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二:仇富
导语:自由主义不是几个精英的游戏。我们应该走出士大夫那种圈子文化。

内容简介:

作者,薛涌。中国的贫富之争是一个不断升级的社会热点,许多重大事件都是由这个敏感问题引发,比如轰动一时的杭州的飙车案等。

薛涌曾经著文批评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南方都市报》拒绝刊发薛涌的文章,导致薛涌与该报的专栏合作决裂,并引发许多不同派别的学者互相攻伐,《南方人物周刊》专门做了一期“你为谁说话”的专辑。本书就是以讨论这个事件的文章为主,再收入其他的相关争论文章,对仇富,以及相关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有较为清晰和深入的探讨。 本书涉及到民生与社会如何公平发展等的重大问题,与百姓的切身利益相关。其中文章以薛涌与茅于轼、吴敬琏、江平等重量级人物的论争为主,而郑也夫教授认为薛涌是最善于吵架、打笔仗的作者,这会引发读者的参与感和阅读兴趣。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10月 定价:29.80元

目录:前言:我为什么要辩论?

是茅于轼被歪曲,还是我被歪曲?

“说话”就是“做事”

说话的人要把话说好

保护茅于轼的社会病理分析

“炮打茅于轼”之社会病理分析

笑蜀:你已经不是孩子(详细目录见文章后附)

“说话”就是“做事”

——答邝海炎先生

薛涌按:

我的《是茅于轼被歪曲,还是我被歪曲?》一文发表后,收到邝海炎先生贴在留言中的来信。特将其信贴出,并回复如下。

薛涌先生:

小文被你读到,不胜惶恐!需要解释的有如下几点:

1、我对薛先生的文章向来相当佩服,有人把你划为“向中国人介绍美国”的第三代代表人物。我认为,你与前两代最本质的差别就是积极介入中国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所以,对于你为中国公共领域建设所做的贡献我表示我个人的感谢。

2、由于你的“异域之眼”,你常常能看到一些国内时评人士看不到的东西,这是你的长处。尤其值得我佩服的是,你对言论自由的执着。你与《南都》的事情,我也认为他们应该刊登你的文章,但前提是你的文章应该修改涉嫌茅老的过激语言,并且与反驳你的文章一起登出。很遗憾,《南都》没有这样做,这在中国其实也没什么,可你很认真,我相信你的认真一是想扩大此问题的讨论;二是,想引进美国的专栏作家制度。所以,在你跟笑蜀的争论帖中,我是回帖支持你的。

3、在听完徐先生演讲后,我也曾经纳闷:“贫富差距问题明明是大家关心的,为什么徐先生说不应该重视这场争论?”后来想来想去,最好的解释就是,中国的贫富差距的罪魁是“权力寻租”,所以首先解决“权利平等”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国内政治自由主义一直是这样想的,这应该与你的观点也差不多。而茅老则是这方面行动的楷模,只是他这次出于保护“那些完全靠自己劳动富裕起来的人”,用了个暧昧的标题,你不了解茅老,所以,直言而来,据理批评;但徐先生这些与茅老很熟的人,对茅老比较了解,所以觉得茅老只是说错话而已,你对他穷追猛打,似乎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敌人。

4、其实贫富差距拉大,国内谁都知道,茅老也不是要粉饰太平,关键是说多了也没用,要有具体的解决办法才是。你执着于西方的言论自由精神,有一说一,确实认真的很,但在国内的自由主义者来看,却有唱道德高调的嫌疑,这也是笑蜀先生激烈批评你的原因。其实言语之争能争出个什么结果?它唯一的一点意义就是指导人们往正确的方向走,如果争论反而变成对正确做事的人的伤害,那这种争论不要也罢!这就是我的理解,对不对,还请薛先生指教。

5,还要申明一点的是,徐先生这次讲座虽然我去现场听了,但难免有误记的地方,而且我发现速记员也漏了很多。如果徐先生认为他的演讲与我的记忆有出入,那就以徐先生自己的解释为准。

最后,祝您早日学成归国!

