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1970年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记者、畅销书作家、社会活动家、反全球化分子、电影制片人，以其对全球化的批判闻名于世。昔日是迷恋名牌的美少女，今日成为反思品牌文明最深刻、最重要的文化观察者。走访跨国企业在欧美、亚洲、非洲各地的作为，写成《NO LOGO》一书，引起全球广泛回响。
她被《泰晤士报》誉为“可能是三十五岁以下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士”，《纽约时报》亦成她“隐然是北美左派运动的代表”。在大卫`赫尔曼的《全球公共知识分子排行榜》中，克莱恩排行第11位，在世界公共知识分子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作者2007年所著《休克：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对新自由主义和芝加哥学派发起最有力的挑战，2009年赢得了首届华威奖，再次赢得巨大的声誉。
类别：经济政治
定价：45.00元
出版时间：2010年1月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录
第一篇 两类医生的休克 研究和开发
第一章 酷刑实验室
第二章 另一类医生的休克
第二篇 初次测试 诞生的阵痛
第三章 休克状态
第四章 清洗石板
第五章 “完全无关”
第三篇 苟延的民主 法律制成的炸弹
第六章 因战争而获救
第七章 新休克医生
第八章 危机的用处
自由人的大谎言
在无数歌颂弗里德曼的文章中，几乎没有人提到休克与危机在宣扬他的世界观中扮演的角色。不过经济学家的疏漏反而提供了机会，让我们可以重述他宣扬的激进资本主义，如何在几乎全世界每个角落都变成政府正统思想的官方版说法。这是一段童话故事版的历史，洗净了与这支十字军紧密交织的所有暴力和压制，它也代表过去三十年来最成功的宣传手法。这个故事大致是这么说的：
弗里德曼奉献一生致力于一场思想上的和平之战，对抗那些相信政府有责任干预市场以减少伤害的人。他相信当政治人物开始听从新政与现代福利国家理论的建构者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时，历史便“走上错误的轨道”。1929年的市场崩盘创造了一股无可阻挡的共识，认为放任主义已经失败，政府必须干预经济以重新分配财富和规范企业。在放任主义黯淡无光的时期，共产主义征服了东方，西方信奉了福利国家的理念，经济民族主义在后殖民时代的南方生根，弗里德曼和他的导师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耐心保护着纯正资本主义的火苗，不受凯恩斯信徒尝试聚积集体财富以建立正义社会的污染。
“以我所见，最大的错误是，”弗里德曼1975年写信给皮诺切特说，“以为可以用别人的钱来行善。”可惜很少人听进去，大多数人仍然坚持政府可以而且应该行善。1969年的《时代》杂志贬抑弗里德曼为“小丑或寄生虫”，只有少数人尊崇他是先知。
最后，当他在知识界的荒野走过数十年后，80年代终于出现了撒切尔（她称弗里德曼为“思想自由的斗士”）和里根（他在总统竞选所到之处都带着一本弗里德曼的宣言《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终于有政治领袖敢于在现实世界中，实施解脱枷锁的自由市场。根据这则官方版的故事，在里根和撒切尔和平而民主地解放两国的市场后，随之而来的自由与繁荣是如此受到欢迎，以致当从马尼拉到柏林的独裁体制开始崩解时，人民无不想要大麦克汉堡（Big Mac）和实施里根经济政策。
苏联终于崩溃时，“邪恶帝国”的人民也急切地加入弗里德曼式的革命。这表示迈向真正全球自由市场的路上已不再有任何阻碍，解放的私人企业不仅在自己的国家获得自由，而且将畅行无阻地跨越国界，把繁荣散播到全世界。全球对如何管理社会形成两个共识：政治领袖应由选举产生，而经济则应根据弗里德曼的原理来运行。正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说的，这是“历史的终结”，也就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点”。弗里德曼死时，《财富》杂志（Fortune）写道：“他带走了历史潮流”；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决议，赞扬他是“人类自由的伟大斗士，不只在经济方面，而是在各个领域”；加州州长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宣布，2007年1月29日是加州的弗里德曼日，数个城市和乡镇也这么做。《华尔街日报》的标题则浓缩成这样一句简洁的颂词：“自由人”（Freedom Man）。
