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晋商的“胎记”是什么？

官商勾结相伴行百年

由于和朝廷、官员的深度勾结互为利用，“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垄断与利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商业领域，垄断一旦出现就必然伴随不公平竞争。晋商票号利用自己的官商勾结，最后不想发也由不了自己了。

官商相助，利益均沾，官员与晋商渐渐地形成了撕扯不开的复杂关系。而这种关系，也为晋商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官商勾结如胎记，记录着这个曾经最大的商帮兴起的机缘与特色，也折射出晋商百年辉煌背后的轨迹。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探寻出晋商兴衰的基因，而不是狂热地去将原因归结于其他。

晋商的“胎记”是什么？

官商勾结相伴行百年

纵观晋商“发家史”，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有盐，晋商其实萌芽较早，也一直在缓慢地发展着。之所以能在明清崛起，其关键，是政府以及政府推出的政策。

在一个区域内长期困顿压抑的人，如果有一天突然获得了自由与财富，他自然会将这种获得的途径无限放大。晋商亦如此。因为政策的缘故，晋商兴起发达了，最后，晋商深深地相信：与政权力量相结合会保持自己获利的持久性与丰厚性。我们开篇就提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人以盈利为目的，晋商不能例外。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能够保证利益的最大化，那么这个渠道将是他们极力推崇与维护的。晋商明白：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政策对商人的经营活动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晋商们需要做的，就是和权力结合，或者以其财力通过各种方式结营官宦，从而影响政府做出有利于自己进行经商盈利活动的政策。而政府呢，把晋商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饷供应的工具。就这样，晋商与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官商勾结，实现各自的愿望与利益，这一点，贯穿晋商的百年兴衰史。由此，官商勾结相互获益成为晋商发展兴衰史的一个最大特色。

我们继续以历史史实来说明这一点。明中叶，晋商推动明政府与蒙古贵族议和开马币，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蒙古地区是单一的游牧区，非常需要中原的粮食、绸布、铁锅、药材、茶叶等商品。但蒙明处于敌对状态，明政府对蒙古采取防范态度，限制中原的商品流入蒙境。这样，蒙古所产的牛羊及畜产品就难以流入中原，即便有时进行贸易也是朝贡式贸易，远远不能满足蒙古对中原物资的需要。正常交易满足了怎么办？抢！蒙古军擅长的就是纵马抢劫，来去快速。在土地里劳作了千年的汉人部队在马背上纵横自然不如蒙古军。你抢我打，打不过自然生气，生气就讨伐，讨伐不过，哈，我仇视你。这样明蒙双方就长期处于敌对状态。

历史往往充满戏剧性。隆庆四年（1570），蒙古首领俺答的孙子把那汉吉与俺答发生矛盾，把那汉吉盛怒之下出走而投降明朝。开天荒地出现这等事情，如何办？就此引发了在处理把那汉吉问题上的朝政之争。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赵贞吉等主张采取强硬军事手段，王崇古、张四维、张居正等主张议和开马市。

王崇古是议和的主要推动者，所以《明史》载：“贡币之议崇古独成之”。王崇古的外甥吏部尚书张四维也是议和的积极推动者。张四维为了实现议和及开马市，曾设法联络内阁大臣高拱。《明史》载：“俺答封贡议起，朝右持不决。四维为交关于拱，款事遂成”。由此可见，张四维带动高拱，形成张、高的联合行动。王崇古与张居正之间书简也很多，这样王崇古、张四维的“议和”说就得到了身居中央要职的高拱、张居正的强有力支持。

到隆庆五年（1571）三月，议和派终于占了上风。明朝政府决定与蒙占议和，封俺答为顺义王，允许与蒙古通商贸易，即每年一次在大同、宣府、山西（偏关）三镇的长城以外开设马市。后来发展到在陕西、宁夏二镇也开马市，每月一次在长城的各关口也开设小市场。其交易商品除布帛、菽粟、皮货外，还有服装、针、线等杂货。

