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焦建 名下拥有三本畅销著作——《引爆点》、《颠覆》、《异类》——的马尔科姆.德拉格威尔，是美国媒体圈子里最闪亮的明星之一。这个在英国出生、加拿大安大略湖畔长大的牙买加人，现在是《纽约客》杂志笔耕不辍的撰稿人——他特稿写作的话题，从打猎到番茄酱，都是必读性的文章。在最近几个月的一篇文章中，他还就“世界真是免费的吗？”这个话题，写作了一篇针对“免费”观念创始人、新数字科技时代吹鼓手《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的数千字的大文章。

2005年的时候，《时代》杂志将他列为最有影响力一百人之一——而他自己也的确撰写了一本有关“事物为何会变得流行”的有关影响力的书籍。他用明晰简洁的语言组织起的是那些之前毫不起眼的世界观——在《引爆点》一书中，格拉德威尔改变了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在《颠覆》一书中他改变了我们对于思考的认识。而在《异类》中，格拉德威尔又使我们看待成功的方式得到了进化。

在这次《时代》对他的访谈中，这位留着爆炸头满脑子新思维的“乱发怪杰”，又在大谈有关公共教育、公司雇佣体制弊端、新闻业的未来等话题……

问：一旦你拾起一个故事的话题，你怎么展开报道过程的？ 

答：每次都不同。 我喜欢把事物放到一个更加广阔的语境之中，而且让它跟其他事物产生更多的联系。我的很多写作过程之中，脑子里都记着这样的一个观念：两个还凑合的故事放到一起，有的时候就会等于一个非常好的故事。

问：你是否曾经在你的著作之一种认识到有一个点子是不相干的？

答：是的。或者更精确的说是，经常遇到。额外的证据开示出现，而你认识到了自己是朝着错误的方向来写作这篇文章的。在《引爆点》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之中，我需要重新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写作有关纽约犯罪率下降的一章，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有关犯罪的事实比之前要更多了。

问：在你最新的著作《异类》中，你谈到了成功如何不仅仅是因为遗传也不仅仅是刻苦的工作而是一种综合性的产物——这种情形，人们只会偶尔碰到。你能够谈一点有关你自己的幸运点吗？ 

答：我身上有数以百万计的幸运点。在纸媒依然雇用很多年轻人的时代里，我是最后一代被纸媒所雇用的员工之一。进入《纽约客》并且成为编辑，我是非常幸运的。我还幸运的成为了美国社会中的一个“局外人”。很多美国人习以为常的观念，在我看来确实非常奇怪和神秘的。我依然并不感觉我彻底明白了这个国家。

问：你曾经在之前讨论过美国公立教育系统的不足。假如你是美国教育部长唐侃的话，你将会做什么？ 

答：教育中的珍贵的小型实验太少了。相反，这里有一种对于更大范围内的管辖的渴望。我认为这是没有意义的。我认为我们需要尝试着去做100种不同的事情。假如我是唐侃的话，我将会把自己当成是一种风险投资家。找到我所能够找到的尽可能多的奇怪而且有创造力的点子，仔细的观察它们看它们是如何进行工作的。

我经常着迷于内城的学校里的这样一个点子，他们做得最好的事情是运动。他们的确做得非常、非常的好。说这些学校的功能失调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他们的优势在于一些特定的领域。所以，我一直好奇着如何在教室之中使用运动中的那些原理：同性别、以团队的形式作任何事情、以团队为单位根其他的团队进行竞争。我认为我会试验这个点子。我不知道它是否会有效，但是它值得一试，而且我们也能够从其中真正学到一些东西。

问：假如你只能给年轻的记者们提供一个建议的话，你的建议会是什么？ 

答：关键不在于写作技巧，而是你写作的话题领域。我最喜欢的专栏作家之一，是为彭博写作的Jonathan Weil。他揭露了安然的故事，而他之所以能够揭露它，是因为他身为美国主流记者中为数不多的真正能够知道如何去读财务报表的记者。这意味着Jonathan Weil将永远都有饭吃，永远都有读者，永远都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值得去说。他是个非凡的家伙。绝大多数的会计人员们都不写文章，而绝大多数的记者们又不懂任何有关会计学的事情。有志气的记者们不回再去参加新闻学的课程，而是去其他学科的学校。假如我现在是上学的日子的话，我会选择去获得一个统计学的学位，而且说不定还会研究很多会计学的问题、接着以那样的角度来进行写作。我认为这是活下去的正确方式。通才所扮演的角色正在不断缩小。新闻业需要变得更加聪明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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