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1970年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记者、畅销书作家、社会活动家、反全球化分子、电影制片人，以其对全球化的批判闻名于世。昔日是迷恋名牌的美少女，今日成为反思品牌文明最深刻、最重要的文化观察者。走访跨国企业在欧美、亚洲、非洲各地的作为，写成《NO LOGO》一书，引起全球广泛回响。
她被《泰晤士报》誉为“可能是三十五岁以下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士”，《纽约时报》亦成她“隐然是北美左派运动的代表”。在大卫`赫尔曼的《全球公共知识分子排行榜》中，克莱恩排行第11位，在世界公共知识分子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作者2007年所著《休克：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对新自由主义和芝加哥学派发起最有力的挑战，2009年赢得了首届华威奖，再次赢得巨大的声誉。
类别：经济政治
定价：45.00元
出版时间：2010年1月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录
引言 空白之美
第一篇 两类医生的休克 研究和开发
第一章 酷刑实验室
第二章 另一类医生的休克
第二篇 初次测试 诞生的阵痛
第三章 休克状态
第四章 清洗石板
第五章 “完全无关”
第三篇 苟延的民主 法律制成的炸弹
第六章 因战争而获救
第七章 新休克医生
第八章 危机的用处
抹除和重建世界的三十年
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圣经·创世记》第6章第11节（中文和合本）
震慑（Shock and Awe）就是要制造让一般大众、社会中的特定部门或领导阶层所无法理解的恐惧、危险和破坏。以龙卷风、飓风、地震、洪水、失控的大火、饥馑和疾病等形式所展现的自然，就能产生震慑。
——《震慑：迅速制敌之道》（Shock and Awe：Achieving
Rapid Dominance），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军事理论
2005年9月，我在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Baton Rouge）的红十字收容所认识佩里（Jamar Perry）。面带笑容的年轻山达基教徒（Scientologists）正在分配晚餐，他也排在队伍当中。我刚因为没有在媒体人员陪同下跟被收容者谈话而被抓住，因此现在我正在设法混入人群，虽然我是这一大群非裔美国南方人中唯一的加拿大白人。我躲到领食物的队伍里，排在佩里后面，好像我们是老朋友那样要求他跟我谈话，而他也和气地照办。
他在新奥尔良出生和长大，已离开那个被水淹没的城市一周。他看起来大约17岁，但他告诉我是23岁。他跟家人苦苦等候来载他们撤离的巴士，但巴士始终未出现，他们被迫在炙热的太阳下步行。最后他们来到这里，一个宽广的集会中心，这里通常用来举办医疗用品展，或表演“首府大屠杀：终极铁笼格斗”，但现在却挤满了两千顶帆布床，以及一大堆愤怒而疲惫的人，由刚从伊拉克返国、暴躁不安的国民警卫队士兵负责看管。
当天收容所盛传的消息是，出身该市的知名共和党国会议员贝克（Richard Baker）告诉一群游说者：“我们终于清除了新奥尔良的公共住宅。我们无法办到的事，上帝办到了。”新奥尔良最富有的地产开发商坎尼查洛（Joseph Canizaro）不久前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想我们有了一片可以重新开始的空白石板。有了这片空白石板，我们会有巨大的商机。”一周来，巴吞鲁日的路易斯安那州议会里游说者熙来攘往，都在协助促成这些大商机：降低税率、放宽管制、更低廉的劳工，以及一个“更小、更安全的城市”——实际上就是铲平公共住房项目，以高楼公寓取代它们。听到这些“重新开始”和“空白石板”的说法，会让你马上忘掉就在公路那头几英里外，还有一大片废墟、外溢的化学品，以及人的排泄物混杂的毒水。
