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作者：薛涌，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获耶鲁大学历史博士，现在美国任教。已经出版有《美国是怎样教育精英的》《草根才是主流》《一岁就上常青藤》《仇富》等书。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是科学泰斗钱学森生前最大的疑问，也是总理温家宝深感不安的问题。西方的研究咨询机构也得出结论，世界500强企业在中国很难招到适合岗位要求的大学生，中国大学生的职业竞争力，甚至比不上印度。本书从西方大学的起源讲起，结合作者自己在北大、耶鲁受教育的实际情况，详细分析西方大学教育的种种先进的理念与实践，从而对比分析出中国高等教育的种种缺失，力图给现在的大学生和执掌高教改革的官员描绘出一幅清晰的高等教育改革路线图，使有心者能够按图索骥，共同改正中国高等教育的弊端，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竞争力。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11月 定价：32元
目录：第一章 北大不教的东西
历史、文学和精英教育
读和写是事业成功的关键
北大为什么不读不写？
不能上讲台的博士还是博士吗？
“陋室”求学
当年北大之“陋”
在北大学当“君子”
“淘粪”教给我了什么？
大学生，请先淘粪再打高尔夫！
淘粪乃国学
讨论班：大学的教学与文化
英语危机，还是教学危机？
以讨论班为例
“什么都写”就是什么都想（详细目录见文章后附）
历史、文学和精英教育
上节谈了中国最精英的学生一头钻进市场营销这类鸡毛蒜皮的专业中的悲哀，但是我并没有讲人文教育究竟有什么用。其实，这个题目我也没有能力讲。因为人文教育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太复杂，远非我这么一个见识狭隘的人所能理解。我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我的一孔之见。
我在美国的大学里教历史。这一经验里有两点值得一谈。第一是“没用”，也就是非常不实际。历史不能吃不能喝，为什么要学？第二，美国的法学院据说很喜欢学历史的学生，至少很多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历史专业中有不少想进法学院的学生。不过，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于为什么法学院喜欢历史学的训练并不太理解。
美国的大学是自由竞争的。一个学生可以同时接到许多大学的录取通知，然后进行比较选择，必要时到有关大学再访问一下以作出最后决定。从大学方面看，大家为了竞争，经常在发完录取通知后设一个接待日，欢迎那些被录取的学生和家长来参观，并让本校各系派代表介绍自己系里的情况、回答各种问题，以求给学生和家长们留下良好印象，吸引被录取的学生前来就读。每个系的代表，实际就是本系的推销员，责任是说服大家为什么要来这个系读书。我代表历史系充当过这样的推销员，除了回答关于本系的具体问题外，还特别要解释为什么要学历史。而且，考虑到许多孩子可能瞄准着法学院，我在解释学习历史的价值时，不免经常要讨论历史和法学院的关系。今年我的推销特别成功。教室里挤满了人。其中我解答一位黑人女士的问题很能综合地表达我对历史等人文学科的看法，不妨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位黑人女士年纪偏大，陪着一位男孩来，我也不知道是她的儿子还是孙子。她的穿着很“土”，显得挺下层，而且问话总是一副天真无知的样子。当时我正在讲大家对历史的偏见：“看看，许多人都觉得历史没有用。特别是在现在这种经济不好的时候，家长们更要问：‘让我的孩子学历史以后能找到工作吗？’另一部分家长则不知哪里听到法学院很喜欢录取历史专业的学生，就督促孩子学历史，但并不了解这是为什么。”
“真的吗？”那位黑人妇女显出好奇的样子，“那你给我讲讲，历史和法学院有什么关系？”
我马上把从一位哈佛法学院毕业的刑事律师那里听来的话告诉她。当我刚认识这位律师时曾开玩笑地说：“你们这种审判律师，我只在电影里见过。你们的生活一定很有戏剧性吧？”他马上说：“我并不出庭，我干的事情和你们这些历史学家没有什么区别。”他显然是了解历史学家的工作。他的妻子就是我们系里研究美国史的同事。我马上讨教何以会如此。以下是他的解释：
我主要的工作是审阅法庭记录。公诉人、被告律师，乃至各种证人在法庭上讲的话都是被记录下来的。我在阅读中，要从各方的话的字里行间找破绽。大的破绽可以导致法庭推翻原判。你恐怕难以相信，我阅读的一半以上的案子有很大的破绽，都被推翻了。许多人从监狱中被我救了出来。这些人一般是穷人，自己没有钱雇律师，法庭给指定一个，有时案子审理得非常潦草，所以我的责任就非常重大。你看看，干这种事情，和你们历史学家有什么不同？你们不就是通过阅读档案，在字里行间挖掘前人没有看到的东西，甚至推翻前人根据同样的史料得出的结论吗？说到底，这还是批判性的阅读，是历史的基本训练。
他所言极是。我还必须补充的是，历史学家面对的文献，多是当时的人根据自己的目的对“事实”进行的叙述。因为目的不同，所叙述的“事实”也不同。对历史学家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你所拥有的史料不过是过去的人为我所用讲的故事。除此以外，你往往没有或很少有其他的线索。历史学中的批判性阅读，特别要注意是谁在叙述，目的是什么，然后发现这种“叙述特权”掩盖了什么事实或是否压抑了其他人的叙述。举个例子，我们看中国的史料，讲到某王朝灭亡时，往往会碰到女人是祸水这类叙述和评论。其中评论一看就知道是史学家的个人意见。但他的叙述有时则显得很客观，特别是那些没有夹杂评论的叙述。没有批判性的阅读，你可能会简单地接受这些为既定事实。但是，当你意识到这些全是男人的叙述，特别是那些希望推脱责任的男人的叙述时，你就必须警惕。因为女人在这里没有叙述的权利，她们的声音被压制了，没有留下来。那么，你就必须细读现有叙述的字里行间，发现其中的破绽。这是分析史料的基本技巧。刚被奥巴马提名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拉美裔大法官的Sonia Sotomayor，上普林斯顿本科时学的就是历史专业。她大一时遇到了历史系的教授Nancy Weiss Malkiel，后者手把手教她怎么分析地阅读文献史料，使她的思维能力有脱胎换骨的跃进。这大概也是她日后能最终登上司法界顶峰的基石。她的故事，完全印证了上面那位哈佛法学院出身的律师的话，读史料的功夫和律师的基本训练非常一致。
