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作者，木萱子。现在的山西人不争气，我们问：缘何被“妖魔化”？被谁“掠夺”？被谁夺走“精气神”？当山西人高喊山西失去了，被掠夺了，甚至意志被强奸了，那么，需要思考的是，除过所谓的资源以外，山西人失去的还有什么？被掠夺的还有什么？“商帮热”在全国持续高温，我们问：把“晋商”的标签贴到徽商、闽商、浙商等等商帮身上，是不是都是通用的？面对额头上的皱纹都相似的商帮祖宗，我们该如何跪拜、承继？我们是不是该深刻地思考：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我们怎么如此苍白地去解读祖宗的精神？唱戏用真腔，做书重启迪。本书从另一个角度，给读者提供思考与讨论。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9月 定价：36.00元 类别：商业史类

目录：1 山西人为什么经商者多？

2 晋人为什么走西口？

3 缘何性格多变又媚事权威？

4 晋商天生就是吃资源的？

5 晋商如何跳龙门？

6 晋商的“胎记”是什么？

7 晋商就是“黑社会”？（详细目录见文章后附）

地理如此，物产也似乎要印证这一点，因为山西又有“表里河山”之称：晋中有铁，晋南有盐，晋北有马，加上河东的粮棉，自然是一个休养生息、养精蓄锐的好地方。而在雁门关之外，历来就是游牧民族的天下。山西境内确实关隘棋布，岭渡星罗，进可攻，退可守，也就是说，无论是防御，还是进攻，山西都有特别重要的军事价值。因此，山西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甚至有“欲得天下，先取山西”的说法，你看，就连抗日战争都印证了这一点。背倚西北高原群山，俯瞰东南广阔平原，山西成为由北部边疆地区通向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故历史上凡是在开封、洛阳、西安、北京建都的朝代，都视山西为其政权的天然屏障，无一例外派重兵驻守。故此，有利时走出大山，外向谋求发展，不利时退守雄关险隘，以求自保，进退有据，伸屈自如，山西成了大大小小王朝的起家之地。因此，山西历来争战就多，朝代更换快。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大大小小的王朝兴衰在汹涌的滔滔历史长河中荡漾，而这里面，山西这块地域，似乎是王朝更迭兴替的催化剂、晴雨表。

西周初年，周成王分封诸侯，叔虞受封唐地。唐叔虞之后，他的儿子燮父继位，改国号为晋，“晋国”的历史从此开始。春秋战国时期，经过晋文公的苦心经营，晋国曾是七霸之一。后来，韩、赵、魏三家分晋，赵国的“胡服骑射”和魏文侯的改革都极大地增强了两国的国力，成为当时的强国。

公元前260年，白起指挥秦军悄然驰抵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大败赵军，射杀赵军统帅赵括，坑杀赵降卒四十万，头颅山积，血流成河。秦军于“古冀之襟地，两淮之咽喉”的长平一战获胜，此后“得上党而望中原”。匈奴从殷周以来，就一直威胁着中原的各代王朝。它的地盘就在今雁门关北面。秦统一中国后，全国的中心逐步内移，山西成了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进行战争的重要战场。“京师之安危，常视山西之治乱”，中原王朝把山西作为抵御游牧民族铁骑的防线，在那里构筑关隘，屯驻精兵。而北方少数民族侵入中原王朝，常常先要占领山西，以山西为基地再继续南下。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在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被四十万匈奴大军包围七天七夜。梦魇般的七天七夜后，靠着计谋百出的陈平，刘邦逃脱成为刀下之鬼的厄运。此后的汉帝国，自高祖起，文帝、景帝，皆大力经营晋阳（今太原），筑建雁门关，守护帝国北部，直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方转守为攻，长驱大漠，追亡逐北，开创了汉帝国如日中天、光芒万丈的全盛局面。

公元617年，太原留守李渊凭借“晋阳之地，士马精强；宫监之中，府库盈积”和有利的战略地位，起兵反隋，兵锋西向长安。山西人为唐王朝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李渊举事后，山西人纷纷响应加入李氏的部队，如陈叔达、房玄龄、魏征、李靖等，成为大唐王朝的开国元勋或佐世良才。唐朝开国后，又有更多的山西人跑到长安去。写“此物最相思”的诗人王维去了，写“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白居易去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去了，还有温彦博、裴耀卿、裴度等等。山西闻喜的裴家有十几个人做过唐朝的宰相。

李家父子在太原苦心经营多年，奠定了唐朝的基业，但唐朝还是没在“王业所基，国之根本”的太原建都。

城头变幻大王旗，五胡十六国的烽火继续在这块土地上蔓延燃烧，汉国，前赵，后赵，代国，西燕……匈奴，羯族，鲜卑……，潮起潮落。

公元944年，契丹大举南侵，与后晋军血战，中原残破，白骨蔽野。

公元979年，历经春秋、战国、汉唐一千四百余年的壮丽的古城雄关太原，烈焰腾空，浓烟滚滚，化为一片焦土，一片废墟。

1126年，在宋太宗崩后的第129个年头，规模狭小的新太原城在力抗金军九个月后终于城破。这是金军大举南侵遭到的唯一有力的抵抗。

游方和尚出身的朱元璋的队伍终于战胜了弯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骄的后裔，但是成吉思汗骁悍的子孙们依然耀威于蒙古大漠，时时扬尘于山西北部，梦想夺取山西，马踏中原。大明帝国为此在北方边境地带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设置了九个重镇，号称“九边”，大同和太原就是九边中的首要军事重镇。

公元1402年，大明帝国肇建的第三十五个年头，六朝古都南京城内一片熊熊大火，建文帝下落不明，燕王朱棣登基。永乐皇帝朱棣将明都迁到了自己的老巢——北京，从此山西对京城的屏障作用随之转移到大同一线。

公元1449年，强大的蒙古瓦剌部兵分四路进犯中原，其中一路率先进逼大同。明英宗朱祁镇率领大军出居庸关迎战瓦剌军，在大同受挫后仓皇退却，于土木堡（河北怀来西）全军覆没，英宗被俘，大明帝国由盛转衰。