在收容所里的佩里完全听不进去。“我真的不认为这是把城里清干净。我看到的是城里有许多人死了，而且死得很冤枉。”
他说得很小声，但我们前面队伍里的一位老人听到，回过头来说：“巴吞鲁日这些人有什么过错？这不是什么商机，而是该死的悲剧。他们瞎了吗？”
一名带着两个孩子的母亲插嘴说：“不对，他们没有瞎，他们是邪恶。他们认为这样正好。”
从新奥尔良洪水看到机会的人，有一位叫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就是那位倡议放任式资本主义、为现代高度流动的全球经济奠立理论基础的祖师级经济学家。93岁高龄、身体日渐衰弱的“米叔叔”（Uncle Miltie，他的追随者这么称呼他），在海堤破裂三个月后却有力气为《华尔街日报》写一篇专栏。“大多数新奥尔良的学校已成废墟，”弗里德曼写道，“学童的家也一样。这些孩子现在分散到全国各地。这是一场悲剧，但同时也是大刀阔斧改革教育体系的机会。”
弗里德曼大刀阔斧的想法是，与其把数十亿美元重建基金的其中一部分，用在重建和改善新奥尔良既有的公立学校体系，不如政府提供消费券给家庭，用来向民间机构购买所需东西，这些民间机构有许多是以营利为目的，而且可获得政府的补贴。弗里德曼强调，这些根本的变革将不是权宜措施，而是“永久性的改革”。
一群右派智库人士抓住弗里德曼的提议，在飓风之后降临这个城市。布什政府支持他们所提的计划，准备以数千万美元把新奥尔良的学校转变成“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s），由民间人士根据自订的规则来经营这些政府资助的机构。特许学校在美国引发两极的意见，在新奥尔良更是群情激愤，许多非洲裔美国人家长认为这会倒转民权运动的成果，将危及所有学童接受同等水平教育的权利。不过，对弗里德曼来说，整个公立学校体系的概念散发着社会主义的恶臭。根据他的观点，国家唯一的功能是“保护我们的自由，免于国门外的敌人及我们同胞的侵害：维护法律和秩序，执行私人合约，促进竞争市场”。换句话说，就是供应警察和士兵——其他的一切作为，包括提供免费教育，都是对市场的不公平干预。
与海堤修护和电力网恢复供电的迟缓速度成鲜明对比，新奥尔良学校体系的交易进行得有如军事行动般快速和精确。在19个月内，当新奥尔良大部分的贫困居民仍流浪在外时，这个城市的公立学校体系几乎已全被私人经营的特许学校取代。在卡特琳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前，教育局管理123所公立学校，现在只剩4所。在飓风前，新奥尔良有7所特许学校，现在则有31所。新奥尔良的教育过去由一个强而有力的工会代言，现在工会的合约已被毁弃，4700名教师会员全遭解雇。部分年轻教师被特许学校以较低的工资重新雇用；大部分人则没有这么幸运。
据《纽约时报》报道，新奥尔良现在是“美国推广特许学校绩效卓著的实验场”，而弗里德曼学派的智库——美国企业（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则热烈赞扬“卡特琳娜在一天内成就了……路易斯安那州学校改革者多年来无法办到的事”。与此同时，公立学校的教师只能眼睁睁看着救援大水灾民的经费被用来废除公立学校体系，并以私人学校取而代之，他们形容弗里德曼的计划为“教育版的强夺土地”。
这种趁着灾难对公共领域进行精心策划的掠夺，以及看待灾难有如激动人心的市场机会的观念，我称之为“灾难资本主义”（disaster capitalism）。
弗里德曼的新奥尔良专栏成为他最后一篇公共政策建言；他在不到一年后的2006年11月16日去世，享年94岁。一个中型美国城市的学校体系私有化，似乎不像是一位被誉为半世纪来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应该热衷的事，尤其是他的信徒包括了数位美国总统、英国首相、俄罗斯独裁者、波兰财政部长、第三世界独裁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以及三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主席。但他决定利用新奥尔良的危机，倡导原教旨主义的资本主义，也许是这位精力充沛、身高5.2英尺的教授对世人恰如其分的告别，毕竟他在声名最盛时，曾形容自己是“一个在礼拜日讲道的老派传道者”。