隆庆五年（1571）四月发生了御史郜永春弹劾王崇古、张四维之事。这一弹劾虽不直接涉及隆庆议和问题，但从弹劾时间来看，是对议和派的不满，涉及到朝中权力之争。不久，兵部尚书郭乾辞职，次年五月，首铺李春芳辞职。接着，高拱、张居正先后出任首辅，与王崇古、张四维有姻戚关系的杨博出任吏部尚书，反对议和的户部尚书张守直辞职，由山西籍官僚王国光就任户部尚书。可见，围绕议和问题在朝中还出现了权位之争，并以议和派占居上风而告一段落。

不难看出，王崇古、张四维等在议和开马币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更应该看到，推动这一政策甚至影响朝中权位之争的背后，还有着以晋商为代表的商人。对此我们从王崇古、张四维的家世及其言行中即可看出来。王、张均为晋商家族。王崇古之父王瑶、伯父王现、长兄王崇义、从弟王崇勋、舅父沈廷珍、姐夫沈江等都是商人。张四维之母是王崇古的二姐。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弟张四教、岳父王恩、妻兄王海等也是晋商。王氏、张氏均为大商，主要在沿边进行粮食、绸布、盐业等贸易，扩大与蒙古地区的贸易，将会给他们带来巨额商业利润。因此，他们通过在朝中做官的亲人影响朝中政策的制定，最终达到明蒙议和与开马币的结果。正如王崇古在上疏中所说：

“先帝既诛仇鸾，制复言开市者斩。边臣何敢故违禁旨，自陷重辟。但敌势既异昔强，我兵亦非昔怯，不当援以为例。夫先帝禁开马市，未禁北敌之纳款。今敌求贡市，不过如辽东、开原、广宁之故。商人自以有无贸易，非请复开马市也”（《明史》卷222）。

在隆庆议和与开马市问题上，晋商显然通过朝中官僚发挥了影响，并直接影响到政策的出台。

晋商通过结营官僚，进而影响朝廷政策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与持久性。那么，朝廷呢？什么事情都是相互的。政府及官僚不傻，自然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在政府及官员的眼中，晋商们最大作用就是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如“开中法”的实行，就是明政府为北方边镇军队筹集军饷，实行由商人提供边镇军队粮、布饷需，换取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和贩运盐斤。明政府通过这一办法的实施，既解决了北方边镇军饷，又收到了盐税，而晋商也因此而兴起。入清后，清政府则把山西视作“商贾之途”，是“财赋有出”之地，另眼看待。

清王朝许多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得力于晋商的赞助。1720年西北准噶尔叛乱，清政府调集重兵征剿，当时因路途遥远，运输粮秣成为最突出的问题。晋商得知后积极地随军进剿，代运军粮。据《清史稿》记载：“介休范氏随师征准噶尔，输米馈军，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六十年(1721年)再出师。以家财转饷；计谷多寡，程道路远近，以次受值，凡石米自十一两五一至二十五两有差。累年运米百余万担。世宗特赐太仆寺卿衔，用二品服……”

除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之外，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及在镇压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的军事行动中，都得到了晋商在财力物力的支持。有个叫王绳中的晋商一次赠给乾隆白银一百万两作为报效，被称为“百万绳中”，清王朝则用“赐产”、“入籍”、“赐职”以及特许经营和贷给资本等方法，给晋商提供种种经济和政治特权，如特许晋商经营盐业以及对日本的铜贸易等。此外，晋商的票号还为清政府汇解京饷和军协各饷，解缴税款，为政府筹措汇兑款项，承汇商款，还本付息等。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名、资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范氏除了为内务府来办宫廷用品外，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又为清政府运送军粮，建立了功勋。当清廷制钱用铜奇缺时，范氏又作为最大的洋铜商，往返于东土与东瀛间。山西票号创立后，晋商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发生，西太后、光绪帝西逃，途经山西时，又由晋商借银40万两，以解皇室经济开支燃眉之急。事后，清廷令各省解京饷款，改汇山西票号老庄——平遥、祁县、太谷，顿时山西平、祁、太票号总号成了清廷总出纳。次年，西太后、光绪帝由陕返京，仍由山西票号继办“回銮差款”汇兑。因此有人说：“山西票号是清廷的财政部”，此话并非民间戏言。