后学邝海炎敬上

邝海炎先生:

谢谢来信。你那篇文章写得很好。至少帮助我这个长年不在国内的人,了解了不少国内思想界的动向。我也非常感谢你在来信中的诚恳意见。我相信,国内许多自由派人士,对我批判茅于轼的做法有所保留。所以我也有必要对你信中提出的诸问题做一个答复。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自由主义必须有草根性才会有生命力。自由主义不是几个精英的游戏。我们应该走出士大夫那种圈子文化。二十多年前,自由主义是个时尚;如今,有些自由主义者(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样自由主义还有前途吗?我想这里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这些自由主义者对公众的蔑视。他们把熟人之间的关系、把对一个熟人的个人道德评判,看得比这个人公共言论中的错误还重要。我希望破的,就是八十年代北京文化人圈子中的这个规矩。

我认为国内政治权利不平等是造成经济不平等的最根本原因。你说“其实国内政治自由主义一直是这样想的,这应该与你的观点也差不多。而茅老则是这方面行动的楷模,只是他这次出于保护那些完全靠自己劳动富裕起来的人,用了个暧昧的标题,你不了解茅老,所以,直言而来,据理批评;但徐先生这些与茅老很熟的人,对茅老比较了解,所以觉得茅老只是说错话而已,你对他穷追猛打,似乎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敌人。”

你这段话里有几点我不同意。第一,公共辩论必须有公共性,不能因为熟人就采用双重标准。茅老说错了话,如果他自己出来承认,还可以另当别论。怎么能因为是熟人就为他辩护,说他“只是说错话而已”呢?这岂不是“化公为私”了吗?他说错了话,而且这种话影响非常大。在我看来,知名人士这样的话说得太多,就降低了我们社会的道德标准。怎么能因为是熟人就不管呢?话语权力是社会重要的权力资源,对人们日常生活有真实的影响。说话就是做事。为富人说话也就是为富人做事。传统士大夫有这样的观念,仿佛天下就是他们几个人的,别人没有说话的份。这个规矩,非破不可。我博客上有一篇《中国媒体的潜规则》,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

第二,茅老真是仅仅说错话了吗?我引用了他的文字,指出他把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描述成“必然的”反比的关系。这是他的理论基础。可惜这一理论却缺乏事实的基础。所以我才说所谓中国因为仇富穷了几千年是编造的谎言。许多“主流”至今还认为,中国当今的贫富分化,是市场自由的结果,很正常。我的看法是,这种贫富分化,不过是容许把过去的政治不平等“自由兑换”成货币形式的结果,和市场的关系并不大。举个例子,我有一篇发不出去的文章,引用了《纽约时报》的报道,称中国近几年建造的房子在隔热技术上有95%居然达不到中国自己的标准,结果是造成巨大的能源浪费和空气污染。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建筑工地,95%的房子偷工减料。这大概至少有几百亿上千亿的价值吧?房地产商赚这么多,也就不足为奇了。而我即使生活在美国,也碰到过在国内上访过的人。她称上访者远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简单。所以全家一天到晚担惊受怕。面对这样的现实,茅老竟然觉得最紧迫的是为任志强说话!这是不是因为他们彼此是“很熟的人”呢?最近他在博客贴出了2002年的一篇旧文,大概是要给自己辩护吧。文章大致是讲“要让穷人成为中产阶级”,应该说是保护穷人的文章。其实,我同年还写了一篇“富人论”,讲的是“保护富人”的理由:在全球化时代,中国需要一些国际人才把西方后工业社会和中国的工业社会乃至前工业社会衔接起来。这些人在中国工作,但必须挣在全球有竞争力的工资,中国社会要学会对他们高收入的容忍。可惜问题是,几年下来一看就明白,在中国发达的,主要不是这些人,而是把市场和权力衔接的人。这还能怪老百姓“仇富”吗?你有权利利用你有的一切资源保护你的朋友,但不能发明“仇富”这样的罪名通过给老百姓栽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茅老的理论,潜台词是穷人威胁着富人的利益。我当然要穷追猛打了。

