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知远。在这本书里，作者试图通过一次穿越中国的旅行（爱辉-腾冲）来了解这个国家，但看到的事实却并非如其所想象，这在作者行走三峡和陕西以及其他地方时，似乎也是一样，传统已经断裂，混乱的价值观无处不在，他既看到了这个快速变化的国家的巨变，也看到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像是无根之萍，他们困惑、焦灼、滑稽、痛苦、失落，却也蕴涵着无尽的能量——他们无法从传统中获取价值和意义，却也享有了没有历史束缚所带来的无边界的自由。
这本书在形态上或许杂糅，游记、人物、评论，都混合其中，但是其主题仍很清晰，它试图展现的是当代中国社会日益深刻的断裂感。
定价：32元 出版日期：2009年12月 出版：中信出版社
三峡行记（之）
雪灾
宜昌的春节
奇观
巴东县城
三峡行记
纯粹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春节时光。我和小晏、高远前往三峡。不知为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一直伴随着旅行：『把所有经济上的满足都给予他，让他除了睡觉、吃蛋糕和为延长世界历史而忧虑之外，无所事事；把地球上的所有财富都来满足他，让他沐浴在幸福之中，直至头发根：这个幸福表面的小水泡会像水面上的一样破裂掉。
雪｜灾
那对夫妇并排蹲在两节车厢连接处，空间狭小，他们肩并肩的宽度正好是门的宽度。女人穿着白色羽绒服，两手交叉握在一起，挡在她的膝盖前的是一个塑料旅行袋，上面是各种表情的机器猫。男人则身着深色的工作装，左手搭在膝头，右手则撑在身后。他们看起来不超过30岁，有着普通的、容易淹没在人群中的圆脸。让我难忘的是他们的表情，女人低垂双目，落寞似乎顺着鼻梁滑了下来，连她鼓鼓的、本应喜洋洋的脸颊都未能冲淡这情绪；而男人则双眼盯着前方，眼神却是那么涣散，甚至有一点儿小动物受惊后的慌张——他感觉内心的不适，却说不清楚原因是什么。他们共通的情绪是淡漠（使用“麻木”，或许更真实，但却过分残酷），仿佛生活给了他们太多的折磨，他们都懒得表示赞同与反对、喜悦与悲伤。
我是在2008年2月4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上看到这幅照片的，它为一篇关于中国雪灾的报道所配，照片的说明是“一对夫妇星期天坐在离开广州的火车车厢中，仍有上百万人无法归家”。照片单色印刷在新闻纸上，色彩与更清晰的细节都消失了。但是在那光滑的、除去“当心滑倒”的图标空无一物的车厢中，他们被定格的神情却穿透了纸面与时间。
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格兰特·伍德那张1930年的画作《美国哥特》。手持干草叉的父亲与女儿站在木制的歌特式房前，他们神情僵化，充满了自我保护的紧张感，或许还有宗教带来的压抑感。他们的表情演变成了传统生活在面对巨大社会转变时的矜持与无奈。
我不知道那对火车上的夫妇叫什么，多大年纪，从事什么工作，来自何方，有什么嗜好，他们如何相识、相爱、结婚，对未来又有什么憧憬……他们应是在遍布在珠三角地区的工厂中的一对普通的打工者，或许在广州火车站的寒冷与饥饿中已经困了好几天，最终还算幸运，踏上了归乡的火车。
这对夫妇还让我想起了那个叫杜登勇的年轻人。他一头直直的黑发，面孔长而瘦，眉毛浓密，眼窝稍有一点儿下陷。当《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在京珠高速公路隧道遇见这个24岁的打工仔时，他已经行走了18个小时，发梢上是雨珠，脸冻得通红，裤腿湿透，身上已经没有吃的了。他于2008年1月27晚10点从深圳出发，步行400公里前往湖南株洲寻找他的女友——大雪中断了交通。