本书将挑战这个官方故事的核心和最细心呵护的申言——解除管制的资本主义胜利是从自由中诞生，放任的自由市场能与民主政治携手而行。相反，我将证明这种原教旨资本主义，总是由最残暴的压制所接生，施加于国家，也施加在无数个人身上。当代自由市场的历史——更正确地说是政商财团主义的崛起——是在休克中写下的。
情势岌岌可危。政商财团的联盟正在征服其最后的边疆：阿拉伯世界封闭的石油经济体，以及西方经济体中长期未受营利模式入侵的部门——包括对灾难的应变和建立军备。他们在国内或国外推行私有化这些基本机能时，甚至已不再虚伪地征求公众同意，因此未来将需要更激烈的暴力和更大的灾难，才能达成他们的目标。由于休克与危机扮演的决定性角色，在自由市场崛起的官方记录中被彻底抹除，因而在伊拉克和新奥尔良所展现的极端手法，往往被误解为布什政府特有的无能或亲信政治。事实上，布什的事迹代表的，正是五十年来企业解放运动穷凶极恶的暴力和发展的最高潮。
任何人尝试以意识形态来解释他们追随者的罪行，都必须极其审慎，我们很容易指控意见不同的人不只是错误，而且是极权专制、法西斯、集体屠杀。但同样重要的是，一些危害公众的意识形态我们也必须指认出来。这些封闭、原教旨主义的教条无法与其他信仰体系共存；它们的追随者痛恨多元，并且要求绝对的自由以实行其完美的制度。世界的现况必须加以铲除，让位给他们纯正的创见。这种逻辑源自圣经中洪水与大火的幻想，不可避免地会导向暴力。这种意识形态渴望不可能的空白石板，只能靠某种大动乱来达成，因此是危险的意识形态。
通常只有极端宗教的和激进的理念系统，会想要铲除整个种族和文化，以便达成一个净化的新世界。但自从苏联崩溃后，一股强大的集体力量急于清算以共产主义之名所犯的滔天罪行。当苏联的信息密室被打破后，研究人员清点人为的饥馑、劳改营和暗杀造成的死亡人数。这个过程激起举世的热烈辩论，想探究有多少暴行是出于意识形态，有多少则是斯大林、齐奥塞斯库和波尔布特的信徒扭曲的结果。
“正是共产主义的本质所施加的集体镇压，制造出一种国家支持的恐怖统治。”引发广泛争议的《共产主义黑皮书》（Black Book of Communism）共同作者柯尔特斯（Stephane Courtois）写道，“意识形态本身就没有罪责吗？”当然有。并不是像部分人见猎心喜宣称的，所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本来就主张消灭异己，而是一种教条、极权、蔑视多元的共产主义诠释，才导致斯大林整肃异己。极权共产主义已经（而且应该）因为这些真实世界的实验而永远染上污点。
但这支想解放世界市场的当代十字军又如何？为了维护政商财团体制而发动的政变、战争和屠杀，从未被视为资本主义的罪行，而是被当成狂热独裁者的激进做法、冷战的局部冲突，以及现在的反恐战争，所以被轻轻带过。政商财团主义经济模式最坚定的反对者，都被有计划地消灭，不管在70年代的阿根廷或今日的伊拉克；镇压也被解释成对抗共产主义或恐怖主义的肮脏战争的一部分——从未被视为推动纯粹资本主义的斗争。
我不是说所有形式的市场体制与生俱来都是暴力的，很可能有一种市场导向的经济不需要这种暴力，也不要求意识形态的纯粹。消费性产品的自由市场能够和免费公共医疗、公共学校，或者国家拥有的主要经济部门如国营石油公司共存共荣。同样可能的是，要求大企业支付合宜的工资，尊重员工组织工会的权利，以及政府借课税和重分配财富，以降低政商财团国家明显的高度不平等。市场不需要走原教旨路线。
凯恩斯在大萧条后主张的正是这种混合性的管制经济，那是公共政策的一场革命，造就了新政（New Deal）和遍及世界各国的类似转变。弗里德曼的反革命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想拆解的，就是这种妥协、克制和平衡的体制。从这个观点看，芝加哥学派的资本主义，确实与其他危险的意识形态有共同的特质：渴望追求不可能达到的纯粹，企盼可以重建社会模型的空白石板。
这种渴望想获得神造万物般的力量，就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对危机和灾难如此感兴趣的原因。寻常的现实世界不合他们野心勃勃的口味。过去三十五年来，激励着弗里德曼的反革命思想的，是某种唯有在社会剧变时期才有可能实现的自由和可能——此时，人民随同他们顽固的习气和坚定的要求一起被一扫而空——在那些民主政治遥不可及的时刻。
