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五常。香港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他以《佃农理论》和《蜜蜂的神话》两篇文章享誉学界。并自20世纪80年代回到香港大学经济系任教，开始在香港报界以产权理论分析时局。本书作为张五常教授行游各地的见闻与思考。不着重于经济解释，而是转谈个人主观感受。本书第一部分记述了作为唯一一位非诺奖得主到斯德哥尔摩参加科斯被授予诺奖仪式的经历。第二部分“开放后的神州”收录了张教授自上世纪90年代起至今游历大半个中国的趣味经历和感悟，包括到上海、成都、哈尔滨等感受现代城市的发展变化，尤其包含了最新的经历，从经济学家的角度对开放后的神州进行实地调研和分析。第三部分“千岁随风飘”，寻访历史名城西安、赤壁、徽州、杭州等，享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第四部分“光”的印象，从摄影爱好者的角度记录了中国大好河山的优美风光。第五部分“苍烟落照”，回味童年的生活足迹，表达了对宁静田园生活的憧憬。
策划出版：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11月第1版
定价：28.00 元
目录
一、斯德哥尔摩（两篇）
科斯的雨伞
瑞典观礼记
二、开放后的神州（十七篇）
福建行
即席挥毫
惠州行
夜上海卷土重来
成都点滴
上海名不虚传
上海博物馆
北京行
广州闲话
张五常误闯朗润园
乐从是个现象
义务行
巧遇奇石记
金湖喜雨记
从成都学得的创作定律
东北行
世博之游乐乎？
二﹑开放后的神州（十七篇）
福建行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四日
（二○一○年五常按﹕读者读此文时﹐不要忘记那是一九八六之行﹐开放改革只几年的时候。二十四年后的今天重读此文﹐我对自己昔日的观察与给国家提出的建议感到满意。读者可能感到奇怪﹐但当时的中国﹐好些地方有最高工资的约束﹐与今天相比是两个世界了。）
经不起福建省的师范大学及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热情邀请﹐我在去年十二月三日至八日之间到该省访问了五天﹐畅游了厦门﹑泉州及福州三个城市。
行色匆匆﹐走马看花。但由于接待的人作了很紧凑的安排﹐我在那五天的行程中﹐能马不停蹄地看了好些地方。我明白接待者安排我所看的﹐都是福建省最好﹑最有成就的发展建设——接待我的朋友也开门见山地这么说了。不过﹐我对中国的发展及其中困难﹐心里有数。既然眼观六路﹐自然懂得应问的问题﹐所以大致上﹐此行加深了我对中国的认识。
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次行程中﹐我明白了好些在中国发展问题上我以前没有想过的事。这里﹐我试逐点加以分析。
福建的发展比较平稳自然大致上﹐福建的发展比我事先想象的好得多。该省没有广东那样好的经济基础﹐地理位置不如广州﹑深圳等地区。从繁荣方面看﹐福州不及广州。然而﹐撇开广东的优越条件﹐福建的改进似乎胜了一筹。第一﹐福建的发展显然比广东平均﹐有较大的一般性。换言之﹐中国的“一放一收”政策﹐对福建看不到有明显的不良影响﹐可能因为初步开放时“放”得比较慢﹐所以在“收”时不明显地倒退。另一方面﹐无论是旅游﹑工商业﹑乡镇等的发展﹐都来得比广东平均﹐使我觉得福建的整体发展得自然。第二﹐一般来说﹐福建比广东清洁得多﹐市民比较有礼貌﹐利伯维尔场也是比较有秩序的。这可能是福建人的质素使然﹐但该省近几年的急速发展而不致于乱﹐是值得欣赏的。