其实，不仅是历史，文学的训练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有时恐怕更加精深。我在北大读中文系时，上的全是满堂灌的大课，基本没有讨论。老师讲的，也多是些思想性、艺术性之类的陈词滥调。现在中文系的课也许新潮一些，但估计还是老师讲、学生听。对于文学而言，这种形式本身就是错的。因为这只有一个人在叙述，没有人挑战老师所垄断的叙述特权。我们夫妻正好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在耶鲁读博士。我读历史，妻子读文学。我们经常在家里讨论彼此的阅读，我进而也从她那里补了许多在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所没有接受的文学训练。比如，她每读小说几乎首先要分析“叙述者的声音”，分析不同的叙述者看到的不同的现实，或者被叙述者有意无意忽略的现实，而不是把小说中的描写都当作“客观描写”。小说中的每一个字背后都有个叙述者，不同的叙述者有不同的目的，因而“事实”也随着这些目的的不同而变化。读者必须意识到哪段话究竟是谁的叙述，是否应该相信这个叙述者，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她经常和我讲，每位叙述者都是不可靠的。你要从文本分析中发现这种不可靠性。她举出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整个小说就是几个人对一桩凶杀案的截然不同的叙述，解构了事实的客观性。这活像是法庭上律师或公诉人各向对方的证人所进行的反诘问（cross-examination），引出的经常是各说各的“事实”，大家的目标也多是要破解对方的叙述。她以为《罗生门》写得太生硬机械，好像是在套用法庭反诘问的模式。更高超的小说，则微妙得多，破解其中的叙述模式时需要更精微的敏感力和洞察力。在许多场景中，一个人的叙述实际上有着双重叙述者。透过这双重叙述者来观察现实，比透过一个单纯叙述者的偏见更困难。比如，小说中经常写到一位老人回忆年轻时的事情。这时一个人嘴里就有两个叙述者。一个是年轻时的他，呈现的是那时他看世界的眼光所反映出来的“事实”。同时，还有一个“现在”的他，即几十年后“看”自己当年“看”到的事实。一个人在两个时空中的利益、情感、理智以及目的可以非常不一样。作为一个读者，你怎么破解这些？这是文学的问题，也可以是法学上的问题。
正是因为有这种多重叙述的复杂性，文学课最好是以讨论的方式进行。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大概是当今美国最有权威的文学批评家了。妻子特地去旁听过他给本科生讲的莎士比亚课。上课形式非常简单，从来不摆理论，就是大家围绕着作品讨论。即使是布鲁姆这么一位半神式的权威，也绝对不垄断课堂的叙述权利，尽可能多地让学生们参与讨论，让他们有机会从自己的角度破解文本中的各种叙述。妻子回来对我转述课堂的精彩之处时，也绝不是只讲布鲁姆的话，而是把许多本科生的洞见告诉我。有的时候，一堂课最精彩的“眼位”就是被一位十八九岁的女孩子点出来的，是她自己的叙述。布鲁姆如果只顾自己讲、沉浸在他个人的叙述中，这个女孩子的叙述所体现出来的神采就没有人看得到。这样上课，多大的权威也会从学生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也不可能垄断叙述。课堂只有变成一个多重叙述的场所，才能反映世界的复杂性。
简单地说，读历史也好，读文学也好，都很像个侦探，和律师读法庭审判记录非常相似。法庭就是不同的叙述者的叙述的交锋。大家各说各的故事，虽然这些故事指涉的是一个现实。你必须破解叙述者的意图和“事实”之间的关系，而且经常要根据叙述者提供的事实推翻叙述者的结论，破解这个叙述本身。特别重要的是，你要寻找那些缺席的声音、那些被压制的叙述者，从他们的角度看待“事实”。奥巴马在提名Sonia Sotomayor为大法官时，特别强调她所具有的特异素质——“感情移入”（empathy）。这个词在中文中很少谈，但在美国则经常被讨论。所谓“感情移入”，指的是一种能够进入他人的内心去感受世界的能力，而且这种感受能力甚至可以在不和有关的他人进行沟通的情况下就获得。这在读文学作品时特别重要。有这种能力的人，每每能非常敏锐地体会那些不在的、被压制的叙述者心中的感受，虽然没有机会和这些被压制的人进行任何交流；没有这种能力的人则往往完全麻木，看不到文本中没有提到的东西。读历史也是如此。那些从史料的字里行间发现问题、推翻既有的叙述的人，往往是那些具有“感情移入”能力的人。人文学科在这方面为学生提供了很好的训练。
以上讲的这些批判性的阅读、破解既有的叙述、解构叙述特权、发现被压抑的叙述者的声音、通过感情移入理解他人等，是认识人和社会最基本的，又是学无止境的技巧。学生不管以后从事什么事业，首先要懂得如何解读生活的文本。这是北大应该提供的精英教育。让我最扫兴的是，全国高考五分之一的“第一”居然进了光华管理学院，学什么会计学、市场营销等专业。我们的文化还有想象力吗？以市场营销为例，这种专业固然有许多小技巧。但是，北大即使是为企业界培养人才，也应该培养企业领袖，而不仅仅是个推销员。企业领袖实际上就是个社会领袖。作为社会的领袖，你必须具有“感情移入”的能力，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各种人的心声。这样你才能理解别人是怎么感受的，以及你靠什么召唤别人。比如，最近美国汽车业风雨飘摇，三大汽车中两个破产。论者对美国汽车业失败的原因虽然各有各的分析，但共同的结论是这些汽车公司生产不出消费者想要的车来。要知道，汽车构成了美国独特的生活方式。美国至今还是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拥有最悠久的汽车制造传统。守着这么大的优势，怎么就不知道消费者要什么车呢？一位汽车评论家在《华尔街日报》上大声疾呼：“解雇那些MBA，雇用诗人！”美国汽车制造商之所以10年前做出了集中制造SBV的战略选择，主要是建立在对美国的家庭规模、购买力、油价，以及每辆SBV的赢利边际等数字的估算之上的。这是典型的MBA所教的经营，不能说不重要。而且，当你要推销这些车时，也确实需要各种市场营销的技巧。但是，作为决策的企业领袖，必须有“感情移入”的能力。也就是说你虽然无法和上千万的顾客沟通，但你可以本能地钻到他们的心里去感受这个世界，知道他们的好恶，这样你才能制造出打动他们的产品来。开丰田Prius的那种安静儒雅，和开悍马的那种横暴，是非常不同的感情。究竟哪个更代表消费者的感情？这不是MBA能训练出来的。但是，你在读MBA前学一些文学，懂得如何体会和分享别人的情感，你就可能获得打动社会的“感情移入”的能力。这也许能帮助你理解许多顶尖的MBA课程在文学本科和商学本科之间更愿意录取前者的原因。
书归正传。我把我对历史专业的理解都诚恳地告诉了那位黑人女士。不过，我还必须具体解释什么是历史学的训练：
