与养老有关的公共设施等。这些都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经济资源配置格局的改变。同时劳动力严重短缺也将带来经济总产出下降，储蓄率下降，导致投资减少等等。

我国老龄化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社会具有老化速度快、老龄人口规模大、未富先老等特点。21世纪，我国人口老龄化将经历快速老龄化阶段（2001年～2020年）、加速老龄化阶段（2021年～2050年）和重度老龄化阶段（2051年～2100年），那时老年人口规模将从峰值4.37亿回落并稳定在3亿到4亿左右。

一般而言，发达国家是在实现了经济起飞和工业化完成之后，才进入老龄化社会，这时西方国家已开始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发展的目标开始逐步聚焦于人的自身发展；而中国是在低收入水平下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未富先老”已成为严峻的现实。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的人口学家就已经提出了“未富先老”的话题，随着我国社会步入老龄化，也就意味着养老负担日益加重，意味着经济中的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以及国民财富中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部分会相对减少，而按照前文人口老龄化比例，本世纪后50年，我国的总抚养比将长期高达80%以上。在这种“未富先老”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影响的意义更加深远。因为这不仅仅涉及到中国人口自身的发展演变问题，还涉及到人口红利出现拐点后，如何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优势引擎，将人口负债变成人口红利，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中国应该借鉴发达国家老龄化社会中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来调整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模式。为了适应劳动力老化的趋势，发达国家逐步调整产业结构，放弃低端的依靠年轻劳动力为主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并向技术密集型发展，而这恰恰也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

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将成为中国下一步最重要的民生改革

毫无疑问，应对人口老龄化“银色浪潮”冲击最主要的手段，就是筑起社会保障大坝。未雨绸缪，选择合适的养老保障制度做好养老准备，是应对老龄化挑战，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立足点。

21世纪以来中国老龄化进程急剧加快，从需求的角度看，我们构建新的社保体制的问题也已经迫在眉睫，中国必须充分利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期”，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上，加快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事实上，当前全球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引擎从外需向内需转换的拐点已现。危机恰恰给我们一次喘息的机会，把欠账补上。

2009年，以新医改推进为标志，我国正在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不断完善公共品建设，提出到2049年把我国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特别是扩大养老保障的覆盖面，建立健全覆盖我国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各界达成的一致共识。

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力量的选择历来是社会养老保障模式关注的焦点。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并开始推行从出生补贴到丧葬费的一揽子福利计划，福利国家开始在欧洲风靡起来。在这种国家保障的模式下，政府承担了公民各种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养老、救济、失业)的资金来源与待遇支付职能，但是我们能否完全照搬西方完全福利化的国家保障养老模式？

西方一些国家的养老保障方式，与之相伴的就是政府长期承诺的迅速扩大，这些承诺的最终承担者仍然是国家财政的巨额赤字。政府对社会基本养老的承诺具有制度刚性，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推进，养老保障覆盖面扩大对财政的潜在压力将逐步显现。特别是金融危机后，长期财政偿付能力使一些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障更加不堪重负。

据IMF统计，从2007年至2014年，20国集团(G20)中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国债负债率(国债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将上升至近25%。但到2050年，这场危机的成本最多只会有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成本的5%。仅以英国为例，英国政府预计到2017-2018年，老龄化每年带来的额外成本将达到GDP的1.6%。增加的相关开支相当于为国债负债率上升37%偿付利息。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预计将使国债负债率上升29个百分点。可见以大规模政府赤字作为养老承诺的模式还值得商榷。

那么中国应该选取什么样的养老保障制度模式呢？中国的养老体制安排需要与“未富先老”的国情相一致。在较低收入水平下解决中国养老问题，既要考虑人口老龄化对现行养老保障体系的挑战，又要考虑量力而行，防止对长期增长带来冲击，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因此，我们需要从可持续性角度对中国养老保障体制改革进行评估，并结合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经济增长前景，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保障体制改革方案，做到兼顾“经济增长”和“老有所养”。

从社会发展规律看，养老保障模式的选择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养老保障模式也有很大不同。就养老保障模式而言分为家庭保障模式、国家福利保障模式和多元支撑的社会化共建保障模式三种。在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快速变迁、传统家庭养老保障功能萎缩、政府财政支付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推进社会化养老共建保障模式应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首选模式。而这种多元支撑的社会化养老保障模式就需要养老公共服务体系、社会化养老机构、社会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等一系列制度设计的全面跟进，相信社会化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和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必将和医改一样成为中国下一步最重要的民生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