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丽萍/文 走过酒吧街，发现每一家都支起了投影或巨大的等离子电视，连外设座位都朝圣般地统一面向那片喧嚣的闪光，这是一个属于足球的夏天。搜索一下记忆的存储，发现未曾完整看过任何一场现场的或是转播的足球赛，仿佛有些对不住所谓的世界第一运动。但是，电影中关于足球的片断又慢慢浮现出来，即使不是球迷，你也无法完全回避足球。 

首先是《胜利大逃亡》，当年进入中国时，那时虽然没有大片的概念，但它享受了大片的待遇，院线的安排自不必说，当时最主流电影杂志——《大众电影》也没少介绍它的花絮，但我只记住了有球王贝利的参演，浑然不知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史泰龙。据说正当红的史泰龙左右了影片的走向，他甚至坚持要求自己在影片中要踢进一球，后来导演和其它剧组成员苦苦劝说，因为守门员不能进球（我也是第一次从这里知道的），当然，让他在影片最后扑出关键的点球也实现了史泰龙彻头彻尾的英雄主义梦想。 

《胜利大逃亡》讲述了二战时期，德军的一个战俘营中关押着很多会踢球的盟军俘虏。一天，曾经是足球运动员的一位德国少校向一位战俘——曾经的英格兰国脚科尔比提出让德国队和这里的俘虏队伍踢一场比赛。科尔比考虑到自己和身边的俘虏可以趁比赛之机逃跑，所以答应了德国少校的要求，于是一场立场迥异、实力悬殊的比赛在巴黎的科隆体育场上演了。上半场，德国人在裁判的偏袒下，连进四球，他们粗暴的打法甚至让刘易斯（贝利）不得不受伤下场。但是少一个人的盟军联队反而激发出了斗志，在上半场结束前一分钟扳回了一球。中场休息时，按照原计划，所有人将从更衣室的下水道离开，但是这时刘易斯表示他不愿意走，他相信自己能打败德国人。下半场，当盟军联队把比分扳成4比4平时，最后时刻，断了手的刘易斯一记漂亮的倒钩射门反超比分。可是裁判却判罚给了德国人一个点球，不过这一次，守门员哈奇（史泰龙）神奇地扑出了点球。盟军战俘胜利，全场欢呼，球迷们涌入场内，簇拥着他们的英雄，混乱中盟军战俘们换上法国地下组织提供的衣服，随着巨大的人流冲出了体育场的大门，以英雄般的方式实现了大逃亡。 

体育比赛使战争让路，是源于古希腊的传统，更是源于人类的一个美好愿望。影片中有一个片断，当贝利带伤上场连过数人后，打入一个招牌式的倒钩，把比分追平。全球欢声雷动，而这次比赛的倡导者德国少校也情不自禁地起立鼓掌，让身旁的纳粹军官们目瞪口呆。这一刻，这位少校超越了国籍、政治、信仰、宗教，发自肺腑的对伟大的足球艺术表现出由衷的敬佩。这是影片中激赏人性的一幕。但是，尽管人们会充满世界大同主义精神地呐喊“足球无国境”，但这更多的是从欣赏、喜爱、狂热与激情的角度而言。归跟到底，几乎所有的比赛都是以国别为单位进行的，体现的更多的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体育素质和国民情怀。 

这场在战争中举办的足球赛本身就是在对体育魅力讴歌的同时对体育力量的扭曲。在这里，足球精神、体育精神、国家精神都是两个对立方在不同维度下的理解与演绎。同时，影片要令人信服地处理的一大矛盾是：战俘们为了逃跑而参赛，而当地下抵抗组织已为他们挖好的地道，他们为什么不逃走？ 

所以这就回到片名“胜利大逃亡”，即使是“逃亡”也要用“胜利”来修饰，不是灰头土脸或潜行匿踪式的逃亡，而是要带着战胜者的姿态离开。在战场上，他们已是是失利者，成为俘虏，任纳粹摆布，还要通过陪踢的方式来彰显纳粹的体育荣光。如果他们就此离去，面临的就是双重的失败，在战场、在球场，都成为失败者。而且，无法面对法国数万观众的热情，他们唱着《马赛曲》在期待，期待着在铁蹄奴役下的一种精神上的胜利，他们需要一场比赛来证明另一种力量的存在。 

如果我们看过里芬斯塔尔的《奥林匹亚》，一方面为影片雄浑的气魄所打动，一方面就能理解德国纳粹所希冀的体育荣光。这个希冀与追求，对于盟军也同样。

所以，战俘们从返回赛场的一刻起，每个人都完成了精神的超越，每个人都成了英雄。所谓英雄，就是做了平常人不能为、无法为或不该为之事。 

有些东西，让我们无法转身离去，有些东西，让我们无法顾惜生命。 

正是因为精神气质的胜利，战俘们不再是从地下隧道逃跑，而是在数万群众的簇拥下离去，逃亡而似凯旋。 

写到这里突然想到，如果不是足球，而是其它的什么运动，还会有如此的斗志、激情和期待吗？我们想像一下，如果是花样游泳，如果是高尔夫，英雄们重回赛场会是怎样的情境，估计世界上最好的导演对如何安排场面都会颇费踌躇。所以，足球本身的魅力无法回避。 

但是，我们还是不应该忘记这个故事的真正蓝本，一群乌克兰战俘为了生存，踢败了德国最好的足球队，但迎接他们的不是自由，而是屠杀。虽然死亡是终局，但是走向终局的过程却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纳粹许诺他们胜利后可以获得自由，于是他们连败几个纳粹足球队，甚至包括空军联队，据称当时纳粹最好的球员都在其内。他们如愿获释，几天后又以其它罪名被盖世太保抓起来，分批杀害。还有一种说法是，纳粹因为他们屡次获胜，就在关键的一场比赛前说如果你们能输掉，就可以获得自由，但战俘们仍选择了在球场击败德国人，于是集体被枪杀。悲剧更有打动人的力量，一段英雄史诗必须建立一个更有张力的悲剧故事之上。如果这已是一个悲剧，我们更愿意让后者发生。因为，这是超越了生存基础之上的对人类尊严的追求。 

而我们看到的却是《胜利大逃亡》，有时我们反复渲染和铭记的，更多的是美好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