“历史训练并不是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掌握一些历史知识，比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工业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等等。我从来不要求学生记住这些。事情明摆着：你要求学生记住，他们考试后也会忘掉。我所强调的是他们不会忘掉的东西。首先，历史训练你通过原始文献或尽可能是第一手的文献以及其他证据对过去进行调查；通过这些调查，把漫无头绪的零散事实连接起来，最终形成自己的论断或观点。然后，你要学会怎么陈述自己的观点，怎么用事实支持自己的每一个论断。总之，你要知道怎样变得有说服力。这难道和律师在法庭上的工作不是很接近吗？其实，这也并不仅仅限于法律。有位中世纪史学家说，研究中世纪的人搞情报工作特别合适。因为中世纪的史料残缺不全，你必须根据这些残缺不全的材料发现某种事实、得出最令人信服的结论。难道企业的运营不也是如此吗？一个企业总裁不可能获得全部的市场信息。他也不能坐在那里等待信息完备后再决策。他每天都在根据不完备的信息去理解不断变化的现实，并有所行动。这和历史学家的处境很相似。”
我讲着讲着，教室里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许多家长，听得聚精会神。于是我更有兴致，借机进一步抨击大学教育实用化的倾向：
“你们大概知道，CNN每年都报道各种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学化学工程的好像是排第一，能挣到七万美元。接下来的则是其他的几个什么‘工程’。美国的孩子一听‘工程’就怕，觉得自己数学不好、干不了，使这几个专业的毕业生成为稀缺人才。接下来起薪高的，差不多就是管理、财会等，有四五万美元。再看学历史、文学的，从来都是垫底的，仅挣三万多。如果你们拿这个衡量，也许确实不应该送孩子读人文学科。这太不实际了。但是，有个统计显示，那些本科读历史出身的商人，毕业15年后要比那些本科商学院出身的商人年薪更高一些。为什么呢？以我个人的经验看，学历史的学生一般更聪明一些。不过，更具体的原因恐怕还是大家日后上了什么。比如，本科学历史或文学的毕业后经常找个临时工作，以准备读。这种临时工作薪水少，压低了他们的平均起薪。不过，这些人恐怕比学商的更有机会在比较好的学校拿一个MBA，或者进更好的法学院。现在大学已经普及了。大学毕业不会被当成专业人士看待，而是个普通劳动者。你想成为专业人士，还要进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等。所以，选择专业不应该看你本科毕业后的起薪，而要看读哪个专业更有利于你进好的。
“可惜，现在学生的想法太实际。特别是那些成为家里第一代大学生的孩子，因为缺乏家庭传统，对高等教育有许多误解，经常把大学当技校来上，找个财会等实用专业、学门手艺完事。还有些人试图在准备进时抄近道儿。比如，他们想进商学院学MBA，就在本科读商学院。其实好的商学院并不一定喜欢这种学生，理由是他们本科太狭窄，课程和MBA多有重复。好的商学院更喜欢学文学、历史、数学、物理等不相干的专业的学生。法学院也是如此。许多家长希望孩子当律师，恨不得一进大学就要孩子读法学院。可惜，美国的大学本科基本不设法学院。有些学校为了迎合这种想提前上法学院的市场需求，就把本科办成法学预科，设置了一些准法学的课程，如刑事辩护。这听起来就像是法学院的内容呀。于是，许多学生选了这种专业，觉得自己申请法学院时可以先声夺人。他们往往不了解的是：法学院并不这么想……”
“是吗？”那位黑人女士打断我，“请告诉我：法学院会怎么想？”
“哈哈，作为一个历史教授，我认为法学院宁愿你来学历史。”我这么说当然是半开玩笑。但是，这也不是全无根据。大家都承认，在美国学法学的事业顶峰是成为与总统比肩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随着Sonia Sotomayor 进入最高法院，本科历史专业出身的大法官成为最高法院的主力。我们不妨把现任大法官本科时的专业排列一下：首席大法官罗伯茨（John G. Roberts），本科在哈佛读的历史；大法官肯尼迪（Anthony Kennedy）本科在斯坦福大学学的政治学；大法官史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本科在芝加哥大学读的英文；大法官斯科利亚（Antonin Scalia），本科在乔治城大学读历史；大法官布莱尔（Stephen Breyer），本科在斯坦福读哲学；大法官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本科在圣十字学院读英国文学；大法官Samuel Alito则在普林斯顿的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完成了本科学业；大法官Ruth Bader Ginsburg本科在康奈尔大学就读，专业我一时查不出来；新任大法官Sonia Sotomayor则是普林斯顿历史专业的本科。屈指一算，九个大法官中，至少三个是历史专业的本科，两个读英国语言文学。剩下的也都是哲学、政治学等专业。本科英文出身的史蒂文斯大法官甚至直言不讳地建议：“学习法律最好的准备是研究诗，特别是抒情诗。”看来，想在法学界出头，文史哲还是第一正途。
当然，我不会简单地以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教育背景来界定学什么本科专业最容易在司法界成功。历史本科占主导可能是个偶然，但是也不完全是偶然。在美国历史上，文史哲本科出身的大法官总是在最高法院占主导。法学院对学生的要求其实也很能解释这是为什么。美国法学院录取委员会（Law School Admission Council）对未来法学院的学生的建议非常明确：“法学院想要的学生是那些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有良好的写作技能、对塑造人类经验的各种力量有相当的理解的人。这些素质可以通过各种大学课程获得。这包括人文、艺术、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那些以狭隘的职业导向为基础的本科教育，往往不是上法学院的良好准备。”几年前，有一个对美国各大法学院院长的调查，让这些院长推荐那些希望进法学院的学生在本科时应该学习什么专业。结果，被这些法学院院长们推荐的头四大专业按英语字母排列为：英语、历史、哲学、政治学。看来，强调历史训练并不是我这位历史教授的个人偏见。于是我告诉这位黑人女士：“法学院希望你有更广阔的训练：有分析力（特别是批判性思维）、有感情移入的能力……总之，你要对社会有基本的理解能力，对别人有基本的理解能力，善于沟通表达，然后再接受法学的专业训练。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也许觉得本科学刑事辩护是进法学院的正途。但是，你法学院毕业后，不管是作为律师还是法官，你也许很少有机会处理刑事案。你也许会面对干细胞研究的案子。现在从国会到法院，不是到处都在为此辩论吗？面对干细胞的问题，法学院希望自己的学生在本科时进行什么样的专业准备呢？难道是刑事辩护吗？恐怕不是。相比之下，法学院大概更看重那些学生物、伦理、人类学、政治学的学生。这些学生可以把自己在不同专业中所获得的洞见带入法学院的课堂，让教授也受益。如果法学院仅招那些在法学教育上抢跑的学生，大家都有着刑事辩护之类的单一背景，学习重复的内容，那会有什么意思？”