靠八旗劲旅入主中原的满清列皇列帝始终不忘经营山西，正因如此，康熙大帝、乾隆皇帝才得以扫平蒙古、准噶尔等地叛乱，开创康乾盛世。

……

山西，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了一个又一个王朝，可是，又被一个又一个的王朝所抛弃，他们都将中心离山西而去，只将这里作为军事要地，谋取华夏，屯兵驻将，以备征战。因为山西的地理形势，山西最终被各王朝始乱终弃。这形成一种奇特的现象，战略位置虽然重要，但最早被舍弃的往往又是山西。谁都把山西看得很重，但谁也没放在眼里。山西成了豪杰大盗们登上皇帝宝座的一块垫脚石，成了野心家实现梦想的跑马场，成了王朝间交易的一个筹码。高欢父子、李渊父子、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和刘崇兄弟等等，都靠着晋阳这个地方争夺天下当了皇帝，但最后都离晋阳而去，只留下残垣断壁兵将无数。

有那么一段时间，有不少的豪杰志士在山西纵马驰骋，设立门户，城头不断变换大王旗，你唱罢来我登台，数不清的小国家像儿戏一般产生、灭亡。据记载，古代曾有19个王朝或政权在山西境内建都14处，大多数现在我们连一丝的痕迹都找不到了，就是这些王朝太小、太短命。

面对动荡不止的北方，中国文化的中心南移了，山西被抛在了一边。唐朝以后山西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越来越小，成了中原王朝的弃儿。先是乱哄哄的五代，石敬瑭为做儿皇帝，把燕云十六州拱手让给了契丹人；接着北宋的赵家兄弟把太原又是火烧又是水灌，让现在太原人还大为愤慨；懦弱的北宋与辽在山西割据，留下了杨家将凄烈的故事；接着是金人铁马的践踏，最后山西人不得不做了元朝的三等公民，饱受欺躏。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过去建设太原的功臣们除了唐代兴建太原东城的李绩得以善终外，大多难逃厄运：春秋时期始建太原的董安于曝尸街头；西晋扩建太原的刘琨与几个子侄含冤就戮；北齐营建霸府晋阳的高氏子弟国破家亡；隋朝兴建太原内城的杨广身败名裂；宋代重建太原的潘美结局稍好一些，在杨业战死之后仅仅受到降职的处分，但却留下了千古骂名；而最后一次扩建太原城的谢成，也在二十年后朱元璋诛杀开国功臣的风潮中被处死，死后家产也被没收。

在频繁的战争、动乱及政变中，山西人经受了太多的摧残与折磨。每一场战争、动乱与政变，最后遭殃与困苦的是百姓。史料不是一次记载：由于连年战乱，房舍被烧毁、尸体堆满地，即使活着的人也被饿得骨瘦如柴，脸无人色；晋东南一带的人口也四处逃亡，十个人中活不下二三个人。

经历了太多的惊吓与荣辱后，山西人怎么办？就好像一个小孩，饱受鞭挞，经常受到恐吓与惊吓，面对风吹草动风声鹤唳的新情况，他会怎么办？必然的选择也是会来事的做法是：学会察言观色，尽可能地降低所受到的伤害与伤痛。历史的车轮一次又一次碾压过山西人的土地及心灵之后，山西人开始变得胆小软弱、媚事、威权、怕事；拘谨、细腻、内敛、自守；开拓、勇敢、放纵。

我们不能站着说话不害腰疼，我们设身处地去理解山西人在千年的历史碾压下这种性格，就会发现：他们对于政治的敏感正是缘于对自身安危的关注及保护。譬如说，若打听些内幕消息，早点作准备，以求躲过灾祸，或揣摩时下政治风向，及时改变立场，捞些投机好处。我们再看一些史实，就会不断地印证这一点：山西为什么寺庙多？因为一般情况下，寺庙里的人不会被屠杀。比如北魏时山西寺院有3万所，和尚尼姑多达200万。

我们说了，人首要的是活着。面对一次又一次的碾压，寻求活着，这本是一种本能的自然反应。

山西历史发展到元末明初，已经由一个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演变成一个政治上懦弱战兢的地区。

在这个时期，山西长时期与皇权中心毗邻，这不是一个好事情：皇家军队的马蹄会随意驰骋而来，皇帝老儿的诏书会随时比其他地方容易快速呼啸而来，那些在京城的权贵们会随时到山西来覆手为雨，经济上山西受到远甚于其他地区的压榨自然更为易事。遭受威权压榨所致便成必然。特别是唐宋元三朝的建立，立都之地都紧邻山西，使山西人不得不时时感受皇权的威严呼吸。政治上在皇权的高压政策下形成山西人特有的对威权的懦弱与媚事。唐建都西安后，李家王朝由于自己是兴起于晋阳，因此认为晋阳是“龙城”，太原东北的系舟山是“龙角”。在加大对晋阳开发建设的同时，为了防止晋阳再生异龙，采取了明扬暗抑的政策。宋朝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伐汉攻占晋阳后，为绝异龙之患，火烧水灌了晋阳城，使千年古城变成废墟，又把系舟山头铲平。公元982年，宋王朝派大将潘美在唐明村（今太原市唐明饭店北）重建新城，这就是现在太原城的开始。为了钉破“龙脉”，在修城时只建丁字街，不修十字路。

此两朝的威严统治使山西人的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了留下固执之外，豪勇与强悍渐渐转换成媚事和懦弱。以至到了元朝，面对元朝统治者实行的贵族享有“初夜权”的特权，百姓则受“十户连坐”管制的暴政统治，山西成为绝少出现反抗的地区之一。

据周作人说：“又浙中有闹房之俗，新婚的首两夜，夫属的亲族男子群集新房，对于新妇得尽情调笑，无所禁忌，虽云在赚新人一笑，盖系后来饰词、实为蛮风之遗留，即初夜权之一变相。(《谈龙集集序言》)”。周作人还引录了《越谚》卷上的一首元初童谣：“低叭低叭(唢吶声)，新人留歹(歹读如da，语助词)，安歹过夜，明朝还俉乃(‘俉乃’系‘乃’——你们之缓读)”。反映了元朝时蒙古贵族曾对汉人施行过初夜权之事。周氏的看法颇有见地。闹房确实留有古代蛮风的痕迹。