第三﹐福建的基本建设﹐尤其是电力﹑电话及公路这几方面﹐是比广州﹑深圳一带落后的。事实上﹐目前福建的基本建设﹐是在当地的工商业起步之后。这是个优点﹕因为有了工商业发展的指引﹐基本建设就不会盲目进行——有明显的需求﹐浪费会减少。基建走在工商业的起步之后是香港的模式。
最后一点是﹕福建的经济体制大致上比广东的自由。房屋或甚至土地转让已有了苗头﹐而外资雇用劳力的自由也渐趋一般化。在福建﹐工人是没有最高收入的限制的。在税制方面﹐省政府或市政府也没有像广东省某些地区那样多的左抽右抽的手法。权力下放是次选佳法。我特别将福建与广东比较﹐因为一般人的观察﹐广东的发展是中国最好的了。单以人民的平均收入而论﹐广东占优是明显的。但考虑到两者的“先天”局限条件﹐我认为福建绝不逊色。这些年我认为中国的改革愈快愈好﹐快而乱也是上策。我担心以增加管制来治乱会使贪污丛生﹐而假若贪污的权利有了界定﹐中国会走上印度之路﹐贪污与管制就驱之不去了。福建的经验——尤其是近三年的经验——显示出改革可以快而不乱。究其因﹐是福建的发展比较能顺其自然。
据说福建政府还没有用尽他们可用的改革权力。假若这是对的话﹐那么“有风”而不“驶尽”﹐看清楚水流方向才行是个好办法。当然﹐中央当局若能大事推行私产与法治﹐大刀阔斧﹐是最理想的了。不得已而求其次﹐把改革的权力大胆地放到省或较小的地区去﹐让他们顺其自然地发展﹐也有可为。在改革的过渡期中﹐“一国多制”无伤大雅﹐而省与省﹑地区与
地区之间竞争发展﹐总有好处。特区可能被特管我一直怀疑﹐经济特区在大字标题下的特别开放发展﹐可能逊色于不见经传的乡镇。福建的经验证实了这观点。到厦门后的第一件事﹐是参观那里的工业特区﹐颇令我失望。井井有条的多幢工厂大厦﹐竟然看不到新兴工业区应有的气氛。像蛇口一样﹐好些大厦看来空空如也。后来才知道﹐有些工厂已搬到较近市区的地方发展了。大有“计划”的工业区往往不成气候﹐不单在内地才出现。香港远在郊区的工业村又何尝有骄人的建树呢﹖工人需要娱乐﹑小食﹑可以休憩或散心的地方﹔投资发展的商人知道工人的需要﹐会采取切实的措施。
但政府的计划怎能考虑得那么周详或照顾得这么多?有了一个大概的计划﹐然后发展由市场的需求来决定﹑指引﹐才是上策。美国﹑日本及韩国的经验也是如此。由于“计划”过多而导致失败﹐不是目前的中国独有的现象﹐所以我难以判断厦门工业特区之不振是否因为“计划”过多﹐还是因为特区不特﹐抑或由于特别地被政府“关注”﹗在雇用劳工及土地使用的约束上﹐厦门的特区比深圳的蛇口较为自由。但后者接近香港﹐地点胜了一筹。蛇口也算不上大有成就。
这些工业特区的真正特点﹐倒像乌托邦式的计划建设。很不幸﹐其效果也是如此﹗石狮与陈埭的示范到了触目皆是石头的古城泉州（古迹也用石头建造﹐千年不变﹐喜欢旅游的不可错过）﹐参观了当地郊区的石狮镇与陈埭镇﹐我就十分欣赏了。石狮被称为“小香港”﹐自有其因也。那里的成衣与时装产品摊文件﹐成行成市﹐阵容鼎盛﹐在全以石头（是的﹐连屋顶也是石头）建成的﹑简陋而灯光不足的市场里营业。不相信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有成就的﹐最好到这个地方看看。据说中国多个省份也有商业代表在那里长驻购物。
