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作家唐仪天在自家的地里留影。
林俐/文 唐仪天说他享受在田地里干活时独处的时光。
当他手里拿着锄头，条件反射般地翻动着土地，头被大太阳晒得热乎乎时，头脑似乎也特别活跃，常常会蹦出下一个要写的散文题材。人在田地里，但思绪有时候却绑在家里书桌上还未完稿的文章上。
近年来，中国文坛上出现了这么一个群体——农民出身，扎根于农村，书写乡土情结浓郁的农民作家群。
来自民勤县五坝村，今年46岁的唐仪天，就是这么一个一手拿锄头，一手执笔的农民作家。过去20年来，围绕着民勤农村生活的题材，他写了无数篇散文，期间，也获过奖，拿过奖金，但他很清楚，写作不是赖以为生的职业。
“我写的就是我的生活，反映农民日常生活中都想些啥，愁啥，让人了解农民的苦。”农民这个身份是他的创作泉源，脱离了这个身份，也许会让他的文字失去了附体而变得空洞无力。
他的女人却说他写的东西太“驴”；在民勤话里，“驴”指的是下流、流氓式的作风，因为唐仪天的文章里时而会出现一些比较露骨的情感描写。
“我老婆不反对我写作，但偶尔也会抱怨，说我不专心种庄稼。”听唐仪天这么一说，倒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农民张焕财，那个天天拿着摄像机在山西村庄里拍纪录片而被老婆数落为“不安分”的农民。
他们的“不安分”都来自于追求更充实的生活，不安于只是天天翻土地，最后又给土地给翻（埋）了。
“不安分”的意识，也和中国农村近年来的发展有关——农民基本生活条件有所改善，温饱基本解决后，有了更多的欲望；而交通通讯等基础建设，打开了通向外界的窗口，让村民们感觉没有那么闭塞的同时，也有了比较，开始下意识地，想对城乡之间的资源分配和贫富差距，发出扎根于农村自己的声音。
唐仪天家里书桌上放着还未完成的文章手稿。
两个互不相识的农民——唐仪天和张焕财，都这样解读自己文艺创作的动机：“想通过我的作品，让其他人了解到农民的苦。”
为什么都是“苦”呢？难道田园生活没有快乐吗？我禁不住地问道。
唐仪天愣了一会儿，回答道：“也有写生活中简单的快乐。”然后他点上一根烟，思索了一下，继续说道，回过头来看中国千百年来的农耕社会，会发现较多的悲情元素，也许和绑定在一片土地上，靠天吃饭却天灾人祸连连有关。
“不觉得农耕社会，相比游牧社会，少了点欢愉的音乐舞蹈吗？” 我问他。
他说听听埙和葫芦丝吹出来的调调，呜吟着像哭泣一般；二胡拉出来的曲调也是悲凉的。反观游牧民族，心胸开敞得像他们遨游的草原一般辽阔，嘹亮的歌声，豪放带劲的舞步，似乎充满着乐观。
农民的生活，固定在一个区域内，有点被动——土好、水好，收成就好。而民勤近年来面临严峻的沙漠化问题，水源不足，政府努力控制农耕面积和供水，限制每户农民，只能按一口人2.5亩地的标准种庄稼，也因此限制了农民的创收。
唐仪天一家五口人——自己，老婆，两个孩子，父亲；种地12亩左右，虽然收入达不到小康标准，却也够吃够喝。他个人感觉农民还算是一个不错的职业，他笑言：“有那份工作能够让你上半年忙乎，下半年闲着劲地耍？”
当他不在田地里干活，或不是在麻将桌上快乐并痛苦地搏杀时，他把心思注入到写作上，包括散文和一直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文字里少不了民勤的风沙，辛勤的农民，父辈的故事，村庄的生活面貌…..
会借鉴他人的写作风格吗？都买什么书看？我问。“呵呵，我要有这钱买书，倒不如给老婆买条新裤子。”
“新裤子”好像成了一个代表美好生活的符号。小时候，身为家中老二的他，年年盼着有新裤子可穿，但几乎年年都是接手别人的旧裤子。等到裤子磨得开口子了，就赶时髦地用艳色的碎布料缝成个桃形，心里美滋滋。
唐仪天的父辈留下来的旧照片。
他家里的书，大部分是这些年来，城里的文人朋友们送的。他开始写作，倒不是因为看了多少本书受到了启发，而是小时候，看到文化水平不高的父亲，埋头写信给散落在各地的退役空军同志们。是父亲那伏案的姿势，认真地一笔一划勾出情感思念的文字，感动了唐仪天。
唐仪天念中学时，作文写得不错，高中毕业后开始务农，但通过友人的推荐，被县里文化推广机构邀请到城里开文学研讨会，后来还参与了不少征文活动获奖，作品也陆续地刊登在一些文学期刊上，包括《人民文学》和《西凉文学》。
他的文笔，从青年期的矫情、无病呻吟的感叹、谩骂，逐渐随着岁月返璞归真，老老实实地，不抛经引句，平实坦然地描写着生活中捡拾的智慧。在他的文章里，乡间的一草一木、风、沙、土地等，有着人物化的刻画，人与物时而错位式地交融，时而对立抗衡中共处。
朋友们担心他会因生活压力放弃写作，帮他在武威市作家协会的会费免了，出席文学研讨会的费用也免了，还时不时给他送书。但其实，唐仪天写作的动力，不是搞个作协会员身份，也不图出书挣钱，更单纯的只是不想浪费时间，不想辜负了农民这个职业给予他那么多的农闲档期和独处的思考空间。
唐仪天和7岁大的小儿子，他希望能够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培养孩子对文学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