晋商与政府之间的结托关系，表现形式很多，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正是晋商与政府有着特殊关系，政府优待晋商而歧视徽商之明证。入清后，晋商在政治方面的优势依然没有动摇。徽商为了争取上风，不得不采取交际方式笼络政府官员。在这方面，晋商不仅毫不逊色，而且自有独到之处，以致与政府达到如胶似漆的地步。对于有希望科中之省试和入都应试者，其沿途川资，可由山西票号汇兑，川资不足可由票号借款。对于有衔无职的官员，如果有相当希望、靠得住的人，票号也予以垫款，代他运动官职。既放外官，而无旅费赴任者，票号也可先行垫支。《山西票号资料集·书简篇》有如下记载：

道光二十四年（1844）蔚泰厚票号苏州分号致京都分号信称：“又复开去王家言老爷三代单一纸，恐前信迟延，耽误伊功名大事。”“今封去黄国校、朱锦文二位捐从九品职三代各一纸，查收递捐。”“今封去周学浩兄，由俊秀捐从九职，黄伟、司霭云二位由俊秀捐监生履历各一纸，查收递捐。”蔚泰厚京都分号复苏州分号信称：“所有李北春兄等之功名，均已递捐，伊用过咱平定银一百四十七两零八分，黄伟、司霭云二位各用银一百四十五两零八分，周学浩、郑锡周二位各用银一百一十八两四钱”。

人常说，要从娃娃抓起。晋商票号替上述人索取功名或官职之人垫付活动银两，就是一种放长线钓大鱼办法。现在花点钱，花点小钱，图的就是日后的超值回报。从根儿上说，清政府的一些官员在先天上就离不开晋商。一些穷儒寒士完全是靠着晋商的经济资助才得以进京应试，考中后又靠晋商利用他们的种种关系尤其是雄厚的经济实力代为活动，使自己顺利地走马上任，然后又由晋商再想方设法帮助自己放任外官，上任之前准备盘费，上任之后打点上司、修建公馆、雇佣下人等等大量花费都要靠晋商帮忙，这些曾经受到晋商惠赐、帮助的儒士人一旦走上官场得志到位，在晋商票号所经营业务上怎能不予以照顾与关照呢？中国人嘛，最讲究的就是人情，有情不还非君子。

不仅仅如此，如果说这是做隐形的投资，那么，山西票号还直接赤裸裸为一些人代办代垫捐纳官职。咸丰时，清政府为筹集军饷，大开捐纳鬻官之门，规定文官可至道台，武官可至游击、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实官和虚衔。长期结营官僚的山西票号自然是占尽先机，抓住时机乘机居间揽办，对捐官者票号予以保守秘密，而票号也得到了官僚的庇护。已捐虚衔者，为了取得实职，还要靠票号为其打听消息，如某地官位有缺，如何运动，打通关节。已放实官者，为了取得更高一级的职务，亦请票号代办“印结”。所谓印结，实际就是一种签有印鉴的证明文书。票号上结尚书、郎中，下交门房、库兵，手续娴熟，能够办通捐纳。票号平时自亲兵至郎中，分别等级行贿，逢年过节必赠款送礼，腊月二十到除夕，每日两三辆轿车专门拉包送礼，自管事至老妈子，都有名单按名赠送。对王公大臣，均在“相公”处殷勤接待。所谓相公地方，乃是布置精致、雅静，招待周到之处。因为王公大臣绝对不到妓馆等下流交际场所，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所以就有了“相公”地方。