过去三十多年来，弗里德曼和他有权有势的追随者不断精益求精的，正是这个策略：等待一个大危机，然后趁着遭受打击的人民茫无头绪之际，把国家资产一块块变卖给个人，并且迅速让“改革”永久化。
弗里德曼在他一篇最具影响力的文章中，明白阐述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策略，也就是我恍然大悟后所称的休克主义（shock doctrine）。他发现“只有危机会造成实质改变，无论是实际的危机或感觉上像危机。当危机发生时，人所采取的行动取决于周围人们的想法。我相信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职责：提出现行政策的替代方案，让它们保持活跃而且可得，直到政治上的禁区变成政治上的必需”。有些人囤积罐头食物和水，以防备发生重大灾难；弗里德曼则囤积自由市场的想法。一旦发生危机，这位芝加哥大学教授坚信应该迅速采取行动，在受到危机破坏的社会重新陷入“现况的专制”前，强制推行快速且无法扭转的改变。他估计，“一个新统治当局约有六到九个月时间可以达成重大改变；如果在这段期间不抓住机会采取果断行动，机会将一去不复返”。这是马基雅维里忠告应“立即”施加“伤害”的另一版本，也是弗里德曼留给世人的最持久的策略遗产之一。
弗里德曼第一次学到如何利用大规模的休克或危机是在70年代中期，当时他担任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将军的顾问。在皮诺切特的暴力政变后，不仅智利人陷于休克状态，整个国家也遭到严重恶性通货膨胀的创伤。弗里德曼建议皮诺切特采取一连串迅速的经济变革——减税、自由贸易、私有化、削减社会支出和解除管制。后来智利人甚至发现，他们的公立学校被公费补助（voucher-funded）的私立学校所取代。这是史上最极端的资本主义改造计划，日后更以“芝加哥学派”革命著称，因为皮诺切特的经济学家中，有许多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时拜在弗里德曼门下。弗里德曼预测：迅速、突然和大规模的经济改变，将激起能“促进调整”的群众心理反应。他为这个痛苦的技术创造一个名词：经济“休克治疗”（shock treatment）。此后数十年，每当政府采取大规模自由市场计划，这种骤然实施的休克治疗或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就一直是首选的方法。
皮诺切特也以他自己的休克治疗来促进调整；这些治疗在许多酷刑室中进行，施加在被认为最有可能阻挡资本主义转型的人痛苦挣扎的身体上。许多拉丁美洲人认为，造成数百万人生活贫困的经济休克与对数十万名信仰不同社会的人滥施酷刑之间，有直接的关联。例如，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问：“如果不靠电击手段，这种不平等怎么可能维持？”
这三种不同形式的休克降临智利整整三十年后，整套模式又在伊拉克复兴，而且暴力程度远为惨烈。最先是战争，根据“震慑军事理论”作者群的说法，目的在于“控制敌人的意志、知觉与思想，并实际上造成敌人无力行动或反应”。接着是激进的经济休克治疗，在国家仍然烽火连天时，由美国行政长官布雷默（Paul Bremer）进行大规模私有化、完全开放自由贸易、实施15％的单一税，并大幅缩小政府编制。伊拉克临时贸易部长阿拉维（Ali Abdul Amir Allawi）当时说，他的同胞“已厌倦于被当成实验对象。我们的体制已受到太多冲击，所以我们的经济不需要这种休克疗法”。当伊拉克人反对时，他们被逮捕送进监牢，他们的身体和心智在那里承受更多打击，而且这种打击绝非譬喻。