休克主义的信徒深信，只有大断裂，譬如一场大洪水、战争、恐怖攻击，才能创造他们渴望的巨大而干净的画布。只有在这种最有可塑性的时刻，当我们心理上无所依靠时，这些敢于大冒险的艺术家，便开始他们重造世界的工作。
第一章 酷刑实验室
卡梅伦、中情局以及抹除与重建人类心智的疯狂追求
他们的心智就像一块空白石板，可以让我们在上面书写。
——肯尼迪医生（Dr. Cyril J. C. Kennedy）及安谢尔医
生（Dr. David Anchel），1948年谈及电击治疗的好处
我到屠宰场观察所谓的“电气屠宰”，看到那些肉猪的头在两侧被巨大的钳子夹住，钳子则接通电流（125伏特）。猪一旦被钳子夹住，立即陷于昏迷、全身僵直，经过几秒钟，它们便不自主地颤抖，和我们实验用的狗一样。在失去意识（癫痫昏迷）的片刻，屠夫便可毫无困难地戳刺它们放血。
——塞德提（Ugo Certetti），精神病学家，
1954年描述他如何“发明”电击治疗。
“我已经不接受新闻记者访问了。”电话那头那个紧绷的声音说，然后一扇小窗打开来，“你想要什么？”
我想我大概只有20秒钟可以说明我的目的，这可不容易。我该怎么向卡斯特纳（Gail Kastner）解释我找上她的整个过程？
如果我照实说，听起来会很怪异：“我正在写一本有关休克的书。有关国家如何遭受战争、恐怖攻击、军事政变和天灾的打击。还有这些国家如何再次遭到打击——企业和政治人物如何利用第一次打击带来的恐惧与迷失，强行推动经济休克疗法。必要的话，如果有人敢于抗拒这种休克政策，就再进行第三次打击——由警察、军人和监狱的审问者执行。我想和你谈，是因为我猜想你是遭受最多休克的存活者之一，你是中央情报局电击休克和其他‘特殊审问技巧’秘密实验的少数幸存者。除此之外，我也有理由相信，1950年代在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对你做的研究，现在被应用在关塔那摩湾和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的囚犯身上。”
不行，我绝对不能这么说。所以我只好说：“我最近走访伊拉克，我想了解酷刑在那里扮演的角色。我们听说刑讯是为了搜集信息，但我想应该不只如此——我想酷刑也跟想建立一个模范国家有关，目的是想抹除人的想法，然后重新塑造他们。”
经过好长的沉默，回答的是不同的语气，还是很紧绷，但……松了一口气：“你刚才说的，就是中情局和卡梅伦（Ewen Cameron）对我做的事。他们想抹除并重造我。不过这套不管用。”
不到24小时后，我在蒙特利尔敲响了卡斯特纳森冷老旧的公寓大门。“门开着。”一个几乎难以辨认的声音说。卡斯特纳告诉我，她不锁门是因为她站起来很吃力。她背脊下部的小骨折因为关节炎而愈来愈疼痛。她的背痛总是提醒她，她大脑额叶遭受过63次150到200伏特的电击，电击时她的身体猛烈地在桌上抽搐，导致骨折、扭伤、嘴唇流血和牙齿断裂。
卡斯特纳在一张丝绒斜躺椅上接待我，后来我知道它可以调整20种角度，而且她不断调整它，像摄影师尝试寻找焦点一样。就在这张躺椅上，她日日夜夜寻找舒适的姿势，尝试避免睡着和陷入她所称的“我的电击梦”。那是她会见“他”的时刻：那位作古多时的卡梅伦医生，在许多年前对她施以电击和其他酷刑的精神病医生。“昨天晚上那位有名的禽兽两度来看我，”我一走进屋里，她就说，“我不想让你感到自责，但那是因为你突然打电话来，问了那些问题。”
我马上想到我的造访很可能对她不公平。当我扫视公寓并发现自己没有容身的地方，这种感觉随之加深。屋里处处堆满高叠的纸张和书籍，歪斜欲倒但显然有某种秩序，书籍都以黄色的纸签标示。卡斯特纳指示我到室内唯一空出来的地方，是一张我没注意到的木椅，但当我要求放置录音机的4英寸空间时，她显然有点惊慌。她躺椅边那张小茶几绝不可能：上面已放了约20个空香烟盒，马汀牌（Matinee）中等浓度的，堆栈成完美的金字塔形。（卡斯特纳曾在电话中警告我她是老烟枪：“抱歉，我会抽烟。而且吃东西的习惯很糟。我又肥又抽烟。我希望你受得了。”）看起来好像卡斯特纳把烟盒内面都涂成黑色，但仔细看，我发现那实际上是很密很小的手写字迹：名字、号码，几千个字。
那一整天我们谈话的时候，卡斯特纳不时倾身在一张纸片或一个香烟盒上写东西——“写给我自己的笔记，”她解释说，“否则我绝对记不住。”对卡斯特纳来说，这堆杂乱无章的纸与香烟盒，不只是异于寻常的档案系统，而是她的记忆。