这场席卷中国南方雪灾的新闻，是缓慢地进入我的视野的。我记得2008年1月27日早晨7点在北京机场，我要飞往广州，再前往东莞参加会议。机场像是火车站那么喧闹，我没意识到春运已经开始。几年来，我习惯了机场变得越来越拥挤。一个社会开放的过程，也是流动性不断增加的过程。1978年之后的变革之旅，也是中国人试图摆脱僵死的限制的开始。自由的流动性成了集体性的渴求。人们从铁饭碗跳入了市场之海，从寒冷的北方来到了温暖荒芜的海南岛，拥挤在美国大使馆前试图获得一张签证……
20世纪90年代之后，流动的规模与速度进一步提高了。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信息技术的崛起，中国被更加深刻地卷入了全球性的社区中，广泛的流通与高速度正是这个全球社会的首要特征。于是，一方面“中国制造”的货物被运往各地，中国的商人、学生、工人、旅游者，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伴随着中国人与中国制造的产品涌向全球，中国社会内部也进行着令人生畏的移动。不断延伸的铁路网、公路网，将中国那些丘陵、平原、山地连成了一片，航班总也满足不了需求，政府计划在2020年前再新建97个地方机场……人群在这个复杂的网络上流动着，这其中最庞大的是来自内地乡村的年轻人。他们没受过太多的教育，除去青春与体力，没有太多可以依赖的。他们前往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在那里生产鞋子、玩具、微波炉、电脑芯片……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90年代之后令世人震惊的“中国制造”的缔造者。那对表情漠然的夫妇和过分倔犟的杜登勇，是其中再常见不过的面孔。
1月27日清晨的北京机场乱作一团，不仅因为人流太多，更是因为机场那迟缓和漏洞百出的工作方式。检票员漠然地看着我的身份证，无精打采地敲击着键盘，然后缓缓地站起身来，把黄色托盘取来，放在传送带上，再将我的旅行包扔进去。在裹托运行李条码带时，他似乎太厌倦这工作了，那张窄得像是刀片的脸一直紧皱，他甚至懒得将旅行包已经松开的两个带子并在一起，而只是将条码胶带向其中一条上随便一卷……排在我身后的队伍越来越长，这位仁兄脸上的倦怠从未消散，按照我的估计，他的速度大约是香港同行的1/4。
和我一起乘飞机的三十几位同事中的一半眼睁睁地看着起飞的时间到来，却无力挤到柜台前。其中最可怜的一位已办理好了登机牌、进行了安检，在他排队等待用洗手间时，飞机悄然起飞了，机场广播忘记叫他的名字了。
东莞比往年更寒冷，小雨一直下个不停。1月29日早晨，《东莞日报》的一版新闻是东莞火车站滞留的旅客已达到3万人，市领导正在说服人们就留在本地过年。我住在有着大片草坪和宽阔的马路的新兴工业区，看不到东莞市区的喧闹。过去20年中，这里被视为中国工业革命的中心。它以大量台资制造业企业，以及无可挑剔的色情服务著称。
比起东莞车站的3万人，1月29日的广州火车站则成了真正的灾难中心，50万人拥挤在那里。中国总以其规模震惊世人，当我30日回到北京时，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80万。