第三,我不认为“言语之争”不会有什么结果。尽管我被封杀,但是这场争论正在产生结果。茅老如果改口说“保护那些完全靠自己劳动富裕起来的人”,不再提“保护富人”,这至少就是一个进步。当然我还希望他能认识清楚:保护这些勤劳致富的人的利益,是保护他们不受政治权力的侵犯。老百姓并没有侵犯他们,也没有能力侵犯他们。老百姓当然也不仇恨“那些完全靠自己劳动富裕起来的人”。说老百姓仇恨“那些完全靠自己劳动富裕起来的人”,等于侮辱几亿老百姓。徐友渔的问题我看就在这里。他和许多人,对于我批判他们“很熟的”人无法接受,觉得那是不厚道。但是,当他们这位“很熟的人”侮辱几亿老百姓时,他们就觉得无关紧要。这些现代士大夫,知道自己是老几吗?

以上是我几点粗浅看法。再次感谢你的文章和你的来信。我觉得你的文章和信都涉及了许多实质性问题,对我很有价值。我也希望日后有更多的机会探讨问题。不过,你来信自称“后辈”,我不知道你“后”我多少。如果年轻,我劝你少去听精英们的讲演,少看八十年代遗老遗少们的东西(我自己也算个“遗少”了,同样不值得你多看)。这些人大多是属于知识和创造力破产的一代,再加上秉承士大夫自以为是的习性,实在不值得后辈浪费精力。还是好好学英文。人类文明如此丰富,在现今的中文中实在剩不下什么了。在我看来,当今的中国从食品、玩具、空气,一直到思想和语言文字,都是个严重污染的地方,能摆脱就摆脱。至于我个人,天资凡庸,是棵没有生长力的弱苗。在肥沃的土地上尚有生存的机会,到了贫瘠的土地上,则非枯萎不可。如今学而无成,更不适合回国了。哈哈,最后多啰唆了这几句,无非是想说:至少我们这代人,没有创造出什么值得后辈阅读的中文。你要是听茅于轼、吴敬琏们用“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类话谈市场经济,你就永远不可能懂市场经济,而且真到了市场经济的国家也会被人家笑话。我给你出个题目,把茅、吴这两句话翻译成英文,看看能否放在任何美国的媒体上。真翻译成英文,肯定是野蛮语言。在文明社会,这样的句子谁能找到呢?那些为这两位辩护的人,许多是出过国的。让他们举个例子吧。总而言之,我们的语言本身已经变得野蛮了。以至这种话中文里可以有,还有许多人拥护,但英文里不能有。这简直就是处于两种进化阶段的语言。

我辈没有出息,“后辈”却还有希望。我的文章被你这位“后辈”认真读,很受宠若惊。不过,感激之余,又觉得我实在不值得你们的关注,劝你闭门读“圣贤书”,不读中国书,干些正事。一百年后再看今天,我辈在知识上抛下的不过是一块休耕地。还是希望后辈利用休耕后地力的自然恢复,能真有所收获。

薛涌敬上


说话的人要把话说好

——再答邝海炎先生

邝海炎先生:

谢谢你的回信!很遗憾,开学教书比较忙,不能细致回复,只能简单交代几句了。你信中词句很客气。我想我们是公开的信件往来,要节省读者时间,没有必要客套。我这个“没有希望”的“前辈”给你这个“有希望”的“后辈”写信,也就直来直去了,望见谅。

