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朱冲/文 中国有支明星足球队，队员都由娱乐圈、体育圈等明星人物组成。在一次明星足球队的比赛中，赵本山攻破了北京国安足球队副董事长、前北京队守门员张路把守的球门。从此，两人每次见面，以及在中国明星足球队的活动中，赵本山都必说此事。
张路认为，这就是体育的本质：强身健体、游戏娱乐、社会交往、自我实现。
至于奥运会“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张路认为，那只是属于竞技体育中极少部分人的，不可以此作为惟一标准，“重在参与才是体育的本质。博尔特百米跑9"58，如果都跟他比，可能会让百米跑10"的人都失去竞争的勇气，而且也竞争不过。”
专业化不对
1951年出生的张路一直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从小就喜欢跟着父亲去先农坛看足球比赛的他，在小学时是北京市宣武区短跑冠军，体校来招人，他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田径队。但练了几天，他自己觉得很枯燥，教练也不喜欢。他倒是对在旁边训练的足球队很感兴趣，总是盯着他们看，足球教练就让他跟队练了几天，他很喜欢，田径那边也放人了，他从此走上自己喜欢的足球路。
没想到的是，这样的选择在随后成为了潮流。“在那个时代，每天不仅管饱，还天天有荤，每年还发几身运动服，冬天还有军大衣，这样的生活人人羡慕。”张路说。
类似的话，记得中国足球明星郝海东也曾说过，他的理由是：能在1980年代每天早晨喝到一杯牛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的确，在那个时代，能吃饱穿暖是很大的诱惑，而且做运动员还能逃过上山下乡插队。”张路就曾在1971年被安排到陕西插队，后来是因为1973年从陕西退役后考上了北京体育学院，才得以回到北京，加入北京队。张路说：“那个时代的中国体育处于黄金时期，因为不缺后备力量，那时候体育招生非常容易，做父母的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运动队。”郝海东、范志毅等球员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练习体育的。
张路认为，文革前中国体育的培养体系是合理的。“群众基础广泛、普及性高，自然容易出人才，毕竟体育是要靠天赋的。”
但张路表示，自从上世纪80年代，国家提出“三大球要翻身”的要求后，一些地方急功近利的做法将这种培养体系践踏了。“当时有关单位提出‘13-16高水平训练法’，即把全国各省市13-16岁的优秀苗子全部集中到八一少年队统一接受专业化训练。”郝海东就是这样进了八一队。张路说：“这造成八一队异常强大，其他队伍根本无法和它竞争，从而失去兴趣。”这方面，北京队最惨，因为和八一队同在北京，距离最近，两队经常打比赛，北京队每次都要被八一队灌进七八球。
为了自我生存，作为应对，各省市也学习这种模式，从各地方选拔优秀苗子进行专业训练。国家队抽走了13-16年龄段的，各省市就抽9-11岁的，各地方体校就抽7-9岁的，最后发展到从幼儿园5岁起的孩子就开始接受专业训练。“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应当是大面积普及，而不是这样拔苗助长。圈定优秀苗子单独培养后造成了几大恶果：第一，没被选进优秀苗子队的孩子及其父母认为继续练下去没有前途，从而放弃体育训练；第二，全国各省市年龄段几乎只有一支队伍，选材面急速缩小；第三，有些人并非是真正的苗子，只是因为比别人练的早，或者早熟，甚至是篡改年龄后在以大打小的过程中显得‘脱颖而出’。有些真正有天赋的孩子因为一开始没被选入优秀苗子队反而被错过了。”
张路感觉到三大球领域只顾成绩，不顾普及的政策必将危害到体育的后备力量，1990年，作为北京市体育科研所副所长的他成立课题组在全国24个重点城市开始了关于足球后备力量的调研。结果令张路大吃一惊——全国24个重点城市7-16岁10个年龄段一共只有一万名青少年在练习足球！他随即向中国足协提交调研报告，同时也写文章预测，中国足球至少15年没戏。
张路说：“这一万人中还得剔除最起码一半虚报年龄的球员，还有一部分训练不科学的，管理不好的，脑子不好使的，还能剩几个球员可供选择？而米卢之所以幸运，就是因为他吃了1970年代后备力量足的老本儿，那批球员如郝海东、范志毅等正好在2002年前后达到当打之年。老本儿吃完了，人才培养体系也破坏了，中国足球也就没有后劲了。”
