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冲/文 谢天谢地，中国足坛的这一次扫黑风暴没有像往常那样，没有像大多人担心的那样，不了了之，草草收场。看来法律行动得到中央领导的指示就是不一般。

当然，也还是有人表示不满。比如李承鹏：“闹得挺欢，但到现在为止公布的涉假比赛却只有两场，最笨的脑子也不会相信只有两场，因为，尤可为十年来在神州大地东挪西移只是为了制作成都谢菲联VS海利丰一场比赛，那成本太大了（又不是孙行者，酷爱暴走）；而王珀号称某高官干孙子也只是想挣广药队那二十万，而且还是得大家伙一起分掉的二十万，那他真不是干孙子，是龟孙子。”最新消息是，他的新书因为揭发黑幕，质疑现今国家队主帅高洪波而遭到足协封杀。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扫黑风暴何时能够了结？当风暴结束之后，中国足坛能够就此告别假黑丑？

李承鹏以上一次扫黑扫出“黑哨”龚建平为例，“当时裁判行为确实收敛了很多，但随后因为只抓了一个‘污点证人’龚建平，裁判问题愈发严重。”

足球专家颜强也表示：“再严厉的打赌行为，也只能延续一段时间，扬汤止沸。从法律高度上规范整个行业，才可能起到釜底抽薪的效果。因为有利益在的地方，总避免不了阴谋交易的存在可能。足球，由于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管理体系稍微跟不上市场发展速度，就会因为出现利益分配的漏洞，而给了非法的利益投机者空间。因此，只有公开透明、并且能够随着环境变化不断进化的管理体系，才是杜绝假赌黑现象广泛滋生的根本。”

的确，从表面上是很难界定一场假球的。正如颜强所说：一个参与假球的后卫，他犯不着在禁区内把对方铲倒，送给对方一个点球，他只要装模作样，让对手获得射门机会就行了；红黄牌也不会更多，因为靠减少一个上场队员的方式，来送给对方更大优势，在操控比赛者看来，是很愚蠢的方式；假球比赛中什么时候进球数量最多？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最后时刻，反倒是比赛的前15分钟——如果这是一场需要净胜3球的比赛，比赛一开始进球，反倒更能迷惑人。点球和红黄牌，在庄家看来，是低劣的操控比赛手段。争取进球在比赛开始时刻产生，因为比赛开始时，观众的注意力还不够集中，也许还没在座位上做好呢，这时候你制造两个进球，比在最后时刻狂攻射入两球，产生的效果更加逼真。因此当年东南亚球队，为了满足赌博集团需求，对自己球门射门的做法，在庄家看来，是相当愚蠢的，假球也是有技术含量的。当操控者的水准越来越高，假球看上去越来越不假的时候，如何界定一场假球？

所以当有关监察机关向社会表态，鼓励社会各界公开检举各种疑问比赛时，这种公开检举未必能带来多少监督效应。往往得出的结论总是，证据不足，或者无法取证。

那么，到底该如何从根本上应对赌球、假球这类的问题呢？为此，颜强建议，“只有体育博彩业的公开化和合法化，才是从根本上限制非法赌博势力对职业体育运动侵蚀的一条原则。”颜强说，“让体育博彩全面合法化、公开化，并且允许社会力量参与经营，以提升其服务质量，是扩大公彩影响力的必然选择。与此同时，铁腕的司法监督，对私彩进行毫不留情地打击，才有可能引导博彩市场走向公开透明的方向，才可能降低地下赌博机构对假球赛事的操控。单纯寻找假球脉络，惩治假球的直接参与者：球员、教练和裁判，只会是扬汤止沸的临时应对，想要釜底抽薪，唯有从客观面对博彩市场的角度出发。”
据颜强介绍，上世界60年代，英国有名球员叫凯，他肯定不是英国第一个打假球的球员，但却是被英国法庭认为第一个打假球的职业球员。他在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更大的意义在于出动了英国社会整体对博彩业的改革。1960年，英国就对各种民间博彩机构实行合法化认证，凯事件后，更将相关法律进行严格整理。凯的假球新闻之后，对于体育尤其是赛马、赛狗和足球的博彩业管理更加严密，但改善的轨迹都是尽可能地公开合法化，并且鼓励社会公众的监管参与。1968年，英国博彩法案允许开设公共赌场（Casino），但进入赌场者必须具备会员身份，花花公子（Playboy）公司马上跨海来袭，美国人开设了在英国的第一个公开赌场。

此后四十年，假赌黑的现象仍然没有从足球起源地绝迹，八十年代末利物浦门神格罗贝拉事件，虽然不了了之，但是带来的冲击力巨大。至于名帅克劳夫收受转会回扣，更是公开的秘密。司法介入的程度，对于这一系列的假赌黑丑闻，在英国很难说得上足够深，只是赌球一项上，因为整个体育博彩业的合法化、公开化和服务品质优异，却的确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控制。

类似的职业足球管理过程，在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等足球发达国家，以十分相似的轨迹发展着。2005年中国商人叶泽云操控芬超联赛的事件，第一时间向芬兰足协反馈信息的，是两家欧洲博彩公司。“既然体育博彩有其生存空间，符合社会人群生活习惯，那么给予这个行业合法地位，促进其服务质量，既能够让足球母体得到更大经济收入，又能直接打击地下非法赌博的蔓延。这样的变革，是职业足球发展必须的外部环境。”颜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