突然之间，雪灾成为了这个国家唯一的新闻。北京艳阳高照，温暖宜人，但电视画面前却是挂着冰块的电线，排成长龙的汽车，被抬出的病人，黑夜中死一般寂静的城市，还有领导的视察与探望，他们和煤炭工人握手交谈，给滞留在车站的旅客送面包……新闻媒体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宣传，这场灾难被认为是猝不及防、不可预知的，而政府和人民肩并肩作战，众志成城，也因这灾难，人们之间充满了温情……
我不知怎样表达内心的感受。对于大规模灾难，我最清晰的记忆来自于2003年的SARS。那个时候，北京是一座孤城，我犹记内心的恐惧。但是，当风波过后，人们遗忘的速度更令我吃惊。以至于没人有兴趣知道它到底是怎样发生的，我们犯了哪些错，该进行哪些检讨与反思。灾难期间那两种情绪经常让我窒息，一种对政府行为的无原则的谅解与褒奖，像是那种官与民正如父与子间的传统关系的延续，另一种则是民间那无休止的滥情，眼泪总比理智更充沛。
比起那寂静无声的传染病，雪灾更显现出这个国家一贯的气质。中国幅员辽阔，包容着多种气候条件，多年来，我们不是一个一直在与自然灾难斗争的国家吗？在这种斗争中，我们形成了自己的国家特色，塑造自己的气质。自然、政府、人民，这三者的关系，像是中国社会的某种核心。
2008年2月6日这天，我飞往了宜昌，三峡大坝正是修建在那里。这个震惊世界的工程，不仅让人看到今日中国的雄心，也总让我想起中国历史深处的回声。
宜|昌|的|春|节
在宜昌，我第一次看到了孔明灯。薄薄的红纸，被竹篾支架构造成一个长方体，底部开口的支架上是蜡烛台，点燃后，热气充盈灯笼内，它开始上升。我一直想知道，在蜡烛燃尽前，它到底能飞多高。
2008年2月6日的夜晚，宜昌的江边公园到处是不断飞起的孔明灯和绚烂绽放的烟花。这是除夕夜，我们在江边闲逛。长江正是枯水期，2/3的河道变成了浅滩，剩下的1/3似乎是静止不动、黑黢黢的长江水。一艘游船停在那里休憩，偶尔的灯亮来自于一个夜晚捕鱼的老汉，他戴着矿工一样的帽子，头顶的射灯不知是否会将某条孤独而好奇的鱼引入死境。
我兴致勃勃地看着烟花、灯火、兴奋的人群。两个小时前，我抵达这座城市。对于它，我唯一的信息是三峡大坝修建于此。在一本关于辛亥革命的著作中，我还读到了这样的句子：“宜昌并不是一个出产丰富的、工业的、拥有大商行的地方。”它来自于1912年的《海关贸易报告》。
那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时刻，另一座顺长江而下的湖北城市武汉是这场风暴的中心。宜昌当然不能与武汉相比，甚至没有沙市的活力，后者因工业正在兴起。它的优势来自地理，长江三峡以上的地区民船运来的货物，在此交给轮船。著名的三峡也由此开始，由此而上，宽阔的长江在山峰间收缩成窄窄的河道，急速奔腾，一个接一个的浅滩、暗礁或明礁等着船只的搁浅与颠覆……在不到200公里的长度内，江水与沿岸陡峭的山峰交相辉映，几千年来让中国诗人沉醉不已。
我和两位朋友离开了江边，在酒吧、咖啡厅、舞池、K歌房云集的解放电影院周围闲逛。除夕之夜，却满街都是年轻人。大概和我们一样，对这传统节日心生烦闷。和一大家子吃吃喝喝、打麻将、相互拜年，这样的日子往往要持续好几天，单调而乏味。新一代城市青年，不再饱受生活的磨难，没必要从家庭里寻找力量与安慰，并给予对应的回馈。他们在一种四处充满机会与诱惑的环境中成长，他们往往是家庭里的少数几个孩子之一，有时是唯一的，各种爱向他们涌来。即使成年之后，他们仍坦然、任性地将自身的困境分解给别人，希望家庭为他们找工作、买房子。他们认定自由是想当然的，而义务则是陌生的词汇。
这座城市最时尚的酒吧叫糖果。夜晚10点时，我们穿过保安的冷漠眼神和安检门，进入了喧闹、迷离的气氛。一个袒露着柔软腰部的姑娘正在吧台中间的小空间里领舞，我喜欢她细长的眼睛和故作的冷漠，那画得过浓的眼眉，在昏暗、飘移不定的灯光下，竟也恰到好处。我一直盯着那跳舞的姑娘的腰，看看是她先疲倦，还是我的眼睛先厌倦。