我从四年前开始研究自由市场如何依赖休克的力量，当时是伊拉克被占领的初期。我从巴格达报道震慑之后美国尝试施行休克疗法遭到挫败。然后我前往斯里兰卡，时值2004年大海啸后数个月，也目睹不同情况下的相同操纵：外国投资人与国际贷款机构联手利用惊慌的气氛，把整个美丽的海岸交给创业家，迅速兴建大型休闲旅游中心，阻挡数十万名渔民在海边重建他们的村庄。“在命运残酷的作弄下，大自然给了斯里兰卡独特的机会，从这场大悲剧中将诞生一个世界级的旅游地点。”斯里兰卡政府宣布说。等到卡特琳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共和党政治人物、智库及土地开发商开始讨论“空白石板”和令人振奋的机会时，世人已经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一个达成企业目标的惯用策略：利用集体创伤的机会，进行激进的社会与经济改革。
大多数逃过大劫难的人想要的不是一片空白石板：他们要的是挽救任何能救回的东西，修复被毁损的东西；他们想重新巩固与家园的关联。“当我重建这个城市时，我感觉像在修复自己。”新奥尔良受创最重的南九区居民卡珊德拉·安德鲁斯（Cassandra Andrews），在清除飓风过后的瓦砾时说。但灾难资本主义者对修复旧观不感兴趣。在伊拉克、斯里兰卡和新奥尔良，这个过程被刻意称为“重建”（reconstruction），第一步是完成灾难未完的工作，即扫除公共领域与旧小区残留的一切东西，然后迅速以一种商业式的新耶路撒冷圣城（New Jerusalem）取而代之——一切都赶在战争或自然灾害的牺牲者能重新集结、并要回原本属于他们的东西前完成。
巴托斯（Mike Battles）说得好：“对我们来说，恐惧和混乱提供了大好机会。”这位34岁的前中央情报局（CIA）情报员说的是，入侵伊拉克后的混乱帮助他原本没有名气且毫无经验的私人安全公司卡斯特·巴托斯（Custer Battles），从联邦政府弄到约一亿美元的合约。他的话也可以用作当代资本主义的口号——恐惧和混乱是每一次新跃进的触媒。
当我对大获利与大灾难间的关联展开研究时，我想我正在目睹遍布全球的推动“自由”市场的方式的根本转变。反企业势力扩张运动在1999年的西雅图首次登上国际舞台。作为这一运动的参与者，我已经习惯于看到类似的亲商政策透过胁迫式的世界贸易组织（WTO）高峰会，或以IMF贷款附带条件强加实施。这类做法有三个如同注册商标的要求：私有化、政府放宽管制，以及大幅度削减社会支出。这三项要求通常极不受社会大众欢迎，但这些协议在签订的时候，至少经过各国政府之间的协商同意，也有所谓专家的共识。但现在这些意识形态计划，却透过最恶劣的手段强行实施：在入侵后的外国军事占领下，或紧接在一场大自然灾害。9·11恐怖攻击似乎提供了华盛顿特权，不必征询其他国家是否喜欢美国式的“自由贸易与民主”，就可以借震慑的武力强加于他国。
不过，当我愈深入发掘这种市场模式席卷全球的历史，就愈发现利用危机与灾难从一开始就是弗里德曼运动的操作手法——这种资本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形式向来就需要灾难来达成。这在规模愈来愈大和愈严重的灾难中明显可见，但在伊拉克和新奥尔良发生的情况并非9·11之后的新发明。相反，这些利用危机的大胆实验，是过去三十年严格遵从休克主义的极致表现。
透过这套主义的透镜观看，过去三十五年看起来大不相同。一些最恶名昭彰的侵犯人权事件，以及过去被视为反民主政权施行的虐待行为，实际上却是深思熟虑的做法，目的在于威吓大众，或为采取激进的自由市场“改革”预做准备。在70年代的阿根廷军事政权下，有三万名以左派活动分子为主的人“失踪”，这与该国实施芝加哥学派政策密切相关，就好像恐怖与智利类似的经济改革息息相关。在1993年的俄罗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决定派遣坦克对国会大厦开火，囚禁反对党领袖，以铲除贱价拍卖国有资产给民间的障碍，扶植了俄罗斯恶名昭彰的经济寡头（oligarch）。
1982年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Falklands War），让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达成类似目的：战争带来的混乱和民族主义激情，让她得以用强大的武力镇压煤矿工人的罢工，并掀起西方民主国家第一波民营化热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国家1999年攻击贝尔格莱德（Belgrade），为这个旧称南斯拉夫的国家创造了快速私有化的条件—— 一个战争前就已设定的目标。经济绝非这些战争唯一的动机，但在每一场战争中，重大的集体打击都被利用来为经济休克疗法铺路。