首先讲讲中文是否有价值的问题。我前信表达有笼统的地方。你提到许多国内学者,称他们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我当然承认。我并不是说国内没有好人,十三亿人口中没有一个像样的学者。在我个人的领域,国内就有许多好学者。我仅是从操作的层面讨论问题。这么跟你说吧。如果我真如你希望的那样“学成归国”,在大学里带研究生,我对学生的要求就是能不读中国书就不读。个别的中国研究可以参考中国书,比如沈志华、高华等等的书,当然还有原始材料。但是,这些学者很个别。中国的整体学术实力根本不入档次,即使研究中国史还比不过日本人。研究西方的就更不用说了。

你如果拿出五年,只看英文的书籍,长进肯定比现在这样大。我并不想一句话把你列出的那些学者都否定了。我没有看他们的书,凭什么否定?但是,优秀的学术著作多得是。你得选择从哪里看起。比如,你开课讲法国大革命或者基督教,列出的参考书是中文的,我作为学生心里就打鼓。这不是贬低中国学者。他们中有很突出的个人。但学术不能拿一两个人说事。比如,刘小枫对基督教神学的研究也许非常不得了。但请问:国内有谁能有实力挑战他吗?这么大一个传统,就这么一家,不受挑战,这样的学术当然就有疑问了。不像西方,有多少家出来,全是重量级的,你犯一点错误就被抓住,不犯错误也频受挑战,各派都说得头头是道。这样出来的学术,自然就高一筹了。我有位朋友,在美国当教授,评终身教授没有评上。那个学校的学生对我说,当时他头发都白了,压力太大。后来回国,在名校当了教授,哈哈,满面春风,仿佛年轻十年。吃学术饭,国内的横杆太低了。哪怕有能破世界纪录的人,你把横杆摆到一米五,他怎么跳也达不到两米三以上的高度。至于你说国内某些人的工作“绝不是海外学者能替代的”,我看有点不靠谱。这心态本身就不对。我倒不是替海外学者辩护,只是讲一般学术的常识。也许你可以说柏拉图不可替代。这样的人也要经过长期的历史考验才能确定其位置。但是,常规的学术研究,都在凡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学术更没有边界。除非你垄断学术资源,怎么能说某某的学术不可替代?一个供着几尊“不可替代”的学术权威的学术界,是没有希望的。

算来你比我小二十多岁。我是1989年28岁开始学英文的,程度是《新概念》第二册第一课。五六年后,算是能看英文了。读到现在,中间又有了孩子和各种生活压力,并且进行大量中文写作,实际安心看有价值的书,就那么几年。所以我说我没有希望,你有希望。但问题是你得这么要求自己,也这么要求学生。不然,日后学生抱着英文书啃,回来说老师扯淡,你应付得了吗?那时除了靠权力维持一点自尊外,也没有别的招数了。人都是人,我若走到那地步,表现不会更好。去年有个北大的孩子来找我,说从高中就读我的书,到美国读暑期班,顺便要到波士顿见我。我就请他吃了顿饭。吃完饭,他突然从包里掏出一本我的书,让我题词。这阵式我可从来没有见过,当然是受宠若惊。不过,凭良心我还是说他:“你这么年轻,懂两门外语,怎么会在我的书上浪费时间?好不容易来美国,就这么一个暑假,有多少东西好学,怎么可以包里夹一本中文书呢?难道你不懂取法乎上得乎其中的道理?”后来盛情难却,给他随便写了几个字。事后才想起来最恰当的“题词”是什么,只有写信告诉他:“很荣幸你还看得起我。不过,虽然我要努力争取你在十年二十年后还能看得起我,但我还是希望你到那时候不再看得起我了。”我的意思是,这样优秀的青年如果十年二十年后还看得起我,只有两个可能:一是我真成了大师了,这种可能比较小;二是中国实在太没有文化了,连我这么个人还挺有市场,这种可能似乎更大。这就是我说那些不读中文的话的意思。我自己的孩子如果想做学问、贡献于人类文化,我会教导她这样做。这话政治不正确,但是实实在在。我觉得当老师的,也应该这样告诉学生,否则会误人子弟。中文不是没有营养,而是营养严重不全。长时间读中文会营养不良。当然,我这么说,前提是大家都是“中人”,不是天才。用基督教的话来说,上帝真赋予你才能,你想拒绝也不可能。有些人,不用出国,不用学外语,照样有先知般的智慧。不过,我不是这种人,也希望大家不要把赌注下在这里,宁愿以自己是“中人”为前提来规划人生。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中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劲头,很是可笑。我想这些人年纪日长,聪明的应该知道自己是老几了。我们这代人,面临的不仅是历史是否会嘲笑我们,而是历史是否有功夫嘲笑我们。我猜想,你崇拜的那几位,大概自己也不会觉得自己“不可替代”吧。