在她整个成年后的人生，卡斯特纳的心智老是不听使唤；事实很快就忘得精光，如果还有存留的记忆（许多已不复存在），也都像散落各处的残简断篇。有时候她会很清楚记住某件事——她所说的“记忆碎片”——但当问她发生的日期时，误差可能长达20年。“在1968年，”她会说，“不，是1983年。”所以她留下记录，保存所有东西，证明她的生活确实发生过。刚开始她会为这种混乱道歉，但后来她说：“是他造成的！这栋公寓就是酷刑的一部分！”
多年来，卡斯特纳对自己缺乏记忆和其他特殊的行为感到十分迷惑。例如，她不知道为什么车库门控制器的一次小触电，会引发她失控的惊恐，或为什么当她拔吹风机插头时手会颤抖。尤其是她无法了解自己可以记住成年生活的大部分事件，但快二十岁时的记忆却一片空白。当她遇见有人宣称从小就认识她，她会说：“‘我知道你是谁，但我想不起来。’我假装这么说。”
卡斯特纳猜想那是她整个心智健康出了问题。她二十几岁和三十几岁时，曾深受抑郁和服药成瘾之苦，有时候陷入严重的崩溃，不得不进医院和昏迷不醒。这些事件导致家人与她脱离关系，让她孤寂而走投无路，只能靠在杂货店外翻寻垃圾箱勉强度日。
一些迹象也透露，更早之前曾发生更严重的创伤。在家人切断跟她的关系前，卡斯特纳的孪生姊妹洁拉（Zella）曾为必须照顾重病缠身的卡斯特纳而彼此争吵。“你不知道我吃了多少苦，”洁拉会说，“你会在客厅地板上尿尿，还会吸拇指，说儿语，还会抢我宝宝的奶瓶。我简直忍无可忍！”卡斯特纳完全不知道她姊妹为什么指控她。在地板上尿尿？抢她外甥的奶瓶？她不记得做过这么奇怪的事。
在四十几岁后半段，卡斯特纳与一位叫雅各布（Jacob）的男人发展关系，她形容他是她的灵魂伴侣。雅各布是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的幸存者，他也对丧失记忆和迷失感到疑惑。对十几年前去世的雅各布来说，卡斯特纳无法解释的失落岁月特别让他感到困扰。“一定有原因，”谈到她生命中的空白时，他会说，“这其中一定有原因。”
1992年，卡斯特纳和雅各布刚好经过一个卖报摊，看到一行斗大的标题写着：“洗脑实验：受害者获补偿。”卡斯特纳开始浏览文章，几个词句立即跃然而出：“儿语”、“记忆丧失”、“大小便失禁”。“我说：‘雅各布，买下这份报纸。’”两人就坐在附近一家咖啡馆，阅读这篇令人难以置信的报道，内容是1950年代美国中情局如何资助一位蒙特利尔的医生，对他的精神病患者进行怪异的实验，让他们一连数周睡觉，并加以隔离，然后施以高剂量的电击和实验药物，包括会产生幻觉的麦角酸二乙酰胺（LSD），以及俗称天使尘的苯环利定（PCP）。这些实验会让患者退化到会说话前的婴儿状态，进行的场所是在麦吉尔大学的亚伦纪念研究所（Allan Memorial Institute），由卡梅伦主持。中情局对卡梅伦的资助在70年代末期因为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的规定而被揭露，引起美国参议院举行听证会。九名卡梅伦的前患者一起控告中情局和加拿大政府，后者也资助卡梅伦的研究。在冗长的审判过程中，患者的律师主张那些实验违背所有的医疗道德标准。患者因为轻微的精神病症向卡梅伦求助，像是产后抑郁、焦虑，甚至寻求处理婚姻难题，却在未获告知或许可下遭到利用，就像人类版的白老鼠般，以满足中情局寻找控制人类心智方法的狂热。到1988年，中情局提出和解，给九位原告总共75万美元的损害赔偿——在当时这是该局历来金额最高的和解案。四年后，加拿大政府也同意支付每位参与实验的患者10万美元赔偿。
卡梅伦不但在发展当代美国刑讯技巧上扮演核心角色，他的实验也提供绝无仅有的机会，让世人一窥灾难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相信只有大规模灾难（一场大毁灭）可以为“改革”铺路，卡梅伦和他们一样，认为借由对人脑施加一连串打击，可以摧毁和抹除有缺陷的心智，然后在一片虚幻的空白石板上重建新的人格。
卡斯特纳多年来依稀记得一则牵涉中情局和麦吉尔大学的报道，但她并未多加注意，因为她与亚伦纪念研究所从来没有任何瓜葛。但现在，和雅各布坐在一起，她专心看那些前患者叙述他们的生活——丧失记忆、心理退化。“当时我意识到这些人一定经历和我一样的事。我说：‘雅各布，这其中一定有原因。’”
休克工厂
卡斯特纳写信给亚伦研究所，要求看她的病历档案。起初她被告知他们没有她的档案，后来她终于拿到数据，总共183页。让她住院的医生正是卡梅伦。
卡斯特纳病历里的信件、笔记与图表诉说了一则辛酸的故事，有关50年代一位任人宰割的少女，也有关政府和医生如何滥用权力。档案开始是卡梅伦医生批准卡斯特纳入院的评估：她是麦吉尔大学护理系学生，课业成绩优异，卡梅伦形容为“一位到目前为止相当平衡的人”。不过，她有焦虑的问题，据卡梅伦的记述，原因是她暴虐的父亲，一位“极度激动”的人，对他女儿“不断施以心理攻击”。