这些被用来达成“软化”作用的创伤手段，不一定都那么暴力。在80年代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债务危机迫使这些国家面对一位前IMF官员说的“不私有化就死亡”的选择。恶性通货膨胀和深陷债务泥淖，使这些国家无法拒绝外国贷款附带的要求，政府被迫接受保证会解救他们免于更大灾难的“休克治疗”。在亚洲，1997至1998年的金融危机（严重程度几近大萧条）让亚洲“小龙”为之屈膝而打开市场，进行被《纽约时报》形容的“全世界最大的倒店拍卖会”。这些国家有许多是民主政体，但激进的自由市场转型执行的方式却一点也不民主。恰好相反：正如弗里德曼所熟知的，大规模危机的气氛提供了推翻选民期望的借口，而把国家交给经济“技术官僚”。
当然，在有些例子中，采用自由市场政策是出于民主方式—政治人物以强硬的政纲竞选并赢得选举，美国的里根（Ronald Reagan）是最好的例子，法国的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当选则是晚近的事。不过，在这些例子里，自由市场十字军面对大众压力，最后免不了被迫修正激进的计划，接受渐进的改变而舍弃全面转型。从根本上来说，虽然弗里德曼的经济模式在民主政治下能够部分实施，但极权政治才是它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必要条件。经济休克疗法若要彻底实行——像70年代的智利、90年代的俄罗斯，以及2001年9月11日以后的美国——通常需要额外施加某种重大集体创伤，以便暂时停止或完全阻挡民主运作。这种意识形态十字军出现在南美的独裁政权统治之下，也存在于它征服的最大领土譬如俄罗斯。它一直与冷酷的领导阶层相处最融洽，而且创造出最多利润。
休克疗法班师回朝
弗里德曼的芝加哥学派运动从70年代以后，征服世界各地许多领土，但直到晚近它在自己的原产国一直未获得完全的施展。里根确实跨出第一步，但美国仍然保有福利体系、社会安全计划，以及父母坚决不肯放弃的公立学校。以弗里德曼的话来说，美国仍然“非理性地依附着社会主义体制”。
共和党1995年掌控国会时，归化美国的加拿大人、日后为小布什（George W. Bush）撰写讲稿的弗鲁姆（David Frum），与一群所谓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ervatives），呼吁美国应进行休克疗法式的经济革命。“我想我们应该这么做。与其渐进地削减——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我主张从今年夏季的某一天开始，我们一口气取消三百个计划，每个价值十亿美元或更少。也许这种削减产生不了很大的影响，但它的意义可大了。而且你马上可以办到。”
弗鲁姆当时无缘体验这种本土休克疗法，主要是因为没有国内危机事先铺好路。但2001年的情况大不相同。9·11攻击发生时，白宫已挤满弗里德曼的门徒，包括他的好友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布什团队以惊人的速度，掌握集体眩晕的大好机会——并非布什政府阴谋策划了危机（像某些人说的那样），而是因为政府要员都是拉丁美洲和东欧灾难资本主义实验的老手。他们同属一个运动，而这个运动渴盼危机有如农民久旱祈甘霖，或者像基督教锡安主义末日派教徒期待开悟。当等候已久的危机降临时，他们马上就知道机会终于到来了。
三十年多来，弗里德曼和他的追随者有系统地利用其他国家的休克时机——类似9·11的外国事件，最早从皮诺切特1973年9月11日的政变开始。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是，一个在美国大学孕育并由华盛顿的机构强化的意识形态，终于有机会回到故乡。