在蒙元统治时期，蒙古人把全中国人分为四等（其实是三等，蒙古人当时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中国人），山西所处的北方汉人是三等公民。按照蒙古律法，蒙古人杀死汉人与杀死别人的驴子同罪。蒙古人如何统治汉人呢？除了建立必要的军事力量和镇压工具（监狱），在最基层，蒙古人禁止汉人、南人习武和拥有金属刀具，蒙古制度规定十户为一保，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保长，这十户的财产和女人蒙古人可以随意取用，每家娶新媳妇的头一夜是一定要给蒙古保长的，即是所谓的初夜权占有制。用文绉绉的语言说，就是这位姑娘的初夜权是属于蒙古人的。由于屈辱的初夜权，所以当时的汉人结婚后都是把第一胎摔死，这就是许多地方摔死第一胎的来历。而汉族老人到了六十岁，必须送到野地里的一个墓穴里等死。为了防止汉族人造反，十户人共用一把菜刀，而且这把菜刀是放在蒙古人家里的，只有蒙古人同意，汉族人才能生火开灶，所以汉族人习惯地把这家蒙古人男人叫“老灶爷”，女的叫“老灶奶”，还画了图贴在厨房，每到新年，这家蒙古人要到县城汇报整个村子的情况，为了让“老灶爷”“上天言好事”，到腊月二十三，每家每户都会把好吃的送到蒙古人家里，谓之“祭灶”。如果你有机会到农村看到“老灶爷”和“老灶奶”的图像，你会发现图中的人物穿着打扮都是蒙古装。

每一次浩劫中，都是年轻壮丁被杀，美貌女子被淫，所有幸存下来的人会怎么办？自私苟且是必然。于是，山西人逐渐媚事、威权、懦弱了，在夹缝中寻求生存，而不再有自己的反抗。一个叫李敖的人说了：中国社会只有两种人：要么是逆来顺受的顺民，要么是铤而走险的暴徒！山西人面对一次又一次的碾压，选择了做顺民。所以说，长期而又严密的行政控制也在外部条件上加强了山西人封闭与保守的心理。

在封建社会里，穷人的脱贫之道一是科举，二是“造反”。而在历史上，没有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发生在山西，也没有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或重要将领是山西人。就连太平军北伐时，所到安徽、山东、河南、陕西等省，当地居民无不揭竿而起，应者甚众，而在山西则是另外一种景象。北伐军从陕西渡黄河入山西，横穿山西后又经太行山入河北，山西人对此响应者寥寥，无波也无澜。

科举不成，造反不敢，于是，那些不甘贫穷的山西人，就只能走上了外出寻找脱贫之道的漫长而艰难的旅程。

时间无言，历史无声，但是历史的车轮悠然而过后，一个民族的个性会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迁徙与改变。

在漫长历史的研磨与皇权兵戈碾压下，在独特的地理环境下，山西人的性格由豪爽大气开始变得愚顽固执，质直侠气中多了保守悭吝的成分，强悍的内质犹存，却又常常表现得胆小软弱，复杂多变双重性明显。媚事、威权、怕事；拘谨、细腻、内敛、自守；开拓、勇敢、放纵……正是山西人的这种双重性格，使得山西人在科举屡试屡败，在地不养人、生存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期期艾艾地走西口，寻求经商养家糊口的路子，而不是像其他遭受政治碾压轻的地方“打倒重来”或者“揭竿而起”。

历史不仅严酷，而且又具有戏剧性。

穷困和饥饿像恶魔一样，时常威胁着土地日渐稀薄、环境逐步恶化的山西人，山西人已经到了濒临死亡的地步。再说一遍那句话：人的核心要义第一是活着。饥饿困顿，考学不中，反抗不敢，怎么办？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走西口。千里迢迢流浪到浩瀚、干枯、荒凉的大西北，离开那让人窒息的环境……

正月里娶过奴，二月里走西口，

提上那走西口，两眼里泪汪流。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实难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送你到大门口。
送到那大门口，小妹我不丢手，
有两句知心的话，你要记在心头。
走路走大路，万不要走小路，
大路上人马多，兰花花盖忧愁。
歇店要歇大店，你不要歇小店，
大店里人儿多，小店里有贼偷。
坐船你坐船后，万不要坐船头，
船头上风浪大，操心掉水里头。
喝水喝长流水，万不要喝泉水，
怕的是泉眼的水，水里的龙摆尾。
吃饭要吃热饭，万不要吃冷饭，
吃冷饭肚子疼，谁是你知心人。
抽烟要自打火，万不要对人火，
操心那绿林响马，吹了那蒙汗药。
哥哥你走西口，万不要交朋友，
交的那朋友多，生怕你把奴忘。
有钱的是朋友，无钱两眼瞅，
唯有那小妹妹，天长又地久。
唯有那小妹妹，天长又地久。
……

哭是哭了，唱是唱了，走还是走了。那些多情女子在大路边滴下的眼泪，为山西终成“海内最富”的局面播下了最初的种子。
运交华盖，厄运磨难，接踵而至。

走西口是开始，走的多了，路便多了，到后来，他们东南西北几乎无所不往了。漫漫时日，漫漫长途中，痛苦、酸楚、艰难、悲伤、沉重实在是说不完、道不尽的。一个成功者背后隐藏着无数的失败者，一个辉煌的背后更多的是支离破碎痛苦无数。在宏大的财富积累后面，山西人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人生代价。黄鉴辉先生曾经根据史料记述过乾隆年间一些山西远行者的心酸故事——

