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明霞/文 我和萨克斯（Jeffrey Sachs）的助理在电话里约好，7月7号下午4点在北京新世界酒店的大堂里做专访。下午3点多我刚走进酒店大堂，一眼就看到萨克斯正坐在大堂的沙发里跟几个人交谈。

萨克斯身穿白衬衫，领口敞开没有系领带，显得清爽而年轻，55岁的年纪完全没有一点衰老疲倦的迹象。他把眼睛摘下来拿在手里把玩，在认真倾听别人讲话时，他会咬着一根眼镜腿儿，眉头紧锁着思考。他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杯加了冰块和柠檬片的可乐，但满满一杯似乎一口未动。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萨克斯本人。第一次是两年前了。2007年3月，我去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一个名为“全球化报道”的论坛，当时萨克斯被邀请来给我们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的记者讲述他的全球化观点。在此之前，其实我并不熟悉他。那次给我们讲课，让我领教了这位“明星教授”的效应。

到不是他讲的内容有多么令人印象深刻，我已经把他和其他几位教授讲的内容混在一起，辨不清他当时的核心观点了，令我记忆犹新的是，我们那个20多人的教室，在他来讲课那天突然涌进来无数旁听的人。他们大多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当然不只新闻学院的，也有来自其他系的。可见这位教授受到的关注和热爱。

我就是在那里偶遇萨克斯现在的中国助理，李楠小姐。当时她还是哥大的学生，那天也去旁听我们的课程，发现我是在场唯一的中国记者，就上来跟我搭讪，聊天后我给她留下我的名片。那次在哥大新闻学院的论坛不过一周，结束后我们没有再联络过。直到两年后的现在。

我安静地坐在萨克斯旁边的沙发上，等他和那三个老外和两个中国人结束谈话，再开始我们约定的采访。大约3点40分左右，萨克斯起身和他们告别，我也站起身来准备开始采访。那几个人告辞后，剩下萨克斯和助理。我听到助理对萨克斯说，还有一个采访，现在可以开始吗？萨克斯有点撒娇地使劲摇头对助理说：哦，不，不要采访了，要多久呢？助理转过身来指着我说，记者已经到了，就20分钟好吗？最后一个采访了，我保证。

萨克斯转头看我，我连忙笑着打招呼，他也立即笑容满面冲我问好，然后转头低声对助理说：你保证这是最后一个采访，就20分钟，好吗？

他们一起向我走来，助理跟我说：对不起，他太累了，之后我们还有会议，所以，只有20分钟给你可以么？

可以呀，没问题，虽然她当初答应我是半小时。我对他们说，没关系，我理解，我保证问题少一些。萨克斯笑容可掬的在我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我对他说：我能想象你在北京的行程有多紧张，很累吧？我请你喝杯咖啡吧！我真怕你已经烦死了记者没完没了的愚蠢问题。

不，一点也不，我享受跟记者交谈。不用咖啡，只是太忙了，我一点不累，谢谢你。萨克斯充满风度，温柔和善。我揣测眼前这个平和敦厚的萨克斯，是天性如此，还是岁月磨练。

回望他50多岁的人生，虽然算不上大起大落，但确实曾一夜成名、又随即从高峰跌落。30岁时在玻利维亚的成功和在俄罗斯惨败，成为萨克斯要背负终生的印记。无论走到哪里，萨克斯总被提及是开创了“休克疗法”，并用此拯救了玻利维亚、却摧毁了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之父”。

我小心翼翼地并没有提及“休克疗法”和他在俄罗斯的经历，我怕无论是他或者读者对这个话题都已经审美疲劳。关于对俄罗斯失败经历的回顾，他20多年来已经回答过无数遍，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人渐年长，而对此有新的反思。在短短20分钟时间内，我更希望听到他对世界近况和中国现状的看法。但当我问到他对金砖四国前景的看法时，他首先提及对俄罗斯非常不看好，言语间流露出他对这个曾让他遭遇巨大挫败感的国度，始终心存阴影。

我们对话最终进行了33分钟，他不算滔滔不绝，但是对我问到的大部分问题，都有迅速的反应，都有清晰的答案。只有一个例外，当我问他是否真的相信，新兴市场能够脱钩于全球经济时，他沉默了有一小会儿，然后答道：I do.

大部分时间里，这个哈佛出身的经济学博士，更像一个人类学家，人道主义者或者社会活动家。他会对金融危机、全球经济以及中国发展都有清晰的判断和结论，但是他更热衷谈论的是环保、贫困、和人类的生活质量。他不断强调中国的领导力作用，对此我并不意外。让我有些诧异的是，他反复说，这个世界现在越来越复杂了，地球的麻烦非常大……

这和媒体描述中的那个萨克斯稍有出入。无论早年成功、爆得大名的殊荣、或者在全球积极奔走的经历，或者对公众大谈全球未来梦想，都让萨克斯给人留下他无所不能、无比乐观的形象。年轻时那个认为一切问题都很简单，一切麻烦都可以解决的萨克斯，被FT在一篇报道中称为“Mr. No Problem”。似乎在年轻萨克斯的眼中，一切皆有可能，贫困、疾病、污染、经济危机。。。都是问题，但都不是多么了不得的大麻烦。

而现在，已过了不惑和知天命年纪，世界并没有在萨克斯眼中越来越简单清晰，反而变得越来越复杂、难懂、难对付。“天啊，突然之间，我们都快认不出我们这个地球了。”萨克斯说，他并不掩藏他对当今这个复杂世界的困惑。

FT那篇和萨克斯共进午餐的记者说，和萨克斯吃饭完走出餐厅时，他也变得乐观，觉得好像一切也没那么难。但我在萨克斯交谈时，并没有感觉到他传递出的强烈乐观。他也并不悲观，他只是说，“我看不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这个挂着“地球研究所主任”头衔的知识分子，在短短半小时内，激起了我许多尊敬。虽然他“拯救地球”的抱负多少显得渺小而虚空，但比起每天充斥耳膜的股市、房市、银行、增长的讨论，这个开口闭口谈论水、空气、土地和非洲穷人的经济学家，在我心中泛起许多感动。

我想起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论里，将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仰望宇宙和星空的人，他们通常是哲学家、科学家，探索人类物质和精神的终极秘密；第二类是关心整个社会、人类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的人，工程师、政治家、经济学家、律师等等，他们致力于改善整个人类的现实处境；第三类人，大多时候只关心自己周围方圆几尺的世界，保全自己的工作生活和家人的顺利平安，是他全部的人生意义，他们很少仰望星空或真正关心别人的生活。

这三类人不分高低，也彼此重合。哲学家也有七情六欲，也要吃喝拉撒，普通人偶尔也会抬头仰望虚空，生出对自己与他人命运的无限感慨。

萨克斯的重心应该在第二类吧，尤其在他年过半百，经历了成功失败的毁誉参半之后，面对人生的后半段，萨克斯无比清晰坚定地要做一个拯救地球的人，他为建设一个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而战。

（萨克斯专访见本期《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