既被称为“小香港”﹐石狮镇不算是不见经传了。石狮附近的陈埭镇﹐被领导人誉为“一枝花”﹐也就成了名——虽然该镇的一些工厂曾因制造假药而引起风波。陈埭原以农业为基础。开放政策推行后﹐农民或独资﹐或以股份合资﹐或跟外商合作来推行工业及手工业生产﹐成绩显着。无论是土地﹑房屋﹑机械﹑资本﹑劳力等生产要素﹐大致上称得上是私产制度。虽然土地的转让权还没有很大的自由﹐但整体而言﹐该镇的工业发展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近私产权利界定的情况。既然近乎私产﹐陈埭的工业就不谈什么“承包”制度了。我曾在《五年过去了﹐中国的去向又如何﹖》一文内指出﹐私产制是最简单﹑最明确的承包责任制。
在陈埭镇内﹐我参观了一家农民与外商合作的制鞋厂。鞋是内销的﹐质量不错。这些胶鞋批发二十多元人民币一双﹐据说销路很好。造鞋所用的机械设备﹐颇先进。陈埭的外貌看来还像穷乡僻壤﹐但在那平平无奇而简陋的厂房内﹐却有先进的设备﹐相映成趣﹐令人有新奇之感。
在《大搬迁的压力》（见拙作《中国的前途》）一文内﹐我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要有大量的农民搬到城市去——“离土不离乡”的想法无补于事。看到泉州郊区的陈埭镇的发展﹐我体会到中国将来的大搬迁﹐可能是从离城市遥远的乡村搬到城市的近郊。卫星市镇的发展会是很急速的。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土地若能自由买卖﹐到城市的近郊作地产投资是上策。
在制鞋厂内观察了良久﹐该厂的主事人突然拿出了一本很大的纪念册﹐在众目睽睽之下﹐隆重地请我题字。毫无准备﹐要写些什么好呢﹖一时间有点尴尬。我想到他们的产品是鞋﹐而泉州一带的路径往往石硬如铁﹐几乎把我的硬底皮鞋“行”坏了。我又想到我对中国期望了很久的工业产权制度﹐竟然能在那小镇内见到一点规模﹐于是振笔直书﹕“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国营大投资养虎为患当我在福州参观规模庞大的工厂时﹐脑子里突然想到如下的问题﹕那里新的电线厂及染布厂规模很大﹐都是国营的﹔问题是﹐这国营的办法﹐是否由于政府墨守成规﹐旧习不改﹐抑或是因为条件所限﹐便非国营不可呢﹖
我们知道﹐旧的国营企业目前的政策倾向﹐似乎是要通过承包﹑分股等措施﹐逐渐“私产化”﹐虽然在名称上还是有所顾忌的﹔另一方面﹐新的投资巨大的工厂﹐假若不与外资合办﹐皆国营﹐其中不是有点矛盾吗﹖
我以为新而大规模投资的国营工厂的存在﹐不是因为当地执政者坚持国营的优越性﹐而是在目前的中国﹐除了外资﹐私人集资不容易办到。私人到银行借贷﹐中国本身的银行连小款项也不会借﹔外资银行方面﹐在没有物业抵押的情况下﹐借钱是要政府担保的。投资有风险。这风险若要国家承担（国营如此）﹐由于没有明确的债权与责任﹐人为的“风险”增加了。目前的中国﹐私人筹资设厂是个严重问题。尽量把地产及房产私产化﹐作为抵押之用﹐会帮助。同样重要的﹐是银行制度必须大事改进。今天﹐国内不少人雄心勃勃﹐很想在或大或小的生意上大展拳脚﹐但因为借贷无门而技无可施。所以我认为﹐中国的银行应放弃管制外汇及垄断外贸等事项﹐把精力集中于压制通胀﹑协助贸易及投资等重要问题上。
我不想在这里重述以前写过的关于国营企业的弊端——此中的困难﹐国内不少人知之甚详﹐经验老到的比我有更深入的体会。我要指出的是我以前没有提及的两点。