临汾县有一个叫田树楷的人从小没有见过父亲的面，他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在外面经商，一直到他长大，父亲还没有回来。他依稀听说，父亲走的是西北一路，因此就下了一个大决心，到陕西、甘肃一带苦苦寻找、打听。整整找了三年，最后在酒泉街头遇到一个山西老人，竟是他从未见面的父亲。阳曲县的商人张瑛外出做生意，整整二十年没能回家。他的大儿子张廷材听说他可能在宜府，便去寻找他，但张廷材去了多年也没有了音讯。小儿子长大了再去找父亲和哥哥，找了一年多谁也没有找到，自己的盘缠却用完了，成了乞丐。在行乞时遇见一个农民似曾相识，仔细一看竟是哥哥，哥哥告诉他，父亲的消息已经打听到了，在张家口卖菜。交城县徐学颜的父亲远行关东做生意二十余年杳无音讯，徐学颜长途跋涉到关东寻找，一直找到吉林省东北端的一个村庄，才遇到一个乡亲，乡亲告诉他，他父亲早已死了七年。榆次有个姓董的，他父亲和他母亲结了婚就走了，以后生下他。根本没见过父亲，三次到新疆去找，听说在新疆，在哪里不知道。第一次去失败了，过了几年又给别人当长工，赚了钱以后又去找。第三次走到半路上，听到一个人从西北回来的一个人，像山西口音，就问，打听，说敦煌有个庙，庙里有个人的长相，像你说的这个人差不多。后来他就往敦煌去，去了以后，到庙里一听，口音是山西榆次人，马上就问他什么名字。这个老和尚还没有回答，来访的年轻人一下跪下了就叫父亲，最后一问就是他的父亲……

不难想象，这一类真实的故事可以没完没了地讲下去，而一切走西口、闯全国的山西商人，心头都埋藏着无数这样的故事。于是，年轻恋人的歌声更加凄楚了：
紧紧拉着哥哥的手，
汪汪泪水扑沥沥地流。
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
只盼哥哥早回家门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苦在心头，
这一去要多少时候，
盼你也要白了头！

被那么多失败者的故事重压着，被恋人凄楚的歌声拖牵着，山西商人却越走越远，他们要走出一个好听一点的故事，他们要走出一条能荣耀故里的路来，他们要走出一个能被人演绎的传奇来，好让在家中苦苦守候的妻儿亲人感受一点温暖与幸福，感受到沉重生活下的一摸光亮，尽管这个故事的底蕴有点悲伤与苍凉。

那些迫于无奈，只好咬着牙忍着泪从家里义无反顾地走出来的人们中的许多人，就站在一处叫黄花梁的山冈上，唱起那曲悲凉的歌：

上一个黄花梁呀，
两眼哇泪汪汪呀，
先想我老婆，后想我的娘呀！
……

没有把握，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不知道生意好生意坏，不知道前面是厄运还是大运，怎么办？扔鞋板儿呀，把这个鞋一脱一扔，扔在哪边他就走哪边，好与坏他就走在那头儿。不是听天由命，更像是一种赌博，和命运，和老天爷的一种赌博。赌注就是自己的一条生命，还有一个家庭的荣耀或者毁灭。

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燕治国曾经说：

“有个关，在关里头还是内陆的风光，也没有风沙。但从这个关口一开大门，我开过那个大门，外边一股风就吹进来了，再往前跨一步，就进入蒙古荒原了，到处是风沙。所以走西口的路上，到现在都能看到山西人的骨头，尸骨，白骨累累。”

几百年过去了，山西走西口的人到底有多少，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能够回到家乡光宗耀祖的人一定是少数。那么又有多少人自从踏上走西口这条路就音信皆无、尸骨无收呢？

内蒙古作协专业作家柳陆提到了包头最古老的一座坟地：

“这片墓地就是有一二百年的历史，它是山西人、晋商在包头经商以后，他们回不了家了，过去交通什么各方面都不发达，所以他们买了这块坟地叫祁太义地，也就是祁县人和太谷人买的这块坟地，所以属于他们这个籍贯的地方的人都埋在这个地方，这就是包头最古老的一个坟地。那么随着年代、历史的沿革，好多其他外地人进来，包括河北的、河南的、山东的、安徽的等等，因为包头是三百年的移民城，所以进来许多人。但最早的，在这个地方立足的就是山西人，也就是买卖人，所以他们有个规定：不发财不回家，就葬在这个地方；触犯了法律的，判了刑的，最后因为丢了面子了，所以也埋在这个地方。”

山西北部，有一个与内蒙隔河相望的小城——河曲。至今这里仍保留着一个风俗，每年农历七月十五，都要在黄河上放上三百六十五盏麻纸扎成的河灯。这个风俗从清代开始，仪式由德高望重的老船工主持，大家十分庄重地把船开到黄河中央，然后开始一盏一盏把河灯放下去。三百六十五盏河灯，不仅代表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一盏灯还代表了一个孤魂，放灯的人希望这些顺流而下的河灯能把客死异乡的灵魂带回故乡去。

在大批倒下去的人群背后，有一小批人衣锦还乡了。衣锦还乡之人的榜样力量是无穷的，没有多少人去细究他背后的累累尸骨，还有曾经流过的泪心中曾经的痛与伤，人们往往更多的是惊羡他的华丽外衣与气宇轩昂。

于是晋商这杆旗帜慢慢地拉了起来，直至最后成为一支驰骋神州的商业劲旅。也许最初走西口的汉子们并没有想到日后会有如此辉煌的家业。他们当年只是为了追求能活着，背井离乡，他们用几代人的汗水、泪水，甚至是血水，在西北的草原、荒漠中，在通往西南的崎岖山路上，走出了一条条百年商路。

之所以赘述走西口，是因为走西口绝不是浪漫的，也不是轻松的。走西口并不是文人骚客酒后肆意的文字，或者坐在偌大的书桌前研究历史的学者在一些撰述中给人描绘的那种令人畅想遐思、气贯长虹、纵横驰骋的场景。在这悲壮的走西口历史背影中，折射的是山西人的性格以及当时的生存困境下的委屈与渴盼。

地理渊源与历史沉淀，让山西人由此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山西人不够活泼外露而很内向，心理相对封闭、懦弱，但有一种内在的韧性。此外，在感情的表达上不易冲动却很能吃苦。朴实节俭，富于积蓄心理。他们也许不善言辞，但却精于计算，善用手腕，善于在计算的层次上从事微观经营，在这点上山西人不愧是“中国的犹太人”，充分显示了山西人性格的两重性。同时，这种性格也为晋商的衰落以及今日的落魄惶恐埋下了伏笔。