下面谈更实质的问题。你信中这一段对我的批评很有意思:

你认为“国内政治权利不平等是造成经济不平等的最根本原因”,这点我同意,而且我也跟你解释了,国内的政治自由主义者在这点上跟你都差不多,要不我前文里转述杨奎松先生的研究干吗?可你呢,老抓着这个问题不放,认为“他把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描述成必然的反比的关系”,我认为你是有点误会茅老,茅老的意思就是要保护那些通过合法劳动致富的人。你自己以前不是也写过“富人论”,讲要保护那些“把西方后工业社会和中国的工业社会乃至前工业社会衔接起来”的富人吗?为什么你能说保护某种富人,茅老就不可以?当然,你的改变是因为几年下来你很遗憾地看到:“在中国发达的,主要不是这些人,而是把市场和权力衔接的人”。我请问你,你凭什么说中国现在的富人都是“把市场和权力衔接的人”,你有数据吗?当然,你也可以反驳我,“那你也没有数据证明不是吗”,我承认我也拿不出数据,但以我们生活在国内的人的感觉来看,目前中国的富人肯定不完全是“把市场和权力衔接的人”,而且一定有茅老所说的“通过合法劳动致富的人”。所以,还是那句老话,茅老有错,错在用词,错在为了保护这些“通过合法劳动致富的人”,居然说出了“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这样违背历史事实的话,但其意思还是好的,他的实际行动就是一种最有力的证明。

你这么想,在我看来就很有问题。首先是我说东你偏说西。我讨论的是人的言论,你偏说那人言论也许不妥,但他做过好事,不能抓住不放。这一点我已经反复讲过,不多说了。下面是实质问题:什么叫“国内的政治自由主义者在这点上跟你都差不多”呢?“差不多”难道是取消辩论的理由吗?我和“主流们”的立场其实针锋相对。我认为未来中国要建立一个“权利优先”的社会;他们是要“效率优先”,“公平”是摆在“兼顾”那一档次的。当然,你可以像为茅老辩护那样为吴敬琏辩护:人家没有说只要效率不要公平呀,人家明明说了兼顾公平呀。这就好比茅老说既保护富人又保护穷人一样,你不能歪曲人家!可是,当效率和公平冲突的时候怎么办?你难道没有听说“吴市场”说对拆迁户不应该按市场价格补偿吗?如果工人和老板为了工资问题争执不下、要闹罢工时,主流们是会支持工人罢工、组织工会的权利呢,还是说“只有富人的权利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呢?这种问题,怎么能不辩论清楚?

如果茅老真如你说的那样“说错了话”,他出来承认一下就行了。他不承认,而且他影响又那么大,有那么多人忙着为他辩护,帮助封杀批评他的声音,我找他说理难道不对吗?茅老把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描绘成反比的关系,白纸黑字写在那里。这是现代社会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托克维尔一上来就讲这个,怎么能不“抓住不放”?如果对这样的问题都要放掉,你们在大学还教什么书呢?我说中国学术不行,不值得认真对待,原因之一就是这种马马虎虎的态度。你一认真,特别是对大家公认的“好人”认真,就成了不厚道。对熟人就更不用说了。关于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的关系问题,我未必正确。不过,我毕竟还去找了数据证明。可是,你要知道,我现在有关的文字,不管有多少数据,报刊都开始不登了。即使那些一直邀请我写专栏的地方,也把这样的文字毙掉。你说这是谁的本事?我以后会把这些文字拿出来展览,看看究竟是我的水平低,还是媒体开始遵从“主流”路线了?