第一﹐开始时﹐国营的工厂可能办得有声有色﹐极具威势﹔但根据外国的经验﹐过了一段日子﹐这些企业内的劳工就会搞工会﹐增加有组织性的罢工力量﹐或进行其他有计划的怠工﹐使企业一蹶不振。理由是这样﹕产权或股权既非私有﹐没有明确的权利界定﹐那么劳﹑官双方各有各的浑水摸鱼的门径了。
第二点﹐企业既属国营﹐与执政者站在同一阵线﹐法例或政策的设施会偏于国营机构的利益了。俗语说﹕“贫不与富敌﹐富不与官争。”国营企业会因为“裙带”关系而增加了垄断的权力。其他私营或“个体”的同行﹐会在人为的压制下而难以兴旺起来。国营企业是养虎为患——英国的经验是前车可鉴。所以我认为﹐在工业上﹐内地目前不妨效法当年战后贫困不堪的香港﹐从私营的轻﹑小工业做起﹐然后逐渐而自然地由私营发展到需要巨大投资的工业去。假若中国真的要以“好大喜功”的手段来争一口气的话﹐那么在目前外资招徕不易﹑私人借贷无门的局限下﹐可以先搞一些在原则上有利可图的国营企业﹐但执政者要有计划﹑有决心地在不久的将来（时机成熟时）﹐把那些企业以“卖盘”转让出去﹐或以卖股权的办法来实行私产化。
合资却有看头福建省内﹐在我所见到的大有规模的工厂中﹐最令我欣赏的倒是那在不久前举世瞩目的﹑被国外新闻弄得“声名狼藉”的一家电视机工厂——在福州的中﹑日合资的福建日立电视机厂。新闻记者宣扬了这家工厂因政府管制而引起的财务困难（虽然困难是真实的）﹐却忽略了这家工厂的成就。
不到福日电视机厂参观﹐我不容易看到今日的中国能出产这些质量优良的科技产品。该厂的主事人深明量入为出之道。经济学上大有名堂的“生产要素代替定律”﹐对外贸易理论中的货品出口代替生产要素出口的概念﹐这位仁兄竟然无师自通﹗中国人的本领不能低估。在短短的三十分钟里﹐福日的主事人给我上了一课。从学术那方面看﹐他的理论当然不够严谨﹔但从实践应用的角度看﹐他所知的却是有余了。更难得的是﹐福日的主事人能将他的理论付诸实践﹕不够廉价劳力划算的先进机械不采用﹔零件以经济可靠而不以名声大小为准则﹔产品的质量坚持一般化。福日的电视机产品﹐半假乱全真﹐使我看不出与日本产出的日立电视机有什么分别。假若内地没有外汇与进出口管制﹐而福日厂又可以在没有管制的情况下购买机械和零件的话﹐那么﹐香港市场上的日立及其他电视机﹐会遇到很强的对手。
大学的前途在福建的行程中﹐我参观了三间大学﹐厦门大学﹑泉州的华侨大学﹐及福州的福建师范大学。学术生涯三十年﹐到了校园就觉得宾至如归。厦门大学的校园环境﹐是我在东南亚一带见到的校园中最美好的了。园地清洁﹐有几十年历史的建筑物保养得好——陈嘉庚地下有知﹐当可告慰。华侨大学的校园也不错。据说香港有二百多学生到这里来念书。
尽量多收一些外来的学生是好的﹐但近于免费的取录就不适当。费用应收的不收﹐不应收的却又左抽右抽﹐反映??中国改革过渡期中的一点矛盾。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香港的学生到内地念书﹐日常生活上与内地的学生应是贫富悬殊的。这可能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我希望香港的学生能够明白﹐他们在物质上的“鹤立鸡群”﹐只不过是际遇不同而已。打算到内地念书的同学要知所适从﹐入乡随俗﹐尽可能负起知识交流的责任。福建师范大学的校园很大﹐但房子却比较陈旧了。
该校校长陈征先生对校园显得热爱﹐对其中的一草一木也了如指掌。我对他说﹐中国的改革若能继续——而我认为是会继续的——重视知识﹐那么二十年后﹐我再到该校时当会见到新的气象。整体来说﹐我对福建的大学——这可能是中国的一般情况——有以下的三点意见。第一﹐学生收得太少。以我所见到的三间大学的校园而论﹐园地广大﹐若在美国学生的数量会多三四倍。当中国人才缺乏﹐一切