性格即命运，一人、一族是这样，一家、一国也是如此，性格贯穿着命运的开始与结束。

看官，问你几个问题：若一个人当初是因为饥饿贫穷而去经商，且这个人当初学习不好文化底蕴不够，性格又如上述所言，那么，你认为，他富裕之后最可能出现的行为会有哪些？或者说，你认为这个人在商业旅途上能走多远？

你我一起带着这个问题往下看，我们共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晋商最后的衰败是不是一种必然？

4晋商天生就是吃资源的？

你看运城的那湖盐啊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封建社会，盐业作为国家重要的资源和主导产业，它的兴衰是直接关系到一个地方商业经济兴衰的。那么围绕着运城盐池的盐商能否沿着历史的脉络把晋商这台大戏一路唱红呢？史料证明，他们做到了。盐业、盐商，慢慢地夯实着晋商的根基，积淀着晋商的底蕴，伴随着历史的潮流发展着，壮大着。驰名中外的晋商在驰骋商场500年中，除去晚期所依靠的票商从创办到日军入侵、晋商衰败百余年外，其余时段基本都是靠盐商来持续、演绎的。

晋商天生就是吃资源的？

你看运城的那湖盐啊

当历史的脚步踱到这里的时候，山西拥有的一种资源终于显露出了它的重大作用，因为它，让晋商鲤鱼跃龙门的时候有了一个终极跳板。

人人离不开盐，每人每天需要6～10克盐才能保持人体心脏的正常活动、维持正常的渗透压及体内酸碱的平衡。同时盐是咸味的载体，是调味品中用得最多的，号称“百味之祖(王)”。放盐不仅增加菜肴的滋味，还能促进胃消化液的分泌，增进食欲。尤其是在商品经济不太发达的时候，盐是一个大宗的商品。春秋时候管子就讲，十口之家，十人食盐。五口之家，五人食盐。无盐尔，饿死而肿。如果不吃盐，就是我们现在通俗所讲的，不吃盐要得大脖子病的。

由于盐在日常生活及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把盐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来加以控制，甚至制定盐法来进行合理调配。而我们亲爱的晋商，也由此而登场了。

我们看一段史料。各位看官耐心点，这类题材不得不一再引用史料，以视确切。史载，河东解虞的盐地“袤五十里、广七里，周百十六里”。《左传》成公六年也讲到河东产盐是“国之宝”。传说一代圣君虞舜，手抚五弦琴，唱吟出中国历史上最原始、最古老的歌谣《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河东盐池无待人工，当夫夏令甫届，熏风时来，附岸池面，缀珠凝脂，盐颗自结。”

各位看官，你知道河东是哪里吗？河东实际是代指山西。因黄河流经山西省的西南境,则山西在黄河以东，故这块地方古称河东。秦汉时指河东郡地，在今山西运城、临汾一带。唐代以后泛指山西。顾炎武《日知录》第三十一卷称：“河东、山西一地也，唐之京师在关中，而其东则河，故谓之河东；元之京师在蓟门，而其西则山，故谓之山西，各自其畿甸之所近而言之也。”

河东盐地就是今天的运城盐湖。北傍运城，南靠中条山，东临夏县，西依解州。全长东西约60华里，南北宽5-10华里不等，面积120多平方公里。

在古代，中国内陆出产盐的地方非常稀少，整个中原地区，几乎只有运城出产天然的食盐。

如今的盐湖北侧建设有河东盐业博物馆。石筑拱形的大门右侧写有“河东盐业博物馆”，左侧刻着“池神庙”，距大门几步远的石柱上写着“过必下”，古朴中透出威严，仿佛向游客诉说约4000年前此地开发池盐的辉煌史。

为什么运城如此盛产盐呢？道理实际上很简单：在古老的地质时期，由于地壳运动，运城南北两侧山脉隆起，形成北面的峨嵋岭、南面的中条山，而运城盐池一带则地层下陷，形成一个狭长的陷落地带，盐池就位于这一陷落带的最低处。后来，黄河流域的气候变得高温多雨，导致山洪频繁暴发，大水直泻而下，在运城形成一个广袤的湖泊，同时也把湖泊南北两侧山脉的钾、钠、钙、镁等化学成分冲入湖里，并在漫长的岁月里积累了丰富的盐分。后来，黄河流域气候变得炎热干燥，淡水一点点被蒸发，盐水浓度越来越高，经过风吹日晒，淡水被不断蒸发，致使卤水的浓度越来越高，在浓度达到22.5度的时候，盐就开始自然结晶了，最终形成了运城的盐池。盐池南边的中条山上有个盐风洞，“仲夏有候风出，声隆隆然，俗称盐南风，盐花得此，一夕成盐”。盐南风又名“南风”，是“河东盐”的“助产士”。《梦溪笔谈2卷三》记：“解州盐泽，方面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

《左传》鲁成公六年:“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盐。”杜预注:“猗氏盐池是也”。《山海经》称为“盐贩之泽”也指运城解池。柳宗元在《晋问》中如此形容过垦畦引水晒盐的情景：“沟塍畔畹，交错轮群，若稼若圃，渔兮鳞鳞，逦弥纷属，不知其根。”

中国有许多天然盐湖，形成时间与河东盐池大体相当，分布在今天的青海、内蒙、甘肃、宁夏、新疆等地。但在那个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偏隅气候寒冷、人迹罕至的边疆各地的盐池，对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无法产生直接的作用。唯独这个河东盐池，其发现、开发、生产，与中华民族的早期形成和繁衍生息相伴相随。运城这个地方，也在千年的发展中，似乎一直与盐血脉相通。运城在春秋时被称作“盐氏”，汉时设司盐都名曰“司盐城”；元太宗因运城盐池惠泽天下而赐名为“圣惠镇”。无末，始建城郭，它为凤凰城，以示吉祥之意。同时，因设运治，始称运城。据清人蒋兆奎编纂《河东盐法备览·盐池》中记载“原夫池盐为晋大宝，而运治以建。”其中《运治》中又说：“地效灵，天挺秀，爰有育宝之区；前创始，后增修，斯有风城之建。运治非盐池不立，盐池非运治莫统也。”运城，因为盐池的开发沿革而兴建、发展，深深地烙上盐文化的印记。