聪明人做事，向来不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更何况历经磨炼的晋商。既然能给别人捐款买官，那么，自己为什么不呢？于是，一大批晋商赤膊上阵当官为仕了。据山西巡抚哈芬、恒春、王庆云等奏折不完全统计，日升昌、元丰玖、志成信、协同庆、协和信、蔚泰厚等票号的财东和主要经理人员，都捐纳银两，买有各级职衔。据清档记载，太谷志成信票号财东，议叙员外郎、监生，着实赏给举人，仍留员外郎衔，并赏戴花翎；另一人议叙守备职衔，着注守备衔，作为贡生，以道员分发陕西分缺先补用，并赏戴花翎。太谷锦生润票号财东曹培滋，着以郎中不论单双月选用，并赏戴花翎。平遥日升昌票号财东李箴视，不仅自捐官衔，还给已死去的父亲、祖父、曾祖父捐衔，其兄弟七人及下一辈男子十二人均捐有文武头衔，李家的妇女均受封为宜人、夫人。平遥蔚字号首任经理毛鸿翙、从其父亲到玄孙五代三十一名男子均捐官“将军”、“大夫”，花翎顶戴，女子亦都为“夫人”、“恭人”。三晋源、百川通、长盛川票号财东祁县渠家：渠同海受武德骑尉守备衔、守御所“千总”；其子渠应璜，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直隶州州同；其孙渠长嬴，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妻孟、罗、马氏俱奉“恭人”。大德通、大德恒票号祁县乔家：乔景僖受花翎员外郎，乔景侃受花翎四品附贡生，乔景信受花翎二品衔补用道员，乔景监受花翎员外郎，兄弟十人均受花翎顶戴。天成事票号经理张河锦捐银450两，准为监生共赏给守御所千总衔。

尝到了甜头的山西票号，自然在发展业务上与达官贵人们进行深度的良性互动。给你一个小部分的名单，让各位看官知道晋商在官商结营方面是如何的才华横溢与畅通无阻。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称：

“票庄与官僚的私下交结，更多趣闻。……在京的几个大的票庄，拉拢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码头，不啻为督抚的司库。”

最著名者，如蔚盛长交好庆亲王，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粤海关监督某氏，大德通交结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交结岑春煊，日升昌交结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大德通票号与曾任山西、四川巡抚的赵尔丰、九门提督马玉琨、山西巡抚岑春煊、丁宝铨都有密切往来。两湖总督端方曾在大德恒财东祁县乔家居住。合盛元票号汉口经理史锦刚是两湖总督瑞征的干儿子，总督府差役称史为“三少”，不敢直呼其名。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百川通广州分庄经理邢象宾是张府常客。袁世凯为了巴结北洋大臣李鸿章，是在三晋源票号经理的精心安排下，使袁在票号账房得以拜见李鸿章。同治年间，左宗棠收降董福祥，对董的军饷调拨需有人经办，遂与蔚丰厚票号商议，由蔚丰厚派人在迪化设立分号，经汇和收存童福祥军饷。

晋商琢磨结营官宦，官宦自然也会创造条件结识晋商，两者良好互动。不要看现在的官员为企业服务是政绩，在清朝，政府的官员更热衷于结交晋商，尤以结交票号商为实惠和时尚，私利不说，还可以借此树立自己的“亲民”官誉。清政府官员并不需避讳自己和晋商的来往，很多官员如左宗棠、李鸿章、岑春煊、端方甚至于庆亲王奕匡都和晋商过从甚密。朝廷的王公贵戚、达官显要以及各地的封疆大吏都和晋商票号掌柜们打得火热。

朋比为奸，互为利用，山西票号与官宦之间已经到了水乳交融共生共荣的地步。政府的军事行动、皇帝外巡以及官员升降、调任等各种官场内幕消息，官员们就自然向晋商“透风”作为特别“关照”，而这些独家披露的信息背后自然是惊人的滚滚利润。大德通的掌柜高钰，在大德通干了50年，其中有20多年是当老大，以善于与高官交际出名。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大德通对于朝廷和战局的一举一动，掌握得十分清楚，甚至很多官吏要通过大德通，来了解朝廷和战局的动向。在慈禧西逃期间，高钰和随驾的内阁学士桂月亭联系紧密。有一天，桂月亭告诉高钰一个绝密的信息：“銮驾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如此绝密的军情信息，高钰预先知闻，可见他与朝廷大员的关系有多铁。而大德通与朝廷关系的登峰造极，就是慈禧下榻在大德通票号，随驾的董福祥等大臣，则住在协同庆票号。到了1949年土地改革的时候，大德通票号的东家、祁县乔家堡的乔家女主人，还保存着慈禧在大德通住的时候，随手所赐的金钗。大德通票号在下一轮官银汇兑解禁的金融竞争中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抢占了先机。