布什政府立即抓住攻击事件激发的恐惧，不但发动“反恐战争”，而且把它变成纯粹的营利事业，让这个新产业为渐露疲态的美国经济注入新活力。这个新产业可以称为“灾难资本主义体系”（disaster capitalism complex），其触角比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任期结束时所警告的军产体系还广：这是一场私人企业发动的全球战争，战役是由公帑来支应，永不停息的任务则是保护美国家园永远屹立不摇，以及消灭外国的一切“邪恶”。在短短几年内，这个体系已不断扩展它的市场触角，从打击恐怖主义到国际维和、都市政策，到因应日益频繁的自然灾害等。位居这个体系核心的企业财团，其终极目标是把在特殊环境下快速发展的营利政府模式，带进承平时期和日常的运作中——换句话说，就是把政府私有化。
为了发动这个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布什政府未经公共辩论，就把许多最敏感与核心的政府机能外包给私人公司——从提供医疗给士兵、侦讯囚犯，到搜集大众的信息，并进行“数据采矿”（data mining）。在这场永不停止的战争中，政府扮演的角色不是管理各式各样的承包商，而是一家财力雄厚的创业资本家，不但提供创立体系的种子基金，而且变成其新服务的最大顾客。这里只举出三个显示这种转变规模之大的统计数字：在2003年，美国政府授予3512项合约给私人公司，以执行安全机能；到2006年8月为止的22个月期间，国土安全部授予的这类合约已超过11.5万项。全球“国土安全业”在2001年以前还是个小产业——现在年值已达2000亿美元。在2006年，美国政府用于国土安全的支出平均每个家庭要分摊545美元。
这只是反恐战争本土战场的支出；真正的大钱是花在海外战场上。除了因为伊拉克战争而获利激增的武器承包商外，美国的军力维护现在是世界上成长最快的服务业之一。“没有两个拥有麦当劳餐厅的国家曾经互相打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1996年12月大胆宣称。他不但在两年后被证明说错话，而且拜营利战争的模式所赐，美国军方还带着汉堡王（Burger King）和必胜客（Pizza Hut）上战场，授予它们从伊拉克美军基地到关塔那摩湾（Guantanamo Bay）“迷你市”的专卖经营权。
还有人道救援与重建所需的经费。在伊拉克首创的营利救援与重建已变成全球的新典范，不管是先发制人战争造成的破坏，例如以色列2006年攻击黎巴嫩，还是飓风带来的破坏，救援和重建都采营利模式。随着资源短缺和气候变化不断地引起一系列新的灾难，对突发事件的应变已经形成了一个热门的新兴市场，以至于不可能再留给非盈利机构了——既然美国最大的工程公司之一贝希特勒（Bechtle）可以做，为什么要让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密西西比的难民可以住在嘉年华游艇上，何必安置于接受补贴的空公寓？既然黑水公司（Blackwater）这类民间安全业者正在寻找新客户，为什么要部署联合国维和部队在苏丹达尔富尔（Darfur）？这就是9·11前后的差别：在之前，战争和灾难只提供商机给经济中有限的产业——例如战斗机制造商，或重建被炸毁桥梁的营造商。战争的首要经济角色是打开原本封闭的新市场的手段，借以创造战后承平时期的繁荣。现在战争和灾难应变已完全民营化，它们本身就是新市场；不必等候战争结束才有繁荣——媒介本身就是信息。
这种后现代的做法有一项明显的优点，以市场术语来说，就是它不会失误。就像一位市场分析师对能源服务业哈利伯顿公司（Halliburton）某一季营运特别好所下的评论：“伊拉克的情况比预期好。”当时是2006年10月，也是记录中战役最惨烈的月份，有3709名伊拉克平民死亡。尽管如此，很少股东会对战争为这家公司创造200亿美元营业收入感到不满。
在武器交易、民间佣兵、营利式重建和国土安全产业欣欣向荣之际，从贴着布什政府品牌的后9·11休克治疗中崛起的，是一种体系完备的新经济。它在布什时代建立，但现在已独立存在于任何政府之外，而且将屹立不摇，直到它深层的财团至上意识形态被发现、隔离并遭到质疑和挑战。这个体系虽然由美国公司支配，但它具有全球性，由英国公司带来无所不在的保安摄影机技术，以色列公司兴建高科技围墙的专业，以及加拿大木材业销售比当地房屋贵好几倍的组合屋，等等。“我认为以前从来没有人把灾难重建视为真正的房屋市场，”加拿大一家林业集团的总裁贝克说，“这是一套长期多角化经营的策略。”