中华民族的先祖，最受到崇敬和称颂的，莫过于神农氏炎帝和轩辕氏黄帝。在距今约5000年前，炎帝和黄帝曾是两大部落首领，与他们同时并存的另一个大部落成首领叫蚩尤。蚩尤部落，是由神农氏族发展而来的一群农耕部落中实力最强的一个部落。其实力雄厚的原因，一是益于其居地产盐；二是在煮盐的生产过程中，发明了冶炼金属与制作兵器。《太平寰宇记·卷四六》记：“蚩尤天在县南一十八里”。故安邑县即今县，亦受辖于运城市。这里曾经是蚩尤部落的居地。得盐泽之富，蚩尤部落才有实力与黄帝抗争。如《史记·五帝本纪》云：“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于是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部落战争--“黄帝战蚩尤”自然就发生在河东盐池，争夺的目标里面自然就包含盐。“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沈括的《梦溪笔谈》写道：“轩辕氏诛蚩尤于涿鹿之野，血入池化卤，使万世之人食焉。今池南有蚩尤城，相传是葬处。”有从事盐文化研究的学者这样说：“黄帝与蚩尤的涿鹿大战，实质是为了争夺解池食盐。占据盐池，就掌握了对其他部落的控制权。同样，我们也不难理解黄帝又曾与炎帝大战于阪泉，也是为了争夺盐池。”

其后的唐尧、虞舜、夏禹建都的平阳、蒲坂、安邑，也都在盐池附近。尧、舜、禹之所以将都邑选择靠近河东之地，首要原因是为了控制那里的资源，解池之盐即为其中之一。舜帝生前曾去盐池，留下了不朽的《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史书中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指的就是上古虞舜时代的山西南部。史书上说舜即位时“之中国”，“之”就是“来到”的意思，“中国”一词最初指的就是晋南这块地方。

商代的《尚书》中有“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的记载；《周礼》还有“以咸养脉”的治病记载。《管子》称：“恶食无盐则肿，守圉之本，其用盐独重。”又称：“桓公成盐三万六千钟、令吏籴之，得成金万一千余金。”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提高，盐业的发展也进入了上古时期的新阶段，盐的资源得到新的开发，山东、辽东出产海盐，河东有池盐，关陇和西北有岩盐和池盐。东周庄王十二年（前685），齐桓公任用管仲辅佐朝政，这位天才的理财大师开创了食盐官营制度：“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今齐有渠展之盐，清君伐菹薪，煮涕水为盐。正而积之”。“十月始正，至于正月，成盐三万六千种”。“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国，雠（籴也）盐于吾国，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这位管先生创造性地开创了“国际贸易”，廉价收购国外产的盐，转手卖给不产盐的梁、赵、宋、卫等国。由此不仅经济上获得丰厚的利润，同时通过控制食盐这一生活必需品，达到政治上、军事上左右诸侯国的目的，好比如今的石油，国国都想用都有较大的需求，结果石油成了控制一个国家发展的“命门”。只不过几千年前是盐而已。

山西人柳宗元的《晋问》称：“公晋人，实以尧之故都为重，故设武陵之问，而悉以晋之名物对。一曰晋之山河，表里而险固；二曰晋之金铁，甲坚而刃利；三曰晋之名马，其强可恃；四曰晋之北山，其材可取；五曰晋之河鱼，可为伟观；六曰晋之盐宝，可以利民……”；《三国志·魏书》载：河东安邑人卫觊。以才学著称，曹操任其尚书郎。曹军征讨关中，“觊至长安，道路不屈，觊不得进，遂留钥关中。时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觊书与苟或曰：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夫盐，国之大宝也，自乱来散放，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远民闻之，必日夜竟还。”乱世时，政府是如何控制百姓？只要是来归顺之民，就供给其食盐。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在

《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提及“周官有苦盐，不炼而成”，就是说西周政府控制了河东盐池，池盐的交易权属于国家，控制了产盐之地，也就控制了百姓人民。
之所以长篇累牍地给各位看官上一堂历史课，是因为我们看到，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贸易并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生存进行的交换，或者由这种交换而衍生的一种生存的控制。这种交易，往往是生存必不可缺的物品之间的置换。一个地方要能产生贸易，唯一的条件是能生产出生存必不可缺而其他地方又没有的产品。而盐，这个先天自然条件惠赐的东西就具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上面那么多的文字也就是说明这一点。

因盐而贸易，贸易逐渐衍生了权利与财富。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历史和盐》中考证出，商贾的“贾”字出自“盬”，也就是今天的简体字“卤”。《说文解字》说：“盐，卤也，天生曰卤，人生曰盐”，卤就是指盐池中自然结晶状态的天然盐。他由此推断出，中国的商业起源于盐，最早的中国商人是生活在运城盐池边的晋南人。

从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知，虞舜时期盐已是部落间经常交换的项目，“顿丘买贵，于是贩于顿丘；传虚卖贱，于是债于传虚”，舜用自己部落的农渔产品和手工业制品，如陶器等，到顿丘出售，同时到传虚去购买自己部落所需的产品。“债于传虚”指传虚的某种产品量多价贱，可以赊购。传虚在山西解虞，“传虚买贱”的物品主要是指食盐。但是在远古时代，因为政事简易，国用不繁，盐与百物同等，政府并没有统制，任由民众自由产制运销。夏、商、周三代，政府始开始在产地设虞衡之官，掌其政令，加以管理。周代设立的职位是太宰，掌诸侯邦国之贡赋，而盐为贡物之一。虽然历史记载周有“太宰”这个职位的设置，“掌盐筴之政令，以供百官之盐”；但是其具体的工作范围不过是分管诸侯贡盐之事。