都要急起直追之际﹐为什么不大量收取学生呢﹖他们的答案是﹐中国的大学教师有如家长。他们不单要“教”﹐而且要尽“育”之责﹕连学生的起居饮食﹐他们也要顾及的。中国的家长制﹐在今天的大学仍然存在。我对他们说﹐大学生不是小孩子﹐可以自立﹐而自立是重要的一课。在美国念书时﹐我像其他很多学生一样﹐半工半读﹐而校方对我们在学术上以外的事是从不过问的。
其他的两点意见是﹕师资不足﹔教师的薪金低下。这些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恐怕要经一段长久的日子才有明显的改进。在过渡期中﹐我以为最可行的办法是多收学生﹐鼓励他们找点工作﹐半工半读﹐交些学费以增加教师的薪酬﹐而教师薪酬的递升是要按教师的学术研究成就而定的。在福建师大里﹐他们邀请我参观图书馆及其中一个专藏古籍的书库——“文革”期间封闭起来得以完整地保存。一见古书﹐我想起中国文化。中国本来是文化大国﹐曾几何时﹐竟然像中了风﹑得了瘟疫似的﹐一蹶不振。在那图书馆内﹐我特别欣赏那些大约是清代藏书家所留传下来的藏书木盒。这些木盒设计精巧﹐正好表达了当时的物主是如何地珍藏而爱惜那些书籍。使我非常欣赏的还有木盒上所刻的字体﹐书法好得出奇。那些字体是柳公权﹑颜鲁公﹑曹全﹑张迁等大家的书法﹐魄力雄强﹐骨肉洞达。虽然书法在内地盛行﹐但属行﹑草居多。从木盒所见﹐楷﹑碑书法是今不如昔了。
看完了古书﹐出到客厅﹐他们在桌上又准备了一本大纪念册﹐要我题字。这一回﹐图书馆的气氛毕竟与鞋厂的不同。既是读书人﹐我何患无辞呢﹖一时间我有很多感受。款待我的陈征校长是当世有数的马列学说专家﹐观点与我的不同﹐但我们不仅是不同而和﹐而他的谦谦君子﹑虚怀若谷的风度﹐令人心折﹗我又想起离开泉州时有微雨﹐到福州已是晚上十一时多了﹐途中经过了有名的洛阳桥。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在纪念册上写下王昌龄的一首七绝﹕“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即席挥毫
一九九O年五月十八日
（二○一○年五常按﹕虽然在《福建行》文内提到两次即席挥毫﹐这里补加一些有趣的。我大概是写此文后不久开始苦习书法﹐今天算是有点成就﹐所到处﹐差不多例行地被要求下笔﹐但用的是毛笔﹐写下去的是宣纸﹐有了长进。）
即席挥毫是中国文化传统特有之举。王羲之在众多才子之前写《兰亭集序》﹐王勃在滕王阁主人的监视下大书“落霞与孤鹜齐飞”﹐都引人入胜﹐值得传为佳话。即席挥毫这个古老相传的玩意﹐在开放后的中国大陆盛行。我曾经好几次被邀请﹐在众目睽睽之下即席题词﹐事前毫无心理准备﹐主人把纸笔放在眼前﹐旁观者大声拍掌﹐自己脑中一片空白﹐尴尬之极也。一九八六年初冬﹐我参观福建泉州近郊的一家鞋厂后﹐被主人领进小室之中﹐四周站满了人﹐掌声雷动﹐一本大大的纪念册搁在桌上打开来﹐我差点转身逃走。但毕竟身为教授﹐怎可以那样没出息﹖坐下来﹐我低头翻阅他人的题词﹐其实自己是在搜索枯肠﹐要想出两句有意思的话。可幸“思”来运到﹐我想起泉州路上的石块﹐其硬如铁﹐而那家鞋厂﹐是农民所办的私营企业﹐它能在中国出现是我期望已久的事了。