就规模来说，灾难资本主义体系足以媲美“新兴市场”和90年代信息科技业的繁荣兴旺。事实上，圈内人士透露，获利甚至比网络时代还高，之前的其他泡沫破灭后，“安全泡沫”接着形成。若加上激增的保险业获利（估计光是在美国2006年就高达空前的600亿美元），以及石油业的超高获利（每一次发生新危机就愈高），灾难经济可能救了世界市场，让它免于9·11之前濒临的全面衰退。
当我们试图阐述在战争和灾难的激进的私有化进程中达到顶点的意识形态之十字军的历史，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这种意识形态没有固定形象，它不断改变名称和转换身份。弗里德曼自称是“自由主义者”（liberal），但他的美国徒众认为自由主义代表课征重税和嬉皮，所以自称是“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s）、“古典经济学家”（classical economist）、“自由市场派”（free marketer），以及后来的“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与“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的追随者。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这些人的教义称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但也常称为“自由贸易”或“全球化”。90年代中期以后由右派智库——与弗里德曼有深长的关系，包括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和美国企业（AEI）——领导的知识分子运动，才自称为“新保守主义者”，是一种挟美国军事机器的强大力量为财团目标服务的世界观。
所有这些化身都致力于同一个三位一体的政策目标——铲除公共领域、完全解放企业，以及削减社会支出——但这种意识形态的各种名称没有一种听起来恰当。弗里德曼建构他的运动是以解除国家对市场的管制为目标，但当他纯正主义的设想在真实世界实践时，情况却大不相同。在过去三十年每个采用芝加哥学派政策的国家，都出现一个由少数极大企业和一群大多很富裕的政治人物组成的强大统治联盟——且两个集团间的区隔十分模糊而易变。在俄罗斯，这个联盟的民间富豪参与者叫“寡头”（Oligarch）；在智利叫“食人鱼”（piranha）；在美国则是布什—切尼鼓吹的“先驱”（Pioneer）。这些政治与企业精英崛起后，非但未能解除国家对市场的管制，反而分进合击，交换和分配原本由国家掌控珍稀资源的权利——从俄罗斯的油田，到在伊拉克未经招标程序的重建工程合约。
若要说明这种铲除大政府与大企业界线的体制，更正确的名词不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政商财团主义（corporatism）。它的主要特征是，把公共财富大规模转移到私人手中，通常伴随着国家债务激增，巨富与赤贫间的鸿沟不断扩大，还有以狂热的民族主义合理化无止境增加的安全支出。对身处这种由体制创造的巨大财富泡沫内的人而言，没有比这种架构社会的方式更有利可图了。但因为绝大多数人被排拒在泡沫之外，政商财团主义国家的其他特征往往包括严密的监视（同样的，政府和大企业交换恩惠与合约）、大规模监禁、限制人民自由，以及不必然有、但很常见的酷刑。
酷刑的隐喻
从智利到伊拉克，酷刑一直是全球自由市场十字军的沉默伙伴。但严刑拷打不只是对反抗者强加不受欢迎政策的工具，也是休克主义基本逻辑的隐喻。
酷刑或中情局所说的“强制性审问”，是一套用来使犯人深陷迷失与震惊，以便迫使他们意志屈服的技巧。其指导原则详述于两本90年代末期解密的中情局手册。手册解释说，打破“抗拒来源”的方法是，创造犯人与他们理解周遭世界能力间的激烈断裂。首先，感官被剥夺所有的输入（用头巾、耳塞、手铐脚镣、完全隔离），然后身体被超过负荷的刺激轰炸（闪光灯、高分贝的音乐、殴打、电击）。