对盐进行管制开始于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为相，适应诸侯争霸需要，致力于富国强兵。于是兴盐铁之利，推行“官山海”政策，这位管仲先生首先创制了食盐民产、官收、官运、官销的官营制度，结果“富上而足下”。齐国由是富强，称霸诸侯。所作《管子·海王篇》，为百代论述盐政之祖。

管制就意味着暴利空间的产生。盐作为生活必需品，对于盐商来说，无论是官方垄断经营或特许授权经营的，无论是特许经营还是非法经营（私盐），因为缺乏市场竞争故能攫取暴利。

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历史的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著作《国语》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晋商们曼妙华丽的身影了。“绛邑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绛邑就是指的今天山西南部的一些地区。发了财的晋商们，坐着用金玉装饰的豪华马车，穿着华丽的服装，来往于宫廷之中，与诸侯贵族们称兄道弟互惠互利。第一位出现的盐商叫胶鬲。胶鬲是孟子直接点出“举于鱼盐之中”的名人。孟子在《孟子告子篇》中如此论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历史上的胶鬲原为纣王大夫，遭商纣之乱，隐遁经商，贩卖鱼盐，后被周文王发现，举为重臣。他是后来人们供奉的三位盐宗之一，另两位一是海盐生产的创始人夙沙氏，一是食盐专营的创始人管仲。

猗顿是盐商这个富足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个体。《史记》中有“猗顿用贾盐起”的记载。在《汉中》书是这样描述猗顿的：“赞拟王公，驰名天下”。“猗顿以贾盐起，与王侯埒富”。《史记集解》引《孔丛子》说：猗顿原籍鲁国，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年轻人，“耕则常饥，桑则常寒”。他在生计艰难时，听到范蠡弃官经商很快致富的消息，于是，“往而问术”。范蠡告诉他：“子欲速富，当畜五牸。”牸即母牛，泛指雌性牲畜。猗顿千里迢迢来到西河(今晋南一带)，定居于猗氏王寮，大畜牛羊。　在经营畜牧的同时，猗顿已注意到位于猗氏之南的河东池盐，他在贩卖牛羊时，顺便用牲畜驮运一些池盐，连同牲畜一起卖掉。在此过程中，认识到贩运池盐是一条获利更大的致富途径。于是，他在靠畜牧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后，便着意开发河东池盐，从事池盐生产和贸易，十年之间，终成倾国巨富，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很大。《韩非子·解老篇》：“夫齐道理而妄举动者，虽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犹失其民人，而亡其财资也。”说明猗顿之富已超过陶朱公，并可与王势并提。据说，猗顿为了更加有效地经营池盐，加快贩运速度，还试行改变驴驮车运的落后的运输方式，欲以舟运，开凿了山西地区第一条人工运河。据乾隆《临晋县志》卷六记载，这条运河从河东盐池起，通于五姓湖，又从五姓湖至蒲坂(今山西永济县)之孟明桥入黄河，遥遥百里左右(这基本是后魏时永丰渠的路线)。只是因黄河泥沙淤塞渠口，未能使用。
猗顿的名字也作为“猗氏”一个县名得以流传。今天的临猗县就是由原来的临晋县与猗氏县合并而成。目前临猗县还有猗顿的墓地和雕像，以纪念这位晋商的远祖。

由于盐的特殊性及其重要性，历代政府对盐业的管理都是非常重视，期间也是政策多变。秦国自商鞅变法开始，老百姓开采售卖食盐，官府征税。一直延续到秦始皇时期，盐制一直没有变化。史载，秦时盐利超过以往朝代二十倍。而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盐商富累巨万”。西汉初年，政府允许私人经营盐业，国家征税。到了汉武帝时，由于连年征战匈奴，国库大空。而盐商财累万金，不助国家之急。于是，在前119年，中央政府在各地设置国家的盐铁机构，任命从前以经营盐铁致富的人为吏；将原由豪富占有的产盐滩灶收归国家，由官府直接组织盐业的生产、转输与销售，并不借手商贩。直至东汉初，光武帝为巩固重新建立的汉家政权，实行减轻赋税政策，废除西汉以来推行的食盐专卖法，罢私煮之禁，任民制盐，自由贩运，而于产盐较多的郡县设置盐官，征收盐税。汉明帝、汉章帝年间，因军费增加，国用不足，一度依尚书张林的建议，采用西汉武帝办法，实行官自煮盐、官自卖盐，产销全部官营。史称“全部专卖制”。汉和帝即位，即行废止。嗣后自和帝永元元年(89)起，至献帝建安三年(198)止，凡109年，均行征税制。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政府对盐业管理均仿效汉武帝旧法，实行全部专卖制。西晋统一中国后，同样实行全部专卖制，设司盐各官管理盐务，禁百姓私自煮盐售卖。南北朝时期，南朝自东晋开始对盐业实行征税制，历宋、齐、梁、陈四朝，相沿未改；北朝自北魏至北周，历朝盐政制度兴废不常，时行征税，时行专卖，而以征税制为主。隋文帝即位后，于开皇三年(583)开始实行“官不与民争利”的政策，既不行官卖，又免征盐税，实行无税制。大业元年(605)炀帝即位后，延续他老爹的政策。这个政策一直至唐开元初年止，前后130余年间相沿未改。唐开元十年，也就是公元722年，正式恢复食盐征税制。随后，中间几度变更。宝应元年，即公元762年，盐法再度进行调整，官运官销改为商运商销。又创设盐商特殊户籍，隶盐铁使，允许子父相承，世代为业。盐仍由民制，仍由官收；官收之后，将盐税加入卖价(寓税于价)后转售商人；商人于缴价领盐之后，得以自由运销，所过州县不再征税，即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史称“就场专卖制”。后唐以下，改行官商并卖之制。盐仍由民制，仍由官收，但于运销环节划分官卖区与通商区：官卖区行官运官销，通商区行商运商销，区限严格，侵销论罪。北宋时，全国重归一统。宋初因循五代旧法，行官商并卖制，规定或官卖、或通商得各随州郡所宜。于是划分官卖区与通商区。元代对食盐实行征税制。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既取南宋，遂复宋制，专用引法，实行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制，并加以完善。