当山西票号以各种方式与官宦成为“铁关系”之后，生意上的照顾自然在情理之中。于是个人存款、贿赂横财尽存票号，公款业务也照顾票号。清律回避制度规定官员不得在原籍任职，任职必须在原籍行省五百里之外，于是大部分官员都同专门办理汇兑业务的票号发生了联系，一些官员把贪污、搜刮来的赃款低息或无息存入票号，票号藉此利润颇丰，同时为这些官员的“隐私”严格保密，万一这些官员翻了车，晋商票号也会想尽办法让他们存在自己票号的款项安然无恙，晋商票号可以称得上是清政府官员们忠实的财务代理人。

发展到后期，清政府很多官员决定把一桩大业务交由谁家商号来办理甚至直接取决于谁家商号的“孝敬”丰厚。官员们得了晋商的好处，自然为其大开绿灯。个别官吏勾结晋商获取非法利润，比如利用公家银来获利，有的官吏甚至私下将官银支借给晋商商人最终下落不明。有些朝廷命官以上欺下，在地方官员面前为和自己交情好的商家撑腰做主，用自己的权力地位带来的威慑力量“罩”住他们。举几个鲜活的例子吧：张之洞因母守制三年后，从原籍赴京想谋取更高官位。张曾拜访日升昌票号，想借银十万两，日升昌因数目大未能爽快答复。张又改去协同庆票号，该号经理早已派人打听到张去日升昌之用意，对张的要求满口允承，并声称：十万银不算什么，但不可能一下用完，不如立个折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数字。张闻言大喜。而经理的打算是，既拉拢住张，又看张究竟能出任什么官，借银也可随机应变。后来张放任两广总督，张便把两广财粮国税均交协同庆解交，协同庆因此三四年就盈利百万银两，协同庆也顺利地在两广设立分庄，拓展业务。

山西票号还为封建官吏窝藏赃款。如安徽芜湖道童瑶圃，在卸任还乡时，将搜刮来的十万两赃银，交蔚丰厚票号汇回重庆，每年支取一万两，十年交完，而不计利息。童瑶圃放弃利息，表面看来有些损失，实际上他是因为从数千里外运回重庆银十万两，不仅运费浩大，而且有风险，赃银一旦被人发觉或被御史弹劾，不但银子保不住，本人也会身陷囹圄，甚至遭杀身之祸，但与票号勾结起来，采取汇兑办法，则可保无虞。

山西票号利用其与封建官吏的交结，对扩大业务和谋取利润带来了好处。如各省解部款项，原来是由各省直接向中央户部解款。但是手续繁杂，户部财库人员常常挑剔、刁难。山西票号却不同，交款毫无阻挡。所以各省皆把通过山西票号解款，视为捷径。诸多高官达贵不仅让晋商票号经办汇兑公款，而且逐渐让他们参与地方收取赋税。

由于和朝廷、官员的深度勾结互为利用，“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垄断与利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商业领域，垄断一旦出现就必然伴随不公平竞争。晋商票号利用自己的官商勾结，最后不想发也由不了自己了。慈禧西逃回宫后，各省上交朝廷的官银、《辛丑条约》的赔款，达官显贵的私房钱潮水般流进了晋商们的票号，仅庚子赔款一项就10亿两白银。1900年到1910年十年间列强入侵，天下大乱商业萧条，按照常理，商家处境都应该十分艰难，但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晋商票号的利润收成却达到有票号以来的极盛时期。而我们的一些所谓学者在总结晋商衰败时说的是：战争让晋商票号伤了元气。呵呵。历史无言，而偏执学者“毁人不倦”。