我这番对历史系的“推销”，算是圆满结束。学生和家长们似乎若有所得。大家告辞时，那位黑人女士留在最后。她握住我的手说：“实话告诉你吧，我就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的。你关于法学院的那些话都非常对！我本科就是学人类学的。”我赶紧拍拍她的肩：“拜托，拜托。我班门弄斧了。幸好没有被你抓住。”
事后想想，还真有些后怕。我一个学历史的，在那里向一个哈佛法学院毕业的人解释法学院的规矩是什么，没有闪失实在算是万幸。不过，我讲的实在是美国教育的常识，想错也难。那位黑人女士，在我看来是成心装不懂，要看看我这个当教授的到底懂不懂自己在干什么，要不要送她的孩子来。其实她的表演还有一层。美国依然有种族问题。许多人对黑人未必歧视，但很势利。比如，一位《纽约时报》的黑人女专栏作家，前脚搬进一个公寓楼，后脚就有一位白人母亲追上门来，问她是否愿意给自己看孩子，根本没有想到人家是大名鼎鼎的专栏作家。我碰到的这位黑人女性可能也是这样。她这身打扮，像个清洁工，别人容易看低她。她大概也是成心如此，心里在嘲弄这个社会。我说我万幸，不仅在于没有说错什么，而且也在于我认真地回答了她的许多问题，对她一直表示充分的尊重。这大概属于“感情移入”的技能吧。当然，这些都是题外的趣闻。信手写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最后我不妨略微总结一下。北大的精神在哪里，取决于北大的精英在哪里。看看美国的常青藤就知道，历史、文学、社会科学、经济学（不是经管）、心理学等，是最主流的专业。只有在宾西法尼亚和康奈尔，商学和市场营销才比较有人气。应该说，常青藤的主流还是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分析生活的文本。与此相对，北大最热的专业则在光华管理学院这种地方。这个学院号称是“拥有中国最具发展潜质的本科学生”。难道这些把大好青春花在什么市场营销上的真是“最有潜质的本科生”吗？如果精英都成了推销员，未来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北大的责任又在哪里？我对北大的后辈的劝告是：上大学不是逛早市，别老想着商品交易。大学应该是你的精神故乡。你应该在这里寻找你的灵魂。你应该把精力花在你最想干的事情上。一般而言，18岁孩子中真正的精英，对世界一些核心的抽象问题都会有非常大的激情：人生的意义和使命是什么？我们的价值观念是什么？人类的境况是什么力量塑造的？人类应该向何处去？等等。精英首先意味着对这些大问题的关注和承担。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这种非常实际的社会里，常青藤的学生会奔向文史这类看似“无用”、实际上却在回答上述问题的专业。我劝北大的同学好好想一想：这些是否也是你关注的问题？你是否真愿意把你的青春用来折腾什么市场营销？有志者可以学文史，追寻自己内心的声音。毕业后如果想实际些，再到国外去读法学院、商学院也不晚，而且十有八九会更成功。记住孟子的话：“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这话的意思是：心灵的功能是思考。凡思考必有所获，不思考则无所获。这是上天所赋予我们的。当你确立了对你的心灵而言是最重要的东西后，就不会让那些琐碎之务喧宾夺主地占据你的心胸。这才是“大人”（或可说是精英）的意味。
读和写是事业成功的关键
上节主要从历史教学的角度讨论了精英教育为什么要以“解读生活的文本”为中心，为什么人文学科比实用学科更有助于达到这一目标。接下来讨论的是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为什么读和写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就此希望对被严重忽视的“大学语文”提供一些个人的意见。 记得1979年我刚考进北大中文系时，母亲非常遗憾地对我说，她办公室的所有同事对我选择中文系都表示惋惜。理由很简单：北京市前几名的高分，去哪里不可以？学中文有什么用？谁还不会中文？
如今30年过去，我这个中文系的毕业生似乎有责任回答这个问题，而且自信能够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可惜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得益于中文系的训练。我做学生时是个反对用专业来界定自己的反叛者，在中文系大量逃课，而且至今仍然认为中文系的专业训练对自己没有太多用途。只是出来读书教学多年，比照美国的英文教学（因为英语是美国人的母语，也就相当于中国的中文教学），渐渐看清了母语教育的重要性。
很多人把中文和传统文化混为一谈。一提中文仿佛就是李白、杜甫、唐宋八大家、《红楼梦》等，仿佛中文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学生有一些传统文化的基本教养。我称这是典型的“中文系的中文”，对其他系的学生并无不可或缺的价值。我所谓的中文教育，更像是美国大学里的英语训练，是一种公共语文教育，最终落实到阅读和写作。读和写的能力是相互影响的。任何专业都需要这两项基本技巧。如今出国留学很热。去美国读本科要考的SAT，读研究生要考的GRE、读商学院要考的GMAT、读法学院要考的LSAT。这些考试最关键的一部分内容就是语文测试。它们和针对外国人的托福考试一样，其实就是美国的大学语文考试。仔细分析一下这些考试（特别是托福）就明白，人家并不借机宣扬美国的传统文化。恰恰相反，考试的设计者的一个目标就是怎样做到“文化中立”，即避免使用某个文化、宗教或社会中特殊的概念，免得在别的文化中生长的学生不懂，考起来有了劣势，影响了公正性。考试的宗旨，是检测学生吸收信息的速度和准确性。写作部分也尽量避免特殊的文化主题，而是集中于世界各种民族和文化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比如是否应该反对吸烟等，考的是你的思维，是你能否把自己的思想清晰地表达出来。
人家这么考，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大学和研究生课程对读和写的能力要求很高。这方面不行就很难有良好的学术表现。对此我有亲身的体会。我在耶鲁先读东亚研究硕士，再接着读历史博士，并不是文学或语言的专业。但在读写训练上，强度相当大。特别是比较一下在北大中文系读文学本科的经验，实在有天上地下之感。