纵览历代的盐业政策，可以看到，无论官专卖、官专营，军事管制，或是官府监督下的商人分销或包销，官府、盐民、盐商三者都始终围绕着盐业这个主线互相依存着、斗争着。官府的管制力度有松有紧，盐商的获利有薄有厚，但却始终顽强地存活着、延续着，继而壮大着。

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的晋商们，就这样在历史的跌宕起伏中，与环境、政策进行着有意思的博弈，起起伏伏，也慢慢地积累着财富，慢慢地夯实着晋商的根基，积淀着晋商的底蕴，伴随着历史的潮流发展着，壮大着。就如前文所述，历代中都有因盐而大发的晋商们。你只看一个数字就可以想到经营盐业的历代晋商们是多么的富裕：唐代，河东盐池每年为大唐王朝提供的赋税高达一百五十万缗，相当于同期全国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盐税收入的四分之一；宋代时，更是占到国库收入的六分之一。

白居易的《盐商妇》这样写道：“盐商妇，多金帛，不事田农与蚕绩。南北东西不失家，风水为乡船作宅。本是扬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绿鬟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前呼苍头后叱婢，问尔因何得如此？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何况江头鱼米贱，红脍黄橙香稻饭。饱食浓妆倚柁楼，两朵红腮花欲绽。盐商妇，有幸嫁盐商。终朝美饭食，终岁好衣裳。好衣美食有来处，亦须惭愧桑弘羊。桑弘羊，死已久，不独汉时今亦有。”从这首诗歌里面，我们就能看出，从事盐业运销的商人们是何等的富裕。

后来因为历史机缘，晋商们开始逐渐贩运其他物资，开始在明清时期“鲤鱼跳龙门”了，创立了票号等形式，富甲海内外。我们不能因为形象光亮就忘记了光鲜外衣下的那副皮囊。盐，始终与晋商如影随形，因为卖盐而积累了经验与财富，也将因卖盐而达到鼎盛。实际上，你去查他们的族谱，就会发现许许多多的人与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许多的巨富是因盐商而起。清初，山西平阳府（今临汾）的亢氏，人称“亢百万”据《清稗类钞》记载，“山西富室，多以经商起家。平阳亢氏号称数千万两，实为最巨。”在亢氏之后，才是资产在七八百万银两到百万银两的侯、曹、乔、渠、常、刘诸姓人家。这个平阳亢家既是大盐商，又是大票商、大粮商和大地主，其生意垄断华北，辐射全国。清代盐实行专卖制，即由政府特许的盐商凭引到指定地区运销。这种贩运特权，使盐商获利颇丰。康熙时期人钮绣说：“江南泰兴季氏与山西平阳亢氏，俱以富闻于天下。”近人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卷三“富室”称：“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江南泰兴季氏季沧苇，扬州的两准盐商，以“业鹾”起家。亢氏同季氏一样是在扬州以“业鹾”起家。亢氏在扬州有大片房产，著名的“亢园”，“构园城阴，长里许。自头敌台起，至四敌台止，临河造屋一百间，士人呼为百房间”。另有“亢家花园”一处。在两难盐商中还有“南安北亢”之说，南安是指当时的盐务总商安氏，是两淮盐商中的头面人物，亢氏与安氏齐名，亢氏在两淮盐商中的资本和权势可想而知。亢氏原籍平阳府（今临汾），与河东盐池（今运城盐池）同在晋南地方。连乾隆皇帝都曾说：“朕向以为天下之富，无过鹾商；今闻亢氏，则犹小巫之见大巫也选”百姓对亢氏的描述是“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选”。临汾辖下的襄汾王家王协在承办河东盐务时，用巨资买得河东盐池的私卖股权，从河东盐池到淮北、淮南以至扬州、苏州、杭州、罗山等地，都开设有王家盐号，每年获取盐利1000万两白银，成为晋商中仅次于亢家、尉家的富商大贾，名列乾嘉时期全国巨富之列。“薰风吹和畅，萱春坐高堂。”这是明代大盐商，后来做过三边总督、兵部尚书的刘敏宽小时经常吟诵的诗章。刘敏宽祖上是晋国贵族，系“河东巨族世宦也，先世曲沃人，胜国府，始祖业盐家安邑，遂隶籍焉。”据清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七月二十八日，太金吾刘公号怀古及配恭人徐太君合葬志铭。刘怀古系刘敏宽重孙。“刘氏始祖、宋季卜居安邑圣惠镇(今运城)，鬻盐起家。”(明万历五年《刘恒斋墓志铭》)。刘的先祖是鬻盐巨商，他的叔祖与淮盐巨商闫公是儿女亲家。刘敏宽历官兵部尚书、总制三边、太子太保。刘通过参政作用，向明中央政府推荐向海盐生产区输送大批管理人员，把解州池盐垦畦浇洒这种成熟的制盐工艺在全国推广开来。明人沈思孝在《晋录》中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从明代山西富商籍贯看，多集中在南部地区。如蒲州商人王文显“以商起家”；蒲州人王海峰“缕析之利，因以丰”；蒲州人张四教“治业滋久，谙于东方利……末年业用大裕”；猗氏人沈江“牵车服贾……往往谋大利”；安邑人王玺经商十年，“资既饶裕”等等。即便是后期发展起来的晋中富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家中，在明朝任过盐商，特别是做过运城盐商的就不胜其数。到了清代，盐池的著名盐商中太谷、平遥、太平、介休籍的更是数不胜数。

历史可以告诉你晋商的真相，也会让你知道晋商的真正发家史。应该清楚地看到，晋商富甲海内外，不仅仅是在明清时期，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上就已经此伏彼起了，只不过是明清时期的晋商们因为“票号”的兴盛、因为时间的近距离而强势传播给我们，因为一些人为的包装粉饰才强化了明清的晋商强势；同时，我们也看到，晋商们是依靠运城盐湖的这一池盐，依靠与政府政策微妙的翩翩起舞在千年的经济政治舞台上长袖善舞，资源对他们来说是最核心的要素。我们不能因为现在一些人需要“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就唱着唱着把脸谱也唱变形了。

由此，我们也许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与观点认知上做另外一番思考与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