我突然想起了广州火车站滞留的人群。这里的年轻人不想回家，而那里的人则无奈地等待回家。我搞不清，我之前几天对于雪灾的忧虑，是否真诚，它迅速被这微小的诱惑中断了。处于湖北西部的宜昌市是灾区的边缘，它的几个县也遇了灾，本地报纸上刊登了市领导的慰问活动。中国看起来那么脆弱，一场大雪使数个省份陷入了瘫痪，受灾人口达到1亿人。但是，中国又足够大，灾难都可以淹没在浩瀚的空间里和人们的忍耐力上。
大年初一的中午，我们去看葛洲坝。这个工程因为出现在小学课本里，而一直印在我脑海中。我记不清文章的标题与内容了，在互联网上我没查到原文，却意外地发现了《〈葛洲坝工地夜景〉说课》的文章，应来自小学教师的教学参考书。
“我国当时最大的水电站—葛洲坝水电站建设工地的夜景，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者们火一样的劳动热情，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巨大力量和伟大贡献。”文章这样开头，接着写道：“全文以‘我’的所见所闻和所想，表达了‘劳动人民创造了人类文明’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我的思路一下子回到了小学课堂。那时我们都对人生与世界充满好奇、一无所知，一种世界观与美学观念就那样不费力地进入了我们的系统。一切都是可以被简化、有明确指向的，文章是有“中心思想”的，值得赞美的是劳动人民，如果你要形容夜色的美，可以说像“仙女脖子上戴着的项链”，如果你在赞美谁勤劳，那么他就像是“辛勤的小蜜蜂”……日后，我不知花了多少时间淡化这少年时的影响。
20元钱一张门票，我随着稀稀落落的人群参观这留在少年印记里的大坝。在褪色的宣传栏里，我看到了共和国三代领导人的照片与题词。毛泽东的题词“赞成修建此坝”，保持着一贯龙飞凤舞的风格。那是1970年年底，中国亢奋而混乱。修建水坝，就像一次次政治运动一样，曾是1949年建立的新国家展现自己力量的方式。
修建水坝曾是一个时代的风潮，它是国家力量的象征。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35年9月在胡佛大坝参观时感叹说：“我来了，我看了，我服了。”
它也是一个失落民族重新找回自信的方式，尼赫鲁在1954年看到楠加尔大坝及巴克拉大坝时抑制不住这样的豪情：“这是多么壮观、多么宏伟的工程啊！只有那具有信念和勇气的人民才能承担如此的工程……象征着这个国家正在迈向力量、决断和勇气的时代……”
过去50年的中国是世界上最热爱修筑大坝的国家，1949年时，15米高以上的“大型水坝”有8座，而到了1990年左右，已增至19 000座，遥遥领先于第二名美国的5 500座。
葛洲坝的建设谈不上顺利，一直到1989年才最后竣工。我参观的只是大坝的一角。供通航的闸口正紧闭着，向闸口内望去，有一种晕眩感。它那么深，混凝土的墙壁如此笔直，冰冷凝重得让人感觉备受压迫，其下部绿色的青苔是经年水泡的痕迹，不知胡佛水坝更是何种感觉。发电区禁止游人参观，远远地望去，宽阔的水泥路似乎通向遥不可及的目的地。
被拦截住的江水很平静，一些白色的塑料饭盒在水面漂浮。被刷成黄色的巨大机器，不知何用。这道由水泥、钢筋、铁板构造成的庞然大物，就这样看似毫不费力地截住了长江—中国最令人生畏的河流，也是中国文明延续的象征。
我不知它在发电上是否产生了最初期待的效果。在某种意义上，它是那个更壮阔的三峡大坝的预演。而这个惊世工程在距离葛洲坝上游大约38公里处。
奇|观