另外,我也没有说富人都是坏人。但是,我问你一句话:中国的富人中是否坏人的比例比较多呢?不错,你我都没有数据,还是根据生活经验判断吧。更好的办法,是大家把自己的观点讲出来,让老百姓来判断。你相信老百姓根据自己的经验做出的判断,还是觉得他们很容易受蒙蔽?我觉得老百姓很有智慧。如果许多老百姓出来说我的理论纯属害他们,我会反省。其实,判断中国的富人中坏人的比例,有数据也没有用。谁贪污行贿后会告诉你、让你统计成数据?老百姓的直觉是最准的。再给你举个例子吧。来美国前,人们说美国黑人犯罪率高、文化程度低。有人见了黑人就躲。但是,有很多了不起的黑人存在。怎么能一棍子把黑人全打倒?道理是这么说。但我做了家长,面临真实的选择,我就把孩子送到白人多的学校。到动真格的时候,人就相信自己的常识。凭你的常识判断,中国各阶层中贪污腐败的比例,是否在富人中比较高呢?其实我数据也不是完全没有。我在文章中写了,房地产商这几年盖的房子,95%在隔热方面达不到中国自己的标准。那肯定是偷工减料了。省下的钱到了哪里?这不是显而易见吗?我一天到晚说姚明好,怎么能说我把“富人”一棍子打死?

再说,“富人”这个词,是茅老先用,我不过是跟着用而已。比如比尔·盖茨,我先看到他是一个企业家;姚明,一个有品德的好运动员。中国人媚富,全叫人家“富人”,还要特别地提醒社会要“保护富人”,把钱看成衡量一切的尺度。这反映了我们社会的价值失落。听这话,我确实有点恶心,没法沉默。

我注意到你对另一位网友讲的话:

1,为什么我对徐先生这次演讲很失望,但还要维护他?一个原因是还“感情债”,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觉得他对“茅薛之争”的回答是一种“政治成熟”的表现。贫富差距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最近底层确实有股“仇富”的暗流,茅老在这种情况下为那些“合法劳动致富”人说句公道话,何错之有?我说了,他即使有错,也就标题错了而已,就算老糊涂可以了吧!可薛先生来揪着别人不放,一点也不顾及茅老实际所做的,甚至也不顾及……中国的言论环境,这种做法你就怪不得笑蜀说你是“道德高调”了,而我呢,已经很客气,很含蓄了,我只是说他“政治不成熟”,也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敌人”,可惜他未能领会我的意思。

2、我认为茅老说的“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是“违背历史事实”,你纠正了我的看法,仇富是有的,但仇富的不是草根,而是专制独裁者。这点把我朦朦胧胧的意识点醒了,其实葛剑雄先生当年的《货殖何罪?》就谈到了这点——在秦朝和西汉前期,商人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秦始皇时,商人必须编入市籍,而当时的法律规定,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子孙,与犯罪的官吏和赘婿一样,都在谪戍之列,即随时都可以被押往边疆服役或定居。秦朝被推翻后,秦始皇的苛政大多被废除了,但汉朝对商人的迫害非但一如既往,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汉高祖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不得乘车,不得购买土地,还必须与奴婢一样,加倍交算赋钱(主要是人头税)。到汉武帝时,还恢复了秦朝的谪戍制度,将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子孙都列入征发对象。商人不但自己被入了另册,颇似文革中的“黑五类”,连子孙都因出身不好而不得翻身。对这样不公正的政策,当时很少有人提出批评,至少我们在《史记》、《汉书》等史书中尚未见到。相反,从皇帝至大臣,从政治家到学者,无一不是以农业为“本业”,商业是“末业”、“贱业”,从事商业的人自然就是贱民了,所以对他们怎么做也不过分。对商人的限制和迫害,都可以看成为“崇本抑末”的措施之一,因而推行之惟恐不及。