这个“软化”阶段的目的是在心智激起某种飓风：犯人心理退化，并害怕到他们无法以理智思考或保护自己的利益。就是在这种休克状况下，大多数囚犯提供审讯者想要的任何东西——信息、自白、放弃以前的信仰。中情局的手册提供一种特别简洁的解释：“会产生片刻的生命暂停（suspended animation）——时间可能极短暂——这是一种心理休克或麻痹。它由创伤或次创伤经验所引起，会彻底破坏对象熟悉的世界，以及世界中的自我形象。有经验的审问者看到这种效应时会认得，知道这时候抗拒来源比休克之前更容易接受暗示，更可能听话。”
休克主义完全仿效这种过程，尝试以极大的规模达成酷刑在审讯室对个人达成的事。最明显的例子是9·11的打击，造成数百万人“熟悉的世界”爆炸，打开一段深陷迷失与退化的时期，而布什政府则熟练地善加利用这样的情况。突然我们发现自己生活在全新的纪元，我们熟知的一切事物现在都可以被斥为“9·11前的思维”。我们的历史知识从未有过这般强烈的印象，北美洲已变成“一片空白石板”，就像毛泽东告诉中国人民的：“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一群新专家立即出现，在我们创伤后空白的意识画布刻下新而美丽的字句：“文明冲突”、“邪恶轴心”、“伊斯兰-法西斯主义”、“国土安全”。趁着所有人专注在攸关生死的新文化战争，布什政府终于可以进行9·11之前只能梦想的事：在海外发动私有化战争，在国内建立一个私人企业国土安全体系。
这就是休克主义运作的方式：最初的灾难——政变、恐怖攻击、市场崩盘、战争、海啸、飓风——使全国人口陷于集体休克之中。坠落的炸弹、迸发的恐怖、狂飙的暴风软化了整个社会，就像酷刑室里震耳欲聋的音乐和殴打软化了囚犯。就像被震慑的囚犯供出同志的名字和背弃他的信心，遭受打击的社会往往也放弃平时捍卫的东西。佩里和他在巴吞鲁日收容所的难民同伴，应该放弃他们的住宅计划和公立学校。在海啸肆虐后，斯里兰卡的渔民应该放弃他们宝贵的海滨土地，交给旅游开发商。如果一切依照计划进行，伊拉克人应该陷入震惊和畏惧而放弃他们的原油储藏、国营企业和主权，交给美国军队和国际联军。
目录
引言空白之美 抹除和重建世界的三十年 / 001
第一篇两类医生的休克研究和开发
第一章 酷刑实验室 卡梅伦、中情局以及抹除与重建人类心智的疯狂追求 / 021
第二章 另一类医生的休克044
第二篇初次测试 诞生的阵痛
第三章 休克状态 反革命血腥的诞生 / 067
第四章 清洗石板 恐怖的效用 / 088
第五章 “完全无关” 如何清洗意识形态的罪恶 / 104
第三篇苟延的民主 法律制成的炸弹
第六章 因战争而获救 撒切尔主义与有用的敌人 / 117
第七章 新休克医生 经济战争取代独裁统治 / 127
第八章 危机的用处 休克治疗的包装 / 139
第四篇迷失在转型中 当我们哭泣，当我们战栗，当我们跳舞
第九章 捍拒历史 波兰危机 / 155
第十章 锁链下诞生的民主 南非被捆绑的自由 / 168
第十一章 一个年轻民主国家的篝火 俄罗斯选择“皮诺切特选项” / 189
第十二章 资本家本色 俄罗斯与野蛮市场的新时代 / 214
第十三章 让它烧 劫掠亚洲与“第二道柏林围墙倒塌” / 229
第五篇休克时代 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崛起
第十四章 美国的休克治疗 国土安全泡沫 / 247
第十五章 政商财团制国家 拆除旋转门，铺好阳关道 / 271
第六篇伊拉克的完整循环 过度休克
第十六章 消灭伊拉克 寻找中东“模范” / 289
第十七章 意识形态的反弹 真正的资本家灾难 / 304
第十八章 完整的循环 从空白的石板到烧焦的大地 / 323
第七篇移动的绿区 缓冲区与防爆墙
第十九章 净滩 “第二次大海啸” / 347
第二十章 灾难总是欺负可怜人 绿区与红区构成的世界 / 367
第二十一章 和平的诱因消失 以色列的警讯 / 384
结论休克力量消退 人民重建兴起 / 4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