在初期的记述中，护士似乎很喜欢卡斯特纳；她拿所学的护理跟她们攀关系，她们则描述她“愉快”、“有人缘”和“爱干净”。但在她断续受到她们照顾的数个月期间，卡斯特纳出现急剧的人格转变，这一切都巨细靡遗记录在档案中：经过几周后，她“显露出孩子气的行为，表达奇怪的念头，而且显然有幻觉和破坏性”。笔记中记载，这位聪慧的年轻女性现在只能数到六；然后她也变得“好操纵、充满敌意、极具侵略性”；然后变得被动和漠不关心，无法辨识她的家人。她最后的诊断是“精神分裂……有明显的歇斯底里特征”——远比她刚住院时的“焦虑”严重。
这些转变无疑跟记录在卡斯特纳病历上的治疗有关：以高剂量的胰岛素诱发多重昏迷；怪异的兴奋剂与镇静剂混用；长期让她保持在药物诱发的睡眠状态；施以八倍于当时标准次数的电击。
护士常把卡斯特纳经常想挣脱医生记录为：“尝试想逃出去……宣称受到恶劣对待……在注射后拒绝接受电击休克疗法（ECT）。”这些抱怨一再被当作理由，用来再度送她进卡梅伦的下级同僚所称的“休克工厂”。
追求空白
仔细读过数次她的病历后，卡斯特纳开始变成挖掘自己过往人生的考古学家，她搜集并研究一切可能解释她在医院遭受待遇的线索。她得知卡梅伦是一位苏格兰裔美国人，曾是专业领域的顶尖人物，担任过加拿大精神医学协会（CPA）主席，以及世界精神医学协会（WPA）主席。在1945年，他是纽伦堡大审中测试战犯赫斯（Rudolf Hess）精神状态的三位美国精神医学家之一。
卡斯特纳展开她的调查时，卡梅伦早已作古，但他留下数十篇学术论文和演讲集。几本已出版的书籍也写到中情局资助心智控制实验，其中包括许多卡梅伦与中情局关系的详情。卡斯特纳全都细加研读，记下有关的章节，编制时间顺序，并与她自己病历上的日期交叉核对。她慢慢发现，到1950年代初期，卡梅伦已拒绝采用“谈话治疗”这种弗洛伊德派的标准方法，转而开始尝试发掘心理疾病的“根本原因”。他的野心不在于修补或治疗患者，而是用他发明的所谓“心理驱力”（psychic driving）方法重新创造他们。
根据他当时出版的论文，他认为要教导患者健康新行为，唯一的方法是进入他们的心智，并“打破旧的病态模式”。第一步的“去模式”有一个惊人的目标：让心智回复到本来的状态，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块写字板，上面尚未写上任何东西”，亦即一块“空白石板”（tabula rasa）。卡梅伦相信，他可以用各种已知可干扰大脑正常功能的方法来攻击大脑，借以让大脑达到这种状态，而且立即就能达到。这是一种对心智的“震慑”战争。
到1940年代末，电击愈来愈受欧洲和北美精神医生欢迎，它造成的永久性伤害比脑前额叶切断手术小，而且似乎效果不错：歇斯底里患者经常可以安静下来，在某些情况下，电击似乎能让人头脑更清晰。但这些都只是观察，而且即使是发展这种技术的医生，也无法提供它如何运作的科学解释。
不过，他们都知道电击的副作用。ECT显然会导致记忆丧失症，这也是患者最常抱怨的副作用。其他与记忆丧失息息相关、且被广泛提出的副作用是退化。在数十项临床研究中，医生记录了治疗后的立即效应，说患者吸吮自己的拇指，蜷缩成胎儿的姿势，需要以汤匙喂食，并哭着要找妈妈（经常把医生和护士误认为父母）。这些行为通常很快消失，但在某些例子中，在施以高剂量的电击后，医生报告说他们的患者出现完全退化，忘记如何走路和说话。经济学家赖斯（Marilyn Rice）在70年代中期，带领一个反对ECT的患者权利运动，她生动描述电击治疗如何抹除她的记忆以及她所受的大部分教育。“现在我知道夏娃的感受了，她以成人的样子被从某个人的肋骨创造出来，过去的历史一片空白。我感觉像夏娃一样空洞。”
对赖斯和其他人来说，这种空洞代表无可补偿的丧失。但另一方面，卡梅伦从这个空洞看进去，却看到别的东西：一张空白石板，没有任何恶习，可以写进新模式。对他来说，密集的ECT造成的“记忆大量丧失”并非不幸的副作用，而是疗程中不可或缺的重点，是把患者带回发展早期阶段的关键，回到“精神分裂思想与行为出现之前久远的时候”。就像支持战争的鹰派人士喊着要把一些国家“炸回石器时代”，卡梅伦视休克疗法为将患者轰炸回婴儿期、让他们完全退化的手段。在1962年的论文，他叙述自己想把卡斯特纳这类患者带回的状态，他说：“不只是空间与时间的意象丧失，而是所有应该出现的感觉都消失。在这个阶段，患者可能展现许多其他现象，例如第二语言的能力或对自己婚姻状态的了解全都丧失。在更进阶的状态中，他可能无法不靠支撑走路或自己进食，他也可能大小便失禁……记忆功能的各方面都严重受到干扰。”