小王是用他那辆年头过长的长安面包车载我们去的。一开始，我们不信任他，自我们出现在葛洲坝时，他就一直在劝说我们乘他的车去参观三峡大坝。官方的旅行社知道如何对待这些个体竞争者，他们的窗口贴上了本地有关游客被“黑导游”欺骗的报道。但是官方旅行社的态度傲慢，行程时间僵化。小王最终成了我们的导游，150元，然后得意地把一个通行证晃给我们看——有了它，你可以行驶在三峡工程的专用公路上。
事实上，我们庆幸碰上了他。他给我们讲解经过的桥梁和隧道，那条河流叫乐天，因为白居易曾在此露宿过，还有那条延伸山沟，那是备战备荒年代的兵工厂。我们还路过了中华鲟的养殖基地。
“每年夏秋，中华鲟聚集于长江口，溯江而上至长江上游金沙江一带产卵，然后幼鲟顺江而下，到东海、黄海的深水中成长。葛洲坝修建后，它们上不去了，就拼命撞大坝，结果死伤很多，科学家们不得不把它们都捞起来，放在那里人工养殖。”他说。
这是旅行中最触动我的插曲。一连几天，我都在想象着中华鲟的绝望。
它或是被水坝工程危害的生物中最著名的一种。据说它是真正的活化石式的动物，其祖先足以上溯到1亿年前。多年之前，我在电视新闻中见过它的模样，4位捕到它的渔民正抬着它准备放生。它看上去足有3米长，丑陋而威严，身躯庞大而骄傲。几天后，一位参观过养殖基地的朋友对我说，这些昔日江中王者，像猪一样被饲养着，通体是饲料的脏乱。
小王出生于1970年，几乎是葛洲坝的同龄人。他来自一个真正的水利之家。在武汉学习水利的父母亲把青春奉献给了河南的丹江水库，这个水库如今是南水北调工程的枢纽。他们在1970年来到宜昌，开始为修建葛洲坝工作。小王和两位哥哥的童年是在葛洲坝的工地上度过的，而当他们成年后，三峡大坝则是他们人生的机会。1994~1997年是修建三峡大坝最繁荣的时期，“有10万人在工地上，”小王兴高采烈地回忆起来，“山西的、新疆的、四川的、东北的，哪里人都有，他们都知道这里有几千亿的大工程，都希望承包工程，发大财。”发财的人仅仅是少数，那些经过层层转包的工程，经常让最后一环真正干活的人吃了大亏。
那真是个可以想象的火热和混乱的年月，那么多年轻人满怀着欲望，聚集在此。如今，大坝已近完工，而且我们到来的这一天正是大年初一。坝区寂静无人，空阔萧索。小王指着一片荒地说，这里将建成一个高尔夫球场，而当初那些供管理者居住的小区，将改造成度假村。他们希望，旅游者源源不断地涌来，参观这人造的奇景。
太平溪镇是大坝边的一座小镇，它的斜对岸是著名的三斗坪。小镇被包裹进白色的瓷砖里，它拥有一个新镇的崭新，却又有着不属于年轻的萧条。镇机关背后是一座丘陵，前面则对着长江，正符合中国的风水，背山向水，一辆车正停在门口。街上满地爆竹的残骸，人们聚在一起打牌，除了我们没有别的游客到来。
我站在江边广场，身后一块巨大的花岗岩，它被称做“太平石”，是为了纪念那条横跨整个江面的巨大水坝而立，一位本地的现代墨客为此撰写了《太平石赋》，提到了盘古、女娲与大禹—中国历史的神话源头，都与水、石相关。
正对着我的是18根灰色、光滑的混凝土柱子，笔直、静默地矗立在江水中，它们是供等待过闸的轮船拴锚所用。江面宽阔，江水清澈、静止不动，下午3点，阳光依旧灿烂，打在水面上，泛起耀眼的金光。江对面的山峰若隐若现，山前则是拥挤在雾中的高楼，像是海市蜃楼，那是从下游迁来的秭归县城。
我第一次看到了三峡大坝。水坝像是一条悠长的水泥走廊，没有期待的那样壮阔，却可能适合傍晚时散步。被它拦截住的江水，正汇聚成平静的大湖。即使再讨厌陈词滥调的人，也会不由自主地念出毛泽东的诗句“高峡出平湖”。
现在，我看到它画卷般的美丽和平静，却不知道其下隐含的更多情绪，旅行刚刚开始。
巴|东|县|城
我们乘坐的“长江一号”快艇，像是一条怪头怪脑的箭鱼。当它启动时，会有一股浓烟突然升腾出来。那艘快艇上布满了俄文字母，似乎是购买自俄罗斯的二手货，窗口的玻璃早已被磨成了半透明状态，向外看，像是必须要穿越的一片腾腾雾气。