先说读。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我们的阅读量实在很少。比如，中国古代文学课上了两年，主要教材就是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共四册，总共不足1000页。除此而外，还需要读北大中文系编的古代文学“参考资料”或作品选，全是注释好的，总字数比游国恩那套教材略多一些。两者相加起来，两年读3000页就算不错了。在耶鲁时，一门课一周的阅读量至少是一本书。运气好时两百多页，运气坏时四五百页。有的教授的课一本书还不算完，要外加一篇二三十页的论文。这样，一个学期就至少要读三四千页。当然这是研究生的量。本科生阅读量少一些。我和本科生一起上过课，还担任过他们的助教，领导他们讨论，检查其消化阅读的情况。一般而言，本科生一周的阅读也接近二百页或者更多，一个学期要读两三千页。即使是上大课，本科生还要额外参加讨论班，围绕着阅读内容发表自己的见解。阅读跟不上会相当痛苦。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读韦伯的《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我的习惯，这样的经典怎么也要一个月来好好消化。可是，这本书就是一周的阅读作业。那群本科的孩子读完了就批，闹得教室里硝烟弥漫，让我目瞪口呆。坦率地说，我英语不好，属于阅读跟不上的，阅读特别重的课一般不敢选，而且几乎从来没有完成过指定阅读——量实在太大了！不过，在不可能完成的情况下，也必须有自己的解决方案，适当取舍，选择最重要的信息。事后想想，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训练。
再说写作。写作是大学语文教育的核心，也是问题最多的。我们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79级的同学大多数人进校时的理想是当作家，是想以写作为生。可是，新学期一开始，系里的一位负责教授就发表讲话，告诉我们不要误会，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中文系的目标培养的是学者。同时，他还强调要“厚积薄发”，先把学术的基础打牢靠，不要忙着写。
强调打下扎实的学术基础并没有错。想想现在的学术垃圾这么多，大家都“厚积薄发”有多好！可是，从“厚积薄发”引申到不动笔就错了。我在堂堂的中文系读了四年书，除了毕业论文外，总共就有过两次写作经历。一次是上古代诗歌课，教授要求用古文写篇千字文。那不过是他为了激励我们掌握古文而布置的文字游戏，并不算真正的写作。另一次写作，则是当代文学课的一篇四五页的评论，大概就2000字。应该说，这两位留写作作业的都是系里很优秀的教授。其他教授则根本没有要求学生写的意识。现在北大中文系也许不同了，但估计写作还是很轻的。
后来到耶鲁读研究生，从硕士到博士都是一样：一学期选三门课。有的课要求期末写一篇20页左右的长篇读书报告，有的课要求在学期中写三篇读书报告，一篇10页，加起来也30页了。还有几门课，则要求学期中写四篇三四页的短篇读书报告，外加期末一篇20页左右的长篇读书报告或研究论文。这样，三门课加起来，一学期至少要写60页。仅两年的硕士读下来，就要写快300页。那就是一本书的篇幅了。
我刚进去的时候英语差，看书都顾不过来，应付这份苦差事就更吃力。而且，口语越差，课堂上就越缺乏表现，全靠写作来证明自己。所以，我每篇学期读书报告都要找个文字好的美国博士生帮助我修改。有时是反复地修改。例如把长的复合句分解成短小的简单句，尽量用主动式、避免被动式，把主题句放在前面等看似简单的技巧，全是这么学出来的。记得头两年，我没有休过一天假。别人回家过圣诞节，我在学校夜以继日地苦战。每到12月初放寒假，我就向教授申请延期交论文（因为我的写作速度实在无法按期完成，教授在一般情况下都准许延期）。于是，寒假这一个月就成了我固定的写作月，把所有学期论文在来年一月第二学期开始以前写完。我记得第一个寒假奋斗到最后一刻，是在第二学期开始的前一天熬夜写完的。因为我知道，如果到那个时候写不完，下学期的课就压上来，就再也写不完了。当时真感到再多几个小时的工作量就超出了我的承受极限。可见普通文科的写作量之大。当然，后来认识了史景迁教授，并成为他的学生。这艰苦的生活才有了显著的改善。他每到圣诞节、感恩节，都开车把我们一家接到家里。夫人安平（也是我的老师）和继女Meimei都是天才的厨师。我们在他家里享受一年中最好的美肴，然后由他（有时和安平一起）深夜开车把我们送回家。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例外过。
现在回想一下，我的读写训练，主要是在耶鲁时训练出来的。我从硕士到博士，读了九年，不仅是每一篇论文和读书报告，就是写一封信也一定自己花钱请位高手帮我改，从来没有认为自己过关。应该说，我在最大的收获，就是写作。帮我修改文字的都是母语为英语的博士生。找他们改完，再送给导师。我运气比较好的是，导师史景迁大概是西方汉学界英文最好的。我这么多年的写作，也多亏他反复批改。博士论文完成后把他批改过的草稿堆起来，简直就是一座小山。你如果能长期坚持这么大量阅读，读完了就和同学讨论，然后不断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不断地找写作高手修改，这种强度自然会提高你的语文能力。让我比较得意的是，我来美国读书时还一个句子都写不通，但几年后就在《纽约时报》评论版头条发表了文章。做学术的给报纸发表文章属于不务正业，按说不足挂齿。但以我如此低的英文起点，能在英文世界最权威的一家报纸亮相，至少也说明多年的奋斗并非毫无结果吧。
再看看国内有关大学语文的讨论，实在不得要领。记得几年前，教育部曾要求大学对所有学生开设大学语文；后来又加以澄清，说这个要求其实是“建议”。不过，这一动作，还是引起舆论的一阵喧闹。我看看喧闹中的种种议论，觉得大学语文还是照样无可救药。因为大学语文的改革不能靠官僚的行政命令。那些在大学教书的人，首先要充分理解大学语文的意义。可惜大多数在大学从事文科教育的人，对大学语文还是一知半解。
我一向主张大学加强语文训练。不过，这种训练必须严格地建立在实用的基础上。如果学生们对大学语文的实用性不信服，学校强迫他们必修，他们对语文就会更反感，最终妨碍他们语文能力的提高。比如，有些人提倡加强大学语文的理由，是学生从小学英文比学中文花的时间还多。其实这并不是问题的要害。第一，我们必须问：重英文轻中文是学校课程设置的问题，还是人们自发的行为？认真一想就明白。中国的学校，除了英语课外，几乎所有课程都是用中文上的。用中文读历史，读科学，也是一种大学语文的训练。显然，中文课远比英文课多。重英文轻中文的现象主要不是课程设置的问题，也无法通过改变课程设置来解决。第二，重英文轻中文主要还是人们的态度问题。这个态度形成的基本理由之一，是不管中国的英文教育怎么失败，英文课还是比中文课实用。懂英文的人在实际生活中尝到了各种甜头。大家看得见，自然会效仿。我从上大学以来就拒绝跟潮流学英文，但十年后还是最终不得不心无他顾地读英文，并且受益匪浅。事实上，中国人的英文训练，如同大学语文一样需要加强，学习英文也有助于中文的提高，毕竟天下的语言都是相通的。我在这里讨论大学语文的教育，就频频引用英文教育的例证来支持。把两者对立，不利于振兴语文教学。