为了帮他的患者“去模式”，卡梅伦使用一种相当新的装置叫“佩奇-罗素”（Page-Russell），可以施予患者连续六次电击，而非只能一次。他对患者似乎仍紧抱残余的人格感到懊恼，于是进一步以兴奋剂、镇静剂和致幻药物使他们迷失：氯丙嗪（chlorpromazine）、巴比妥酸盐（barbiturates）、安密妥钠（sodium amytal）、一氧化二氮（nitrous oxide）、甲基苯丙胺（desoxyn）、西康纳（Seconal）、宁必妥（Nembutal）、佛罗拿（Veronal）、美力康（Melicone）、索拉辛（Thorazine）、拉加克泰（largactil）和胰岛素。卡梅伦在1956年的论文里写道，这些药物“可以去除他（患者）的抑制，降低他的防卫”。
一旦“完全去模式”达成后，早期的人格已被抹除得差不多，心理驱力法就能开始进行。方法包括卡梅伦放录音带给患者听，内容类似“你是一位好母亲和好妻子，大家都喜欢跟你在一起”。身为行为学家，他相信如果能让患者吸收录音带上的信息，他们就会开始产生不同的行为。
等患者被电击、服药到近乎植物人的状态，他们除了听信息以外，已毫无抵抗能力——连续数周每天听16到20小时；在一个病例中，卡梅伦连续播放101天的录音带。
在50年代中期，数名中情局的研究人员对卡梅伦的方法产生兴趣。当时正是冷战狂热潮的开始，中情局刚开始进行一项秘密计划，目的是发展“特殊审讯技巧”。一份中情局的机密备忘录解释说，这项计划“检验并调查无数不寻常的审讯技巧，包括心理骚扰和‘完全隔离’等方法”，以及“使用药物和化学物质”。计划代号一开始叫蓝鸟计划（Bluebird），然后改为朝鲜蓟计划（Artichoke），到1953年改名为MK-Ultra。在紧接的十年，MK-Ultra将支出2500万美元研究经费，试图找出新方法，来让被怀疑是共产党员和双面间谍的人招供。有80个机构参与这个计划，包括44所大学和12所医院。
涉入的人员对如何强迫不合作者招供提出各种创意，问题是必须找出测试这些创意的方法。蓝鸟计划和朝鲜蓟计划的头几年，有点类似悲喜剧间谍片会有的剧情，剧里中情局的干员互相催眠，偷偷把迷幻药掺进同僚的饮料，想看会发生什么情况（其中至少有一个例子以自杀收场）——当然也对疑似苏联间谍者施以酷刑。
那些测试多半不像严肃的研究，反而像要命的大学兄弟会恶作剧，结果并未提供中情局想要的科学实证。要达到这个目标，中情局需要为数众多的人类测试对象。他们数度想进行这样的试验，但风险很高：如果中情局在美国本土测试危险药物的消息走漏，整个计划可能遭关闭。这就是中情局对加拿大研究人员感兴趣的缘由。这层关系可追溯到1951年6月1日，情报局与学术界在蒙特利尔的丽池卡登饭店（Ritz-Carlton Hotel）举行三方国际会议。会议主题是，西方情报圈愈来愈担心，共产党似乎已发现如何为战犯“洗脑”的方法。证据就是在韩国遭俘虏的美国大兵被安排在摄影机前，似乎满心情愿地谴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根据解密的记录，丽池会议的出席者——加拿大国防研究局局长苏兰德（Omond Solandt）、英国国际研究政策委员会主席提萨德（Henry Tizard）爵士，以及中情局的两位代表——都相信西方强权必须赶快弄清楚，共产党如何取得那些不同寻常的自白。目标既定，第一步是进行“具体案例的临床研究”，以了解洗脑可能运作的方式。这项研究明文的目的不是西方强权应开始对犯人使用心智控制，而是要让西方士兵做好准备，以因应万一被俘虏时可能面对的胁迫技巧。
中情局的兴趣当然不只如此。然而因为不久前才遭揭露的纳粹酷刑引发举世谴责，所以即使在像丽池这种闭门会议，参与的情报单位也不可能公开承认对发展另类审讯方法感兴趣。
丽池会议的参与者之一，是麦吉尔大学心理系主任赫布（Donald Hebb）博士。据解密的记录，赫布尝试解开美国大兵自白的谜团，他猜测共产党可能把犯人置于密集的隔离，阻绝感官的输入，借以操纵他们。情报首长大感兴趣，三个月后赫布便取得加拿大国防部的研究经费，用来研究一连串列为机密的感官剥夺实验。赫布支付63名麦吉尔大学的学生每天20美元，把他们隔离在房间里，戴上深色护目镜，用耳机播放白噪声（white noise），并以厚纸管包覆他们手臂和手掌，以便干扰他们的触觉。这些学生一连数天飘浮在虚无中，他们的眼睛、耳朵和手无法提供方向感，生活在他们愈来愈鲜明的想象中。为了看这种剥夺是否让他们更容易接受“洗脑”，赫布接着开始播放谈论鬼魂存在或科学骗人的录音带——?一些在实验开始前学生表示无法接受的观念。
赫布的发现记录在一份机密报告里，加拿大国防研究局在这份报告的结论上说，感官剥夺显然会导致受测的学生极度困惑和产生幻觉，以致“在知觉剥夺期间和刚结束时，暂时大幅降低智力”。此外，由于学生渴望刺激，使他们出奇地易于接受录音带上播放的观念，而且有几位在实验结束后，对玄秘观念的兴趣仍持续数周之久。似乎感官剥夺造成的困惑抹除了他们心智的一部分，接着感官刺激重写了他们的心智模式。