快艇是从太平溪镇的码头开出的。我6点钟就从床上爬起来，在宜昌车站等待客车将我运到码头。“明早7点半发船。”售票员前一天斩钉截铁地说。但一直到8点半，我们才上了客车。9点钟抵达码头时，又被通知船运公司对旅客人数估计不足，快艇的数量不够，只能先运载远途客人，我们这些前往巴东或巫山的短途客人要继续等待。
人群中一阵骚乱，人们涌到调度员面前，他是个身高体壮、留着寸头的小伙子，把自己裹在黑夹克里。“这是春运期间嘛！”他的语气无奈却强硬。当他发现辩解无用时，就退身到铁栏杆背后，一个人站在江边吸烟。
旅客们最初的烦躁开始平息下来，原先挤成一团的人群各自分散开。那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正在和自己的儿子抱怨，她嘟囔着说话，让人听不清，年轻的情侣则在一旁闲聊，还有更多的人在那里发呆，不断打哈欠，所有人脸上都流露出睡眠不足的疲倦。我知道自己不是最困的，因为有的旅客从早晨6点就开始等车。
其中一位老人家令我印象深刻。他大约50多岁，脸部平且瘦，上面却挂着一望可知的倔强。他一直没能从气呼呼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一开始他呼喊的声音最大，当调度员躲开后，他的抱怨声一直没停过。当那个脸色红润的调度员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并要求我们排好队，以便于他像老师数学生一样清点人数时，那个老人突然挤到他面前，开始不住地问：“为什么没船，为什么没船？”当还是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时，他突然把头低下来，有点笨拙地撞向调度员，第一次没有撞上，他又撞了第二次。这一瞬间，他的年龄突然消失了，像是个不知怎样表达自己情绪的街头儿童。
不管怎样，最终我们上了船。我一直在那套着脏兮兮的红罩子的坐椅上半睡半昏，耳边是沈殿霞与董骠的吵吵嚷嚷，他们算得上香港黄金年代的象征了，如今都已逝去。20世纪80年代的港产片，仍在为2008年的满脸倦意的乘客们打发时光。
西陵峡在我半梦半醒间被掠过了。我对于风景保持了30年的迟钝，如今似乎也未醒来。我猜是因为我的内心太游移不定了，难以在用千年衡量的山水上看到那缓慢的、不动声色的变化。
从宜昌逆长江而上，两个小时的快艇行程，来到巴东县。在长达600公里的三峡风景线上，这个县城不像秭归、巫山、奉节、丰都那样负有盛名，它没有产生屈原、王昭君这样的人物，也没留下“朝辞白帝彩云间”或是“除却巫山不是云”这样的诗句，也没有像小城涪陵那样用榨菜征服了全中国的胃。
将近1 500年的历史没给巴东留下太多的遗迹，不过本地人都会向你提起寇准曾在此担任过县令，这位北宋年间的宰相是中国历史上最受喜爱的人物之一，就像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明代的刘伯温、乾隆年间的纪晓岚一样，他们不仅具有超人的才华和品质、充满爱国情怀，而且都机智诙谐。
在数不尽的民间传说中，他们通过各种语言上的游戏、心思上的机巧嘲弄奸佞的对手。比起民间故事中的丰富性，书面上的记载往往简单乏味。关于寇准，一本关于三峡地区的历史地理读物上干巴巴地写道：“他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减轻赋税徭役，兴办教育，很有政绩。”
当我们抵达巴东码头时，踏上的是一座新县城。在船码头上要把头仰起60度，才能看到客运大楼。我们沿着石阶而上。石阶的一部分已被淹没在水下，透过清澈的水面，我看到水泥台阶仍在不断向下延伸，通往那个被淹没的城镇。我总是抑制不住地想知道，如果顺势而下，将会发现什么？