所以我们不妨还是看看美国英文教学的经验。这对我们的中文教学肯定有参照意义。
几年前，我在所执教的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参加了一个教学会议，主题就是大学语文。开这个会，是因为美国也面临着大学语文的危机。美国教育部的一个调查显示：1992年美国大学生达到高级阅读水平的比例为40%。所谓高级阅读水平，就是具有阅读复杂的长篇文章的能力。2003年这个比例降到了31%。不用说，哈佛耶鲁这种一流大学挑的是最出色的学生，大致不至于阅读水平下降到如此地步。但我们这种小学校，录取的是一般的学生。语文能力降低，在我们的学生中自然表现得相当充分。
阅读差，自然影响到了写作。不管学生日后从事什么工作，写作多是其一生成功的基础。在这方面，我可以随手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前面提到的美国最高法院首位拉美裔大法官的Sonia Sotomayor。她刚进普林斯顿读本科时，根本不会写。为了掌握这一关键技能，她不仅平时“驻扎”在图书馆中，而且用一个暑假恶补语法和文学。特别是大一时在历史系Nancy Weiss Malkiel教授的课上得到了老师非常个人化的帮助，理解了从批判性地阅读史料到分析性地写作这一全过程，最终成为一个优秀的写手。毕业后她考取耶鲁法学院，号称是“一路写过”法学院，成为优异的毕业生。日后她当法官，所写的判词成为人们评价她的主要依据。在司法领域，没有清晰的写作能力很难成功。这一点，上一节讨论法学院的教育准备时也讲得很清楚。其实华尔街也并不例外。2009年5月1日以107岁的高龄去世的Albert Gordon，大概是亲身经历1929年股市大坍塌的金融精英中最后一位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是华尔街的重要领袖人物。关于他的传奇，除了八十多岁开始跑马拉松外，就是当老板时给每个雇员一本《风格的因素》（The Elements of Style）。这本几十页的小书，在美国被称为写作《圣经》。可见他要求公司里的每个人都必须具备良好的写作能力。根据对120位美国大企业人事部的负责人的调查，写作水平一直是高工资、高技术的标签，是成功者的基本特征。那些写作不行的人不容易被录用，也很难获得提升。三分之二的美国大企业的雇员的日常工作要通过写作来进行。80%以上金融、保险、房地产等服务业的公司，在雇用员工时要考察写作。40%的公司要特别培训写作技能不足的员工。美国公司在这方面的投资，一年估计达31亿美元。
这些事实摆在这里。大学语文的重要性就不言自明。美国企业一年投入31亿美元训练职工的写作能力，一是说明大学教育的失败，毕业生写作能力达不到市场要求；二是说明我们作为大学丢了一笔大生意，把31亿美元的市场让给了别人。怎么抢回这个市场？我们学校并不是单找英文系开会，而是把各系的教授都召集起来，强调每个教授不管专业是什么必须教学生怎么读、怎么写，并且要人手一本写作手册，从句法到标点，解释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说，写作绝对不是一个系的问题，不能从专业教育的角度来理解，而是通才教育的基础。每个系、每个专业都必须重视。比如耶鲁这种精英大学，学生按说都非常出众。但是，学校给学生配备了寄宿在每个学院的写作教师。学生写学期论文或其他文章，都可以找这些教师帮忙。这种对写作无微不至的关注，在北大是绝没有的。我上了四年中文系，从来没有一个教授要求我改进写作。如果你上光华管理学院，写作可能就更不在教学的视野之中了。大家不妨到北大各系调查一下，有几个系对学生提出了严格的写作要求？大多数系的学生，读四年书恐怕从来没有从老师嘴里听到过“写作”二字。但是，现代社会是通过文献组织起来的。无论是在官僚系统还是在企业，文献体现着社会组织的复杂性。如果你不能参与写作这些文献，不能有效地阅读这些文献，你就无法担任任何中高层的工作。
那么，写作应该怎么教呢？在萨福克大学，我作为一位英语不是母语的外来教授，指导美国学生写作的能力有限。不过，在美国大学教书的每个教授都负有大学语文教学的使命。在一些关键时刻，我也会现炒现卖。我的方法，和国内大学的写作教学非常不同。不妨在这里简略地讨论一下。
我讲写作并不强调文法。虽然学生的文法错误有时一塌糊涂，但我对自己的文法也并不放心，不觉得自己是能在这方面帮助他们的最好的人选。但是，即使我这样一个英语不是母语的人，在写作上能够给学生提供的帮助还是很多。
首先，我把写作放在人际沟通的大背景中来讨论，让学生们理解写作的意义是帮助他们建立自己和世界的关系。高中生进入大学，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变了。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能做出适当的心理调整，导致了极大的挫折感。以下是我在课上经常对学生讲的话：
“你在动笔之前，要先摆脱高中生的心态。心态不正，下笔就失败。此话怎么说？在高中时期，你是世界的中心。家长老师都围着你转。比如，你一回家，妈妈就追着你屁股后面问长问短，恨不得你告诉她在学校里发生的所有事情。甚至她要偷看你的日记。这种关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你写作的心态。无论老师让你写什么东西，你都可以跑到计算机上飞速地打字，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从来不考虑读者问题。这当然不完全怪你。因为你没有必要考虑读者。你在日记上无论写什么，你妈妈一有机会就会偷看。你不自觉地形成了一个预设：我写出来的东西，反正别人是要看的。甚至你觉得别人有义务看你的东西。