赫布的主要研究记录有一份拷贝本被送到中情局，另有41份送到美国海军，42份给美国陆军。中情局也透过赫布的学生研究员鲍德温（Maitland Baldwin）监视研究的发现，他在赫布不知情下向中情局报告。如此热切的兴趣并不令人意外：至少赫布证明了，彻底的隔离会干扰思考能力，使人更易于接受暗示——这对审讯者而言是无价的发现。赫布后来发现他的研究具有庞大的潜力，不只能用于保护被俘虏的士兵避免被“洗脑”，也是某种心理刑讯的技术指南。赫布在1985年去世前接受的最后一次访问中说：“在向国防研究局报告时，我们很清楚描述的是可怕的审讯技术。”
赫布的报告指出，四个实验对象“不约而同表示，处在实验环境下是一种酷刑”，这意味着强迫他们忍耐超过极限（二至三天）显然已违背医疗道德。赫布深知实验受到这方面的限制，他在报告中写道，无法得出“明确的结果”，因为“不可能强迫实验对象处在知觉隔离状态30到60天”。
对赫布不可能，但对他在麦吉尔大学的同僚和学界的劲敌卡梅伦，却完全可能。（赫布后来顾不得学者修养，形容卡梅伦“像罪犯般愚蠢”。）卡梅伦已经说服自己，激烈摧毁患者的心智是通往他们心智健康必要的第一步，因此并不违背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誓言。至于征求同意方面，他的患者完全任凭他处置；标准的同意书格式赋予卡梅伦绝对的治疗权力，甚至包括施行完全的脑前额叶切开手术。
虽然卡梅伦与中情局已经往来多年，但直到1957年他才获得中情局第一笔经费，是透过一家叫人类生态研究学会的空壳组织支付。当中情局的钱涌进后，亚伦纪念研究所马上变得不再像一所医院，反而更像死亡监狱。
第一个改变是电击剂量大幅提高。发明备受争议的佩奇-罗素电击器的两位精神病医生，曾建议每位病人治疗四次，总共电击次数为24次。卡梅伦开始时让他的患者每天使用这部机器两次，连续30天，电击总次数达到惊人的每位患者360次——远超过他早期病人接受的次数，例如卡斯特纳。除了已经开给患者琳琅满目的药外，他还增加更多实验性的改变心智药物，尤其是中情局最感兴趣的LSD和PCP。
他也为抹除心智的弹药库增添其他武器：剥夺感觉和延迟睡眠。他宣称这两种方法双管齐下，可以进一步“降低个人防卫”，使患者更容易接受录音带中的信息。中情局的金援一到，卡梅伦就用援款把医院后面的旧马房改装成隔离间。他也精心计划重修地下室，增辟一间他称为隔离室的房间。他把房间完全隔音，在里面播放白噪声，隔绝光线，让患者戴上黑色护目镜和“橡胶耳塞”，并以纸管套住患者的手和手臂，目的就像卡梅伦在1956年的论文中说的，“避免他碰触身体——借以干扰他的自我印象”。但赫布的学生只忍受数天的知觉剥夺就得以脱困，卡梅伦却让他的患者承受数周之久，其中一位被关在隔离间整整35天。
卡梅伦进一步在所谓的睡眠室隔绝患者的知觉，他们每天有20到22小时处在药物所致的睡梦中，护士每两个小时为他们翻身以避免褥疮，只在吃东西和上厕所时被弄醒。患者被保持在这种状态15到30天，但卡梅伦报告说：“部分患者曾被施以连续65天睡眠治疗。”医院员工受指示不许患者说话，而且不得告诉他们已在房间待多久。为了确保没有人从这种梦魇脱逃，卡梅伦给一群患者小剂量有麻痹作用的箭毒素（Curare），实际上等于把他们囚禁在自己身体的牢笼。
卡梅伦在1960年的论文中说，有“两大因素”能让人维持“时间感和空间感”——换句话说，让我知道我们在哪里和我们是谁。这两大因素是“我们持续不断的感官输入，以及我们的记忆”。卡梅伦用电击来抑制记忆；用隔离间来抑制感官输入。他决心强迫患者完全丧失他们对时间与空间的感觉。卡梅伦相信有些患者会根据进食来判断一天的时间，因此下令厨房改变进食的时间和食物，早餐供应汤，晚餐则供应麦片粥。“改变用餐间隔和菜色，使预期的时间产生混淆，我们就能打破这种结构。”卡梅伦得意洋洋地说。然而他发现即使他已想尽办法，有一位患者仍然与外界世界保持联系，方法是注意每天上午九时飞越医院上空的飞机，发出“极轻微的轰隆声”。
对熟悉酷刑幸存者证词的人来说，这些细节听来令人心痛。当那些囚犯被问及他们如何度过数个月或数年的隔离与残暴对待时，往往提到听见远方教堂的钟声，或清真寺呼唤信徒祈祷，或儿童在附近公园嬉戏的声音。当生活被限缩到只剩囚房的四面墙壁时，这些外界声响的节奏便成了某种救生索，证明囚犯还是人，而在折磨之外仍有一个世界。“我听到四次外面的小鸟在日出时的鸣叫，所以我知道过了四天。”一位当年乌拉圭独裁统治的幸存者，在回忆遭到极为暴虐的刑讯时说。亚伦纪念研究所地下室那位身份不明的女士在一片阒暗中，在药物和电击的影响下，仍竭力倾听飞机的引擎声；她并非医生照顾下的患者，而是被刻意囚禁以施行酷刑的犯人。