尽管当时没人听信张路的观点，但身为足球人的他一直坚持“中国足球没戏论”。几年前，足协任命北京国安队教练沈祥福为中国青年队主教练，但张路以这组数据告诫自己的手下，“这批球员是中国足球史上基础最薄弱的，肯定打不好，你三思。”张路说，“1990年时7-16岁的青少年应该是15年后出成绩，正好是2005年前后，所以这段时间中国足球处于低谷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而且还得持续一段时间。”现中国足球队队长郑智，是从这一万人中培养出来的，他被张路认为是当今中国惟一一个达到亚洲水准的球员。
职业化不够
张路为国人所熟知，是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意大利足球联赛评论员身份。为此，他还在2005年获得了由意大利总统亲自颁发的“意大利仁慧之星骑士勋章”，以表彰他为传播意大利文化而做出的贡献，这是中国体育界第一个获此奖项的人。
深受国外职业体育熏陶的张路认为中国体育成绩至上的“举国体制”发展模式，要追溯到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当时的墨尔本奥运会因为允许台湾代表中国参赛，让中国政府认识到了体育的政治作用。从此，体育为政治服务，成为了贯穿新中国体育六十年的主线。新兴国家运动会、乒乓外交等无不如此。尽管1990年代以后，体育加入了商业的元素，但也未成主导。”张路说，“不过，在那个时代这也不是坏事，毕竟那时候我们一穷二白，只有在体育领域做出成绩才能振奋人心。”
尽管如此，谈到意甲在中国的转播，张路认为，这对中国体育是把双刃剑。“中国人看到高水平的比赛后，必然会觉得本国的比赛水平低，必然会对本国的球队提出高期望。面对这种公众压力，领导者必然狠抓成绩。”
张路的意思倒不是闭门造车，“我们更应该把这种压力转变为发愤图强的动力，应该从高水平的比赛中学习先进的训练方法和训练规律，而不是只看重成绩。其实没有群众基础，无论怎么抓成绩也是抓不上来的，这几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反而中国电影能够从国外大片的冲击中咸鱼翻身值得我们学习。”张路说，“其实也不必担心看到国外的高水平比赛，对比中国的职业联赛，会感到水平太低，无人关注的问题，再低也会有拥趸，因为北京遇到上海、天津必然会死掐，就必然会有人关注，这是由职业体育的特点决定的，职业体育讲究观众归属感。”
在举办了一届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后，张路认为，中国已经通过奥运会证明了自己的强大，体育的政治功能将会逐步减弱，中国体育将逐步回归其本质。张路有两个愿望：“第一，中国20个主要城市，如果每个城市都能有一万名小学生喜欢踢球，那全国就能有20万7-12岁的孩子练习足球。以中国的人口基数，这个数字并不难实现。一万人就能培养一个郑智，20万人就能培养20个郑智，何愁冲不出亚洲？”不过，张路强调：“针对这些孩子，只需要为他们普及足球就行，不需要提早为他们进行专业化训练，那就又拔苗助长了。偶尔可以给他们搞个夏令营、培训班，有兴趣、有天赋的孩子会自然而然的显露出来，等到合适的年龄再进行专业化训练。”
第二个愿望，张路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描绘好了，“未来中国体育分为三个发展方向：奥林匹克、职业化、大众体育。奥林匹克计划包括射击、举重等无市场价值，但能夺取金牌为国争光的项目，由国家拨款，由体育主管部分管理；职业化包括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等能够实现市场化的项目统统纳入，由企业出资，市场化管理；大众体育则由群众自发组织参加，强身健体，国家只需提供场地、器材，不要插手。”
在当年有关单位举办的体育征文活动中，张路的这篇文章被体育总局评为一等奖，说明总局领导也是认可这种发展方向的，只是时机还不成熟。“现在总局领导、各地方体育协会领导在北京奥运会后都已经逐渐把思路从竞技体育向全民健身转变；上层领导也在考虑淡化体育的政治色彩，把体育的功能向以人为本方向转变。这是未来中国体育的大方向。”张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