我们住在楚天路上的国玖大酒店，它是簇新的12层高的建筑，三颗星的标志显著地印在玻璃门前。老板是一个将整个上身裹进灰白色裘皮的中年女人，身材矮小丰满。她给我们指明电梯的位置，脸上洋溢着一种可爱的自足。
沿着楚天路而上，爬上数不清的台阶，就来到了巫峡广场—县城的中心。大年初二，街道上冷冷清清，广场是唯一喧闹之地。这座40万人口的县城，最重要的机构都在这里了。县政府大楼在最高处，要从广场再登上几十级台阶，才能到达大楼门口。这幢7层高的楼房算得上精心设计，暗黄色的墙面与大面积的蓝窗棂、茶色玻璃窗，比起司空见惯的白瓷砖、深蓝色镀膜玻璃要讲究得多，官员们正好隔窗眺望缓缓流淌的长江。
县医院在政府大楼的斜对面，广播电视台则在另一侧。本地著名的紧邻政府大楼、高度稍逊一筹的丹阳时代广场是本县城最豪华的购物中心。稍后，我就发现丹阳的名字无处不在，超市、宾馆、酒厂、娱乐中心……所有的这些“丹阳”都属于一家叫丹阳实业的公司，它的领导者叫王丹阳，是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是我们这儿的传奇人物，算得上是首富。”一位本地人对我说。按照这位当地司机的话来说，他是从一个小店铺开始起家的，小店铺逐渐扩大，变成了超市，又变成了酒店、娱乐场所……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人物，他们在中国社会眼花缭乱的变迁中，抓住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这其中既有个人的精明与勤奋，也有那些不能放在桌面上述说的隐秘世界。从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商人，到19世纪末匹兹堡的安德鲁·卡耐基、20世纪末的俄罗斯强盗资本家，或者过去30年来中国大大小小城市中的大大小小的富人们，都有着类似之处。
巴东的老县城与新县城相距13公里。当地人所说的老县城，其实并不老，它只不过比新县城老上几岁。街道与建筑都差不多，一样的丑陋，一样的不洁，一样的匮乏，一样的吵闹，只是更旧更脏些。严格来说，它仍应是一座新县城。更老的那一座如今已葬身江底，商业街道、住宅区已被淹没掉。仅存的是烈士陵园的纪念碑，寂寞地面对着江水。烈士陵园里有贺龙的题词，他因为用两把菜刀开始了革命生涯，而成为中国革命史中的传奇人物，他曾在这一带练习他的游击战术。
而我现在踩着的路面是巴东政府第一次建设的新城，它只是向上移了一些。但很快，决策者发现，这块地地基不牢，滑坡问题严重，于是在10年的时间里，他们又开始了第二次迁城，人们似乎习惯了这样的决策方式—果断却草率地做出决策，对成本忽略不计。那座修了不久的7层政府大楼，被遗弃了。大白菜堆在台阶下，台阶上则是果皮和污水，一个老年乞丐把破棉被摊在大楼平台上，昏昏睡去。
（连载完）
自序
向南方
向南方——一次穿越中国的旅行
一个国家的悲伤与勇气
三峡行记
雪灾
宜昌的春节
奇观
巴东县城
卖气球的小余
有彩虹桥的巫山
不稳的生活、
陕西的新故事
从上海到西安
陕西的新故事
一个餐馆老板的政治经济学
一个煤老板的际遇
台湾素描
青天白日旗与福尔摩莎
躁动的夜晚
一代人的希望与幻灭
寻找自己的故事
台南的老人
变动的时代
对话江丙坤
醉酒的高信疆
一颗坚硬的石子
激越的岁月
刺杀者
桐城的吴越
被遮蔽的陈独秀
从秋瑾到章子怡
钱穆的中国
他们是哪家公司的
失落的一代
小镇青年
老黄与小黄
非洲小镇的8月8日
他们的海德堡岁月
武大往事
无根的丹青
刘香成的中国叙事
嗨！Jul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