有数项强力的证据，显示卡梅伦很清楚他在模拟酷刑的情境。身为坚定的反共分子，他乐此不疲地把他的患者当成冷战的一部分。1955年在接受一家流行杂志的访问中，他公开比较他的患者和面对审讯的战俘，说他们“像共产党的战俘，往往会抗拒治疗，因此必须打破抗拒”。一年后，他写道，去模式的目的在于“真正‘消耗’防卫”，并且指出“这就像瓦解接受持续审问的个人”。到1960年，卡梅伦已开始演说他的知觉剥夺研究，不只是对其他精神病学家演说，也对军方的听众演说。在德州布鲁克斯空军基地（Brooks Air Force Base）发表的谈话中，他没有说自己在治疗精神分裂症，反而承认知觉剥夺“制造了精神分裂的初期症状”——幻觉、极度焦虑，还有与现实世界脱节。在这场演说的笔记中，他提到知觉剥夺后施以“输入超载”（input-overload），指的是他采用的电击和不断反复播放录音带——同时也预告了一种即将诞生的审讯技术。
中情局资助卡梅伦的研究直到1961年，之后许多年美国政府如何利用他的研究，外界并不清楚。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情局资助这些实验的证据终于在参议院的听证会曝光，患者也对中情局提出史无前例的集体诉讼，但新闻界和国会议员往往倾向接受中情局的说辞：中情局是在进行洗脑技术研究，为的是保护被俘虏的美国士兵。新闻界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政府资助迷幻药经验的耸动细节。事实上，最大的丑闻是，中情局和卡梅伦轻率而毫无道理地，以他们的实验撕碎许多人的生活——那些研究似乎一无用处：当时所有人都已知道，洗脑只是冷战时期的迷思。中情局本身就鼓励这种说法，宁可被嘲笑是迷信科幻小说的小丑，而不愿张扬资助一家声名卓著的大学进行酷刑实验——而这种避重就轻确实有用。第一位和卡梅伦搭上线的中情局精神病学家吉廷杰（John Gittinger），被迫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作证时，说资助卡梅伦是“一个愚蠢的错误……一个可怕的错误”。当听证会要MK-Ultra计划前主持人戈特利布（Sidney Gottlieb）解释，为什么他下令销毁这个2500万美元计划的所有档案时，他回答“MK-Ultra计划未能为中情局带来任何真正有价值的结果”。在80年代MK-Ultra计划曝光时，主流媒体报道与著作的调查，都一致把这些实验描述为“心智控制”和“洗脑”。“酷刑”这个词从未被用过。
目录
引言空白之美 抹除和重建世界的三十年 / 001
第一篇两类医生的休克研究和开发
第一章 酷刑实验室 卡梅伦、中情局以及抹除与重建人类心智的疯狂追求 / 021
第二章 另一类医生的休克044
第二篇初次测试 诞生的阵痛
第三章 休克状态 反革命血腥的诞生 / 067
第四章 清洗石板 恐怖的效用 / 088
第五章 “完全无关” 如何清洗意识形态的罪恶 / 104
第三篇苟延的民主 法律制成的炸弹
第六章 因战争而获救 撒切尔主义与有用的敌人 / 117
第七章 新休克医生 经济战争取代独裁统治 / 127
第八章 危机的用处 休克治疗的包装 / 139
第四篇迷失在转型中 当我们哭泣，当我们战栗，当我们跳舞
第九章 捍拒历史 波兰危机 / 155
第十章 锁链下诞生的民主 南非被捆绑的自由 / 168
第十一章 一个年轻民主国家的篝火 俄罗斯选择“皮诺切特选项” / 189
第十二章 资本家本色 俄罗斯与野蛮市场的新时代 / 214
第十三章 让它烧 劫掠亚洲与“第二道柏林围墙倒塌” / 229
第五篇休克时代 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崛起
第十四章 美国的休克治疗 国土安全泡沫 / 247
第十五章 政商财团制国家 拆除旋转门，铺好阳关道 / 271
第六篇伊拉克的完整循环 过度休克
第十六章 消灭伊拉克 寻找中东“模范” / 289
第十七章 意识形态的反弹 真正的资本家灾难 / 304
第十八章 完整的循环 从空白的石板到烧焦的大地 / 323
第七篇移动的绿区 缓冲区与防爆墙
第十九章 净滩 “第二次大海啸” / 347
第二十章 灾难总是欺负可怜人 绿区与红区构成的世界 / 367
第二十一章 和平的诱因消失 以色列的警讯 / 384
结论休克力量消退 人民重建兴起 / 4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