于是振笔直书﹕“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过了两天﹐在福州的师范大学参观了那里的藏有不少古籍的图书馆﹐令我心折的陈征校长又隆重地请我题词。古书的气氛与陈校长的友情使我思潮起伏。我想到离开泉州时有微雨﹐到福州时已近深夜了﹐途中经过有名的洛阳桥。于是有感地写下了王昌龄的一首七绝﹕“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后来陈校长很客气﹐请了一位福州书法家写了这首七绝送给我。一九八七年秋天﹐我和两位朋友到北京一行﹐在一家机械厂内与刚从日本回来的主事人大谈承包制所遇到的困难﹐大家认为中国的工业要立刻改制﹐急起直追。正谈得起劲﹐招待的朋友又拿出纪念册来了。我于是节录了毛润之的词句﹕“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从北京南下浙江的温州市﹐方副市长与我一见如故﹐大家谈到引进外资的事﹐他亲自带我到雁荡山住了一晚﹐看看搞旅游的可行性如何。在宾馆中大家谈到深夜﹐谈得很投机。殊不知到了夜深时﹐宾馆的主人还是拿??纪念册走进房间来。
在雁荡山下的宾馆题词﹐当然要提那个名山﹐而温州市的热情又怎可以忽略呢﹖我于是想起李白的诗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稍改数字﹐成竹在胸﹐便振笔直书﹕“雁荡奇峰高??”在旁的老友舒巷城﹐只见我写了几个字就知道我快要闯祸﹐用广东话轻声地说﹕“你若写‘不及温州’﹐就会令宾馆的主人尴尬了。”真是高见。我灵机一转﹐就装得轻而易举地写下﹕“雁荡奇峰高千尺﹐尚有温州待我情。”从雁荡山回到杭州后﹐参观一家设备新式的中药厂。那里的厂长对中药有很深的认识﹐而对当时承包制的缺点更是明察秋毫。他可能听说我是怎样的一位教授﹐在谈论时几次提到自己读书不多﹐见解当然不及我这位教授云云。但我从他的分析中得益不少﹐是他教我﹐不是我教他。跟??他请我题词﹐我就写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虽然“十年”有点夸张﹐但从那席话得益是衷心之言了。
以上的五个题词例子﹐都是事前毫无准备的。离开了中药厂﹐我们一行要到杭州的丝厂去。在小巴内我对舒巷城说﹐丝厂当然又要题词了﹐应该要准备一下吧。我们听到那家丝厂的主事人是“很保守”的。于是舒巷城和我从丝的角度入手﹐不多时就得到如下的四句﹕“作茧能自缚﹐剥茧可抽丝﹔破茧应突出﹐开放是其时﹗”
大家对这首“五言”满意﹐觉得言之有物。问题是﹐若丝厂的主事人不请我题词﹐岂不是走了“宝”﹖我们于是打趣说﹐若没有人请我题词﹐带我们去参观的干部应该“识时务”地提点一下。当然﹐这是说笑罢了。在欢乐的气氛中我们到了丝厂﹐大家对丝的织造很感兴趣﹐发问的发问﹐买丝的买丝﹐题词的事大家都忘记一干二净了。没有准备时要即席挥毫﹐有了准备却“技”无可“施”。我真羡慕王羲之与王勃。这两位仁兄事前一定是明知要即席挥毫而先有了腹稿﹐既能表演﹐也可万世流芳。要是他们没有腹稿﹐本领再大也难以写出那样千古传诵的妙文。这也可能是我个人的自我安慰。这二王的天才比我高得多了。可不是吗﹖就算有充分的时间作准备﹐我也不可能写得出那样好的文章﹗
惠州行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一日
广东惠州是先父的故乡。虽然我在香港出生﹐但依照中国的传统﹐那也是我的故乡了。说来惭愧﹐这个有山光水色的故乡﹐我平生只到过三次﹐都是短暂的勾留。