“在大学，你要完成从高中生到一个负责的成人的心理转型：你已经不是世界的中心，没有人那么关注你。整个世界不会围着你转。相反，你要围着世界转，把别人当做中心。举个例子，有些同学不论是写求职信也好，写申请学校或奖学金的信也好，总喜欢漫无边际地从自己小时候的故事说起，而且一写就很长。这是典型的高中生心理，觉得妈妈巴不得看你写的关于自己的东西，写得越多她越高兴。但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谁在读你的求职信？这些问题你们想过没有？举个并不那么极端的例子。你申请的那个职位，也许有几十人同时在竞争。读你的求职信的人，也许已经忙得疲惫不堪，甚至刚和同事或客户有过冲突，或者家里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总之，他可能是在心情非常恶劣的情况下拿起你的信来读。如果你的信的头两句没有实质性内容，或讲了些和他不相关的话，他很可能会随手就把信扔到纸篓里。即使他心情很好，碰到这么多求职信，也不可能公平对待；每封只能略微瞟上几眼，挑出几个最能吸引他的认真阅读。在这种情况下，你的信还是可能被读了两三行就扔掉。这就是生活的现实！所以，当你已经不是世界的中心的时候，当你必须把别人当成中心的时候，你写第一个句子的时候就必须反复思考：我这封信写给谁看？对方作为一个陌生人，为什么在百忙之中要抽出时间看我的信？所以，你的第一个句子，不仅要表达出你全信的主题，而且必须要给出读者阅读这封信的充分理由。换句话说，你的第一句话必须建立起你和素不相识的读者之间的联系，让他们觉得你和他们的生活或工作是相关的、不能被忽视。以后的每一个句子，都要不断地深化这种联系。等他们读完信后，就觉得他们和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他们才会考虑雇用你的问题。要记住，对别人而言，你是无关紧要的。没有你，他们的生活不会有任何改变。所以，没有人会像你母亲那样平白无故地注意你。你必须自己奋斗，和这个世界建立联系，让别人了解到你的存在对他们的意义。为此，你必须和许许多多的人一起竞争来获得他们的注意力。
“当你们认识到自己和世界的这种新的关系以后，你们就必须反省自己的写作习惯和风格。看看你们交上来的读书报告。许多明显的拼写错误不说，甚至有人该大写的字母不大写，好像还是写短信一样随便。如果你给熟悉的朋友发短信，大家一向如此，这当然没有关系。但是，大学训练的是你如何和一个陌生的世界建立关系。你要赢得别人的尊重、别人的注意力，就必须非常正式。这至少表达了你对对方的尊重。如果你对别人不尊重，怎么能指望别人尊重你？所以，如果你申请到耶鲁读书，虽然知道读信的人就是耶鲁的教授，你也不能写‘我希望到耶鲁读书’，而要恭恭敬敬地写上‘耶鲁大学’的全称，就像接受面试必须穿西装系领带一样。这是其一。其二，人家如果要求你写两页的申请信，就一定要写两页。如果写不到两页，人家可能会觉得你连两页纸都填不满，没有什么‘货色’。不过更常见的问题是，许多人超过了两页，觉得自己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告诉人家。这是万不可以的。还是那句话：这个世界不是以你为中心的。人家告诉你两页，说明人家只愿意为了你花阅读两页纸的时间。如果你一下子写了三四页，这就好像你在那里单方面地要求：我比别人都重要，请为我花更多的时间！对不起，你没有权利对陌生人提出这样的要求。”
最后，我建议所有的学生，不管是一年级的“新鲜人”还是四年级的毕业生，都回去写求职信：
“不要觉得你才上一二年级，离找工作还远，不必写求职信。你必须现在就开始写！第一，写求职信给你一种生活的目标感和紧迫感。第二，求职信比你想象的难得多，也许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写完美。想想看，你至少已经18岁了。亚历山大20岁就成了马其顿的国王，接下来十几年内一直打到印度，几乎征服了已知的世界。你们18岁总应该想想自己要为世界做什么吧？最好的办法，是锁定一个你最想干的工作，然后开始写申请信。当你一下笔时，你必须想怎么把自己‘推销’给这个世界；你作为一个人，是否对这个世界有价值；你凭什么说服别人相信你的价值、给你机会。我年纪比你们的父母恐怕都大，读完大学工作了十多年，又在耶鲁读了九年。可是，我写第一封求职信时，为那两页纸花了至少两个月的时间。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有那么多的经验、学了那么多，有那么丰富的东西可以展示，觉得两页纸小得装不下自己。这样，我花了许多时间，才终于使自己谦卑起来，把一切浓缩到了两页纸以内。这时，你就感到这两页之重，有了个近乎完美的求职信。但工作两年后偶尔再看这封信，才觉得写得很糟糕。当我想怎么改写时，突然觉得那两页纸实际上很长。我过去感觉我的经验和训练很多，现在则觉得自己很空，用自己所有的东西也难于把这两页纸填满。这时我就有了强烈的危机感：我这一生究竟干了什么？然后又有了明确的目标，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努力才能把有分量的东西写在这封求职信上。你们如果才上大学一二年级，也许首先感到的是没有足够的内容填满这两页纸，自己没有东西可以推销给这个世界，或者说你觉得自己对于这个世界而言是个没有什么价值的人。这种感受，会给你目标，会让你知道怎么努力才能坦然地在求职信上显示出自己的分量。还是那句话：你不是世界的中心，世界不会围着你转，你必须围着世界转。写这样的信，就是让你通过建立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来认识自己。”
以上谈的是我写作哲学的一个侧面。这些我在北大的时候没有学，老师也没有教；估计现在的北大也不太会教。但是，大学是你人生的最重要的转型期之一，是你通过在和世界建立崭新的关系的过程中认识自己的时期。写作是完成这一过程的基本工具，也是你日后对付这个世界的基本技能。这些跟唐宋八大家未必有关系，跟《红楼梦》未必有关系。你懂不懂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许无关紧要。但是，你要懂得人生。写作就是你独特的人生叙述。我劝中文系的教授，不要自以为是个大文豪，不屑于帮助学生修改这种求职信。我相信大部分中文系教授甚至没有能力在这方面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帮助。对我来讲，给自己写求职信和给《纽约时报》写文章一样具有挑战性。前面已经讲过，导师史景迁教授作为当代西方的一大文豪，对我的写作帮助甚多。但令我受教最深的，还是他对我求职信中一个字的修改。记得当时我写到“我有‘独特’（unique）的经验和训练胜任贵校的职位”，等等。他则说不要用“独特”一字，这样显得太“pushy”，也就是说太过分甚至强迫性地要求人家承认自己的某种品质。事后想想道理也很简单：世界上谁不是很“独特”？而且你怎么知道你所谓“独特”的那些素质别人一定就没有？推销自己没有错，但不能建立在贬低别人的基础上。天下的人多了。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你一无所知。说自己“独特”并不是仅仅颂扬自己，而且是排除了别人身上的相关品质。谁有资格这么做呢？这让我想起赵元任先生当年对自称发现了汉语中独特的语言结构的王力的教训：“言有易，言无难。”王力说这是他一生最为受益的一句教训。我也认为删掉“独特”二字是史景迁先生改正了我在建立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叙述中最重要的一个词。