我不妨简略参与一下你们的讨论。

中国社会底层的“仇富”情绪,基本合理。开发商想拆你的房子就拆你的房子,还不许人仇恨吗?换你你也仇。只不过你是大学教授,不在那个地位上,但你不应指责底下的老百姓仇恨让他们倾家荡产的人。如果算一下基本权利被侵害的中国人的人数,究竟穷人多还是富人多?如果穷人被侵害的数量远远比富人多,为什么不重点保护穷人?主流们心里的观念是:穷人的权利和富人的权利不是等价的。穷人手里有多少GDP?被侵害就被侵害了。这是“效率优先”的必然结论。所谓“吴市场”一想到拆迁中的效率问题,就连市场价格也不要了。市场经济的原则放弃得如此之快!我已经提供了联合国的数据:世界贫富分化像中国这么严重的国家,就三十几个。看看这些国家,哪一个不充满了不正义?哪一个不酝酿着仇富情绪?人要到这份上还不仇富,还叫人吗?我说过(以后会详细论述),人类文明的两大遗产,民主和基督教,都和仇富有关。当你读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时,你想到的是“仇富”、是“朱门”中的酒肉是否是正当致富所得、冻死的人是否是市场上的输家,还是社会的不正义?你大讲所谓“政治成熟”。可是,自由派从八十年代的社会良心,混到现在这种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至少许多老百姓这么看),这叫什么“政治成熟”?知识分子在公众中的信誉,是自己最大的政治本钱。舍此不顾,自以为能和权力“机智地”周旋,这不叫“政治成熟”,而是政治堕落。

你第二点中讲了许多历史,我就不多说了。只是提醒你,至少在唐宋以后,商人和官场关系很近,会获得许多特权,实际社会地位并不低,否则宋到明清的商业繁荣就无法解释。另外,在西方中世纪,商人也被视为末流。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商人也排在农、工之后。人家的商人最后能崛起,是因为有一个权利优先的社会环境。我正准备写一本《市场的起源》,对此做一些澄清。仇富有时对经济很有好处。比如中世纪的欧洲,仇富情绪受到教会支持,打击放贷的商人,结果是压低了利率,低到了7%。这就给许多小买卖提供了必要的资金。而亚当·斯密后来则说,中国的利率太高,到了20%,资本费用太高,小企业无法成长。这里的道理,不是几句口号就可以说清楚的。不要听人家说几句,自己就突然像明白了什么。这是不成熟的表现。这些历史问题,论述起来复杂得多,取证要有一定之规,当然还得有世界史的视野。中文里大概信息也有限。这也是我劝你不要读中文的原因。

至于你说我“语言暴力”等等,我觉得不值得作答了。你看半年《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看看人家的公共辩论,自己自然会明白。茅老不答复我的批评,就像张维迎、吴敬琏、江平都不答复我的批评一样。如果你欣赏这样的态度,我劝你还是去搞政治或者做生意。当然,我收到的答复也并非没有,那就是文章不断被报刊拒绝。这其中原因如何,你我大概都属于“不明真相的群众”了吧。

倚老卖老地说吧。我在中国社会生活的时间,比你的年龄还长一点。你觉得我真不懂中国国情吗?恐怕还是大家对国情的态度有所不同吧。中国如今高楼大厦到处都是,我回去恐怕找不到家门了。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许多东西是变不了的。当读书人觉得自己“政治成熟”时,往往说明他们政治不成熟。你知道,我读书的时候,有些事情不让做,有些话不让说,老师的解释是:阶级斗争很复杂,你们还不懂,不成熟。如今年纪小的也这样教训我:阶级斗争很复杂,你要成熟些。哈哈,我宁愿做个不成熟的人。清理完此事,我将退出时评写作,因为我难以找到言论空间。不过,退出之前,我可以做个和主流相反的、不成熟的预言:中国现在其实还处于最好的日子之中,但二十年后可能会衰落,原因绝对不是没有保护富人。

谢谢!