第一次是香港沦陷之后﹐母亲带孩子们往广西避难﹐途经惠州﹐住了一晚。那时我只有六岁﹐在苏东坡生活过的西湖畔观望了一下﹐其后梦里依稀﹐记不清楚了。第二次是几年前﹐为了作经济调查﹐与几位助手深入“不毛”之地﹐跑到惠州去了﹐也是住了一晚。那一次﹐惠州在湿雨中一片阴沉﹐使人有去国怀乡﹐满目苍凉之感。在那样的环境下﹐访苏学士爱妾朝云之墓——连同六如亭——倍增哀思。那时惠州看来像穷乡僻壤﹐垃圾满布西湖畔﹐给人的印象不大好。第三次访惠州﹐是上月初的事。话说不久前﹐与一些朋友闲谈﹐我说﹐要是惠州西湖的垃圾能大加清理﹐那么该湖虽小﹐其风光应该胜于杭州的西湖也。这些朋友虽然没有到过惠州﹐却不相信我所说的。杭州的西湖名满天下﹐惠州少见经传﹐又怎可相提并论呢﹖我于是解释说﹐杭州西湖﹐苏子只建造了苏堤的一部分﹐但惠州西湖是由他亲自全面改进的﹔人造的胜景﹐要一气呵成﹔惠州西湖应该是小而秀丽﹐杭州西湖虽大﹐不一定比得上。朋友们不信服。我于是搞一个二十多人的旅行团﹐带他们和其他朋友一起到惠州去﹐也是住了一晚。这一行﹐上述的朋友们不对我的“西湖”观点信服﹐但同意惠州值得一游。
一别数年﹐惠州的西湖清洁得多了。湖上的垃圾去如黄鹤﹐这是西湖之幸﹐也是惠州之幸。这次重临﹐天色晴朗﹐可惜冷一点﹐风大一点。除此之外﹐我和朋友玩得开心﹐兴尽而返。
惠州是一个小城市﹐离香港不远的路程﹐因为公路欠佳﹐过关时又费时失事﹐从香港去要四个小时。如果从香港到惠州有像美国那样的公路﹐四十分钟可抵达。我于是想﹐假若四十分钟可达苏东坡居留过的地方﹐香港的游客必定激增﹐这项公路投资的生意似乎不错﹐应该考虑。然而﹐我老是不明白﹐为什么通过香港与深圳之间的关口会是那样麻烦而令人头痛的﹖深圳之后的所谓第二线﹐过关时又再一次令人头痛﹗中国内地要赚取外汇的权威人士究竟是怎样想的﹖惠州的好去处不仅是西湖。到那里购买一些土产﹐或到饭店吃一顿晚餐﹐价钱??实相宜。利伯维尔场的小贩比深圳的老实得多﹐行骗的意图甚少。可口的腊肠价钱是香港同样货色的三分之一﹐有名的梅菜一斤不过几块钱﹐此外番薯干等杂食触目皆是。是的﹐游客口袋里只需有二三百元﹐在惠州的市场东闯西闯﹐会有一定的“优越”感与收获。花三四百港元﹐梅菜多得要拿也拿不起来了。
这次惠州之行﹐日期的安排可不是我自己的主意。事前﹐朋友说这天没空﹑那天没空﹐我跟着左改右改。后来改定了﹐却刚好是我的生日﹗不知是哪位好事之徒泄漏了风声﹐朋友们兴高采烈地替我祝寿起来了。那是在西湖大酒店顶楼的歌厅之内﹐顾客不多﹐我们二十多人占了一大半。也不知是谁神通广大﹐在酒店弄到一个生日蛋糕﹐洋烛一支。生日歌人人都会唱﹐使我觉得自己忽然重要起来了。
更可喜的是﹐袁天凡经不起朋友的要求﹐为我的生辰在卡拉OK 的麦克风前高歌一曲﹗袁老弟在唱﹐我却在想﹕他是香港联合交易所的老总呀﹐怎会学到这“随遇而安”的本领呢﹖我又想﹐这个出自芝加哥大学的后起之秀﹐有恃无恐﹐不滞于物﹐总算不辜负芝加哥学派的传统了。中国内地的高官能这样做﹐恐怕是下一个世纪的事吧。
在惠州歇宿一宵﹐清早起来﹐进了早餐﹐畅游西湖去也。可惜我们只有两个钟头的时间﹐不能久留。惠州西湖没有杨柳﹐而其时也不是春天﹐但在离别时我还是想起张孝祥的《西江月》﹕问讯湖边春色﹐重来又是三年﹐东风吹我过湖船﹐杨柳丝丝拂面。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寒光亭下水如天﹐飞起沙鸥一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