就这样，晋商与政府、官员在长期的“合作”中各取所得、各获其利、互相支持，从而形成了一种三方互动的利益捆绑关系。

晋商通过和官员的合作降低和分散了许多商业风险，趋利避害，本无可厚非。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我们一再提到这句话，就是要让各位看官牢记这一点：商人本性为逐利，一切从此看便可释然。

官商相助，利益均沾，官员与晋商渐渐地形成了撕扯不开的复杂关系。而这种关系，也为晋商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正如晋商研究人员范卫峰、郑华玲在一篇文章中写到的：官宦的深度接触，对官场的过于依附，使晋商渐渐失去了独立特行的本色，沦为“不敢对威权说不、又与威权交结、再受威权敲诈”的“弱势群体”。尽管那些身居平遥、祁县、太谷等偏远小城的总号大掌柜们曾经从容地借助官府的力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甚至一度风风光光地遥控过朝廷的显贵、左右过国家的大政方针，可当他们不再是纯粹的商人，而成了所谓的“龙代表官”、“龙代表商”，这种如胶似漆般的深层次官商勾结，便注定了当清朝政府灭亡之时，昔日风光无限的晋商也难逃随之土崩瓦解这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厄运。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清朝都被推翻了，依附于清廷的晋商还有立足之地么？《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商业的发展有其经济学的规律，政权并不能命令经济规律按它的意志运行，违背了规律，再大的辉煌也要“无可奈何花落去”。

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当官商勾结能产生暴利、产生垄断利润的时候，商人们需要做的是什么？肯定不是去辛苦地思考如何创新拓展、如何与时俱进。那么，长此以往，会是什么呢？历史最后以活生生的例子告诉了你我的答案：不能与时俱进，便被时代抛弃！晋商最后在现代银行进入中国时的表现正是活灵活现地演绎了这个结论。

问题还有第三个方面。中国商人往往有一个情结，就是当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其思想便会膨胀，膨胀到把自己的企业当作一个王国来管理，把自己及自己的企业看重到和国家的危亡生存维系在一起。别说当年的晋商，就是社会都发展到21世纪了，许多先辈都前赴后继了，我们的商人们还在干着同类的事情。举个例子，看看一些商人们的称呼：自己出去要被人称呼为主席；自己的办公室不叫办公室了，叫办公厅；自己的分公司不叫分公司了，叫华东指挥部，华南司令部……而当年的晋商亦是如此。

一位才气逼人，署名“小郦子”的女子在天涯社区如此感叹：“无疑，晋商是聪明的，在大多人选择去适应环境的时候，他们却独辟蹊径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为什么不呢?清入关的经费是靠了他们的赞助，清政府的巩固也离不开他们的经济支持，有这样良好的基础，就可以在清入关之后的二百年内，游刃有余地游走在商场和官场之间了。

“但正是这莫大的荣耀，让一部分晋商开始忘乎所以地叫嚣‘朝廷离不开我’，惊醒了权贵的不安与妒嫉。晋商说到底还是晋商，有其天真单纯的一面——始终以‘小我’的利益为其价值体现，远没有官场的野心与残酷。他们想得更多的不过是实在的看得见的利益，幻想依靠政府的‘情义’来获取尽可能大的商业利益。这是他们前所未有的局面，也是他们与封建政权休戚相关的根源。

“的确，走官商道路的确可以在短期内发达，但是其间充满风险，而且已经严重与道义相背离。赤裸裸的钱权交易，靠钱财发言，实际已是非常单薄脆弱，想玩官场的最终被官场所玩，想依赖官场的最终被官场所抛弃。

“所以，为自己的强大付出昂贵的代价，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

诚哉斯言！官商勾结如胎记，记录着这个曾经最大的商帮兴起的机缘与特色，也折射出晋商百年辉煌背后的轨迹。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探寻出晋商兴衰的基因，而不是狂热地去将原因归结于其他。可悲的是，你看看一些所谓的学者，竟然将此“官商勾结”归结为“晋商成功的秘诀”。好一个“秘诀”！

（连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