相关资料由博集天卷出版公司提供

附详细目录:

前言:我为什么要辩论?

最低工资制:右翼专制主义的表现

警惕右翼专制主义的崛起

收一收既得利益的心态

中国到了“羊吃人”的时候了吗?

我为什么写《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

中国的发展不能依靠人口红利

市场并不仅仅属于暴发户

资本的道德

张五常凭什么给中国的老百姓定工资?

布莱尔与东莞民工

中国工人的月薪应该是多少?

高薪才能维持高发展

市场经济需要文化的滋养

开私车的怎么成了弱势群体?

开发商是怎么赚钱的?

感恩是人的基本品德

被逼着感恩时应该怎么办?

低薪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吗?

盖茨帮助我们反省市场经济

土地制度:对江平、吴敬琏的批判

从世界史看土地使用权

从承包到宪章——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产权

城市准入与共同体精神——从大历史看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治安

我们必须拒绝一个隔离的社会

普通法传统中的私有产权

有自由才能有秩序

新伦敦案能证明拆迁合理吗?

拆迁纠纷应试行陪审制度

江平教授,请你公开道歉!

知识界需要“清理门户”

21世纪的中国应是法学家时代

橄榄球社会

重植被切断的草根

谁把社会分成了精英与草根?

“吴市场”为什么反市场?

吴敬琏先生,请公布你的收入来源

吴敬琏该不该公布收入来源?

吴敬琏:什么叫极少数人挑拨煽动?

仇富:对茅于轼的批判

中国歧视富人吗?

从民工被打看“首先保护富人的权利”

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

茅老是好人,但难道不能批评吗?——我为什么终止和《南方都市报》的合作

中国媒体的潜规则

我和新浪是什么关系?——答冯一刀先生

我和“博客中国”是什么关系?

关于冯一刀事件的澄清声明

茅于轼真不主张首先保护富人吗?

要勤劳致富,就必须保护穷人

崇拜财富并不能创造财富

学者要有些体育训练

只有保护穷人,穷人才能变富

贫富分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吗?

中国的廉租房难道还赶不上五百年前的欧洲?

茅于轼有什么资格说穷人懒?

茅于轼错在哪里?

北京提出了住房建设的好模式

我们应该从经适房丑闻中学什么?

经济适用房真是无药可治吗?

用经济适用房改造棚户区

发展经济适用房的两策

各方反响:你为谁说话?

是茅于轼被歪曲,还是我被歪曲? 一一兼论自由与平等

“说话”就是“做事”——答邝海炎先生

说话的人要把话说好——再答邝海炎先生

保护茅于轼的社会病理分析——答笑蜀

“炮打茅于轼”之社会病理分析(笑蜀)

笑蜀:你已经不是孩子

忠告薛涌:你需要上做人的启蒙课(笑蜀)

告笑蜀:请学习民主自由的基础课

请容忍骂人一一回复网友的质疑

为与《南都》决裂一事答网友

就和《南方都市报》断绝合作关系再答网友

贫富共和——妥善安排穷人和富人关系的唯一出路(秋风)

按事情的本来面目进行讨论(肖雪慧)

《南方人物周刊》访谈:你为谁说话?(何三畏)

薛涌:我就自封“新右”如何?

徐友渔:“仇富”的现实危害被夸大了

一个公共话题的左右说——薛涌先生访谈(《新生代?调查》)

“反智主义”的崛起

代跋:当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失灵的时候

相关文章

已有0人参与

网友评论(所发表点评仅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观点)

用户名: 快速登录

相关产品

Baidu
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