可惜在中国，很多人总是从捍卫中国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讨论大学语文问题。这等于把大学语文课变成了文学课或者文化传统课，根本没有美国大学在回应大学语文问题时那种实际的针对性。我经常听到教育界人士在呼吁重视大学语文时讲什么唐诗、宋词等古代文化的重要，许多大学语文也要求学生反复诵读甚至背诵这些经典，却从来不去讨论阅读的实质：吸收信息的速度和准确性，在吸收信息的基础上如何有效地表述自己，通过写作和世界建立创造性的关系。当你要求学生反复诵读一段文字时，他们就必须在阅读量上打折扣，所吸收的信息就不够丰富。当你听任学生只读不写时，学生就会变得“学而不思”。毕竟学生面对的是未来，面对的是信息爆炸的挑战，并且是未来的制造者。那些大学语文的鼓吹者，则往往是中文系出身的人士，知识面非常狭窄，很难体会到学生们的需要，也不懂得怎么加强大学语文的实用性。学生觉得从大学语文中学得不多，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几年前和北大法学院的贺卫方教授就法学院招生问题进行辩论时就指出，法学院的硕士生录取考试，可以完全不看专业，就考大学语文和英文（另外可以加一门数学或逻辑）。考的方法，也要借鉴美国的托福或GRE、LSAT的方式，重点考阅读理解，看哪个学生能在限定的时间内最有效地从大量阅读中吸收信息。其实不论是读研究生，还是在信息时代的职场奋斗，通过大量阅读快速地吸收信息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素质之一。现在知识更新非常快。你招来的研究生也好，雇员也好，如果专业上很强，但读得慢、写得差，以后自己的专业上知识被更新了，吸收新知识的速度又太慢，就很容易被一个阅读迅速准确的人给超过。你也无法有效地和世界建立创造性的关系。这也是在美国几乎走到哪里人家都要考你语文的原因。
我们的大学毕业生考研也好，招聘也好，录用者都过多注重专业，忽视了语文这种基本的素质。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大学教授自己就在大学语文上不过关，也不对学生在这方面提出要求。这已经在伤害学生了。几年前一个留美的中国学生和导师发生冲突，差点被开除。导师的理由之一，是她英文太差，提交上来的东西导师要一行一行地改。虽然后来中国学生一起抗议把她保下来，但此事反映了这位中国学生被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心态：我是科学家，不是文人，犯不上在写作上下功夫。她根本不知道，在美国的教育中，你从小就被告知：不管你干什么，写作是成功的基石。我们的大学只要教给这位留学生哪怕是一点点这样的意识，她也不至于写研究报告不找人润色就交上去，然后让世界顶尖的科学家一个字一个字给自己改英文，甚至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可见许多学生在国内不在乎大学语文，到了美国也不把人家的“大学语文”当回事，最后给自己的事业埋下了失败的种子。我希望下一代的学生不要重复这样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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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北大不教的东西
大学学什么？/ 003
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 011
历史、文学和精英教育/ 017
读和写是事业成功的关键/ 031
北大为什么不读不写？/ 046
不能上讲台的博士还是博士吗？/ 061
“陋室”求学/ 065
当年北大之“陋”/ 067
在北大学当“君子”/ 069
“淘粪”教给我了什么？/ 073
大学生，请先淘粪再打高尔夫！/ 076
淘粪乃国学/ 081
讨论班：大学的教学与文化/ 085
英语危机，还是教学危机？/ 085
以讨论班为例/ 087
“什么都写”就是什么都想/ 090
苏格拉底如何培养精英/ 092
反思精英白领危机/ 094
第二章 北大的经验与反省
从“寡妇班”考上北大/ 103
在中文系丧失了对文学的兴趣/ 108
八十年代北大的中文系和历史系/ 111
北大就是个雅典/ 116
八十年代北大文史第一人/ 120
在北大如何逃课作弊/ 125
北大和清华/ 129
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自己/ 132
通才教育可能吗？/ 135
听讲座胜过听课/ 140
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 144
英语白卷上北大/ 145
美国人是什么？/ 148
搬进留学生楼/ 154
从考研到就业/ 163
第三章 北大应该怎么办？
什么是精英教育的实质？/ 173
精英大学必须采取寄宿制/ 176
北大拆了旧宿舍建什么？/ 181
没有三角地的北大不是北大/184
谁来拯救我们的大学？/ 187
北大清华在东亚的地位/ 190
港大领先北大清华一个时代/ 192
名校的距离/ 195
中美大学怎么比贡献？/ 197
考研困境说明了什么？/ 200
美国教授的工资单/ 202
阿忆挨骂，是在替体制受过/ 205
给北大新闻学副教授阿忆上一堂新闻课/ 207
校园游客/ 209
北大的改革开了危险的先例/212
第四章 中国大学的弱智化
从“钟曲线”看中国大学的智力下降/ 219
人口的智商结构与大学对精英的选拔/ 219
弱势阶层提高了常青藤的智商/ 222
“教育如衣”导致了中国大学的弱智化/ 225
中国人为什么迷信大学？/ 228
破除专业教育的迷信/ 232
读书无用论和不读无用的书/ 235
“硕士猪倌”乃我时代之先锋/ 237
西方教育真是“知识交易”吗？/ 240
学生叫导师“老板”是哪国的规矩？/ 244
小心什么样的西方诡辩术？/ 246
中国的大学必须降级/ 250
让市场来调节高等教育/ 252
大学需要赢利模式/ 255
保密与告密/ 258
第五章 中国高等教育批判：以高尔夫和博士为例
大学的责任在于塑造有思想的公民/263
怎么培养败家子？/ 266
高尔夫错在哪里？/ 268
朱校长，何不食肉糜？/ 271
我给大学校长们扫精英教育盲/ 273
打高尔夫能让你成精英吗？/ 276
高等教育的超前腐败/ 280
高尔夫球场与大学体育/ 282
莫用公款培养宋徽宗/ 286
博士生：你何必钻垃圾桶里？/ 289
博士教育应该外包/ 292
当中国成了美国的头号博士预科/ 294
博士培养为什么不能“搭美国的便车”？/ 298
奶粉召回了，博士呢？/ 300
第六章 大学的诞生
中世纪的秩序/ 305
中世纪盛期的社会变动/ 310
大学和学院的成立/ 314
知识的权力与知识分子/ 320
附录 他是北大校友里我最佩服的家伙
——专访《草根才是主流》策划人孙勇/ 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