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五常。香港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他以《佃农理论》和《蜜蜂的神话》两篇文章享誉学界。并自20世纪80年代回到香港大学经济系任教，开始在香港报界以产权理论分析时局。本书作为张五常教授行游各地的见闻与思考。不着重于经济解释，而是转谈个人主观感受。本书第一部分记述了作为唯一一位非诺奖得主到斯德哥尔摩参加科斯被授予诺奖仪式的经历。第二部分“开放后的神州”收录了张教授自上世纪90年代起至今游历大半个中国的趣味经历和感悟，包括到上海、成都、哈尔滨等感受现代城市的发展变化，尤其包含了最新的经历，从经济学家的角度对开放后的神州进行实地调研和分析。第三部分“千岁随风飘”，寻访历史名城西安、赤壁、徽州、杭州等，享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第四部分“光”的印象，从摄影爱好者的角度记录了中国大好河山的优美风光。第五部分“苍烟落照”，回味童年的生活足迹，表达了对宁静田园生活的憧憬。
策划出版：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11月第1版
定价：28.00 元
目录
一、斯德哥尔摩（两篇）
科斯的雨伞
瑞典观礼记
二、开放后的神州（十七篇）
福建行
即席挥毫
惠州行
夜上海卷土重来
成都点滴
上海名不虚传
上海博物馆
北京行
广州闲话
张五常误闯朗润园
乐从是个现象
义务行
巧遇奇石记
金湖喜雨记
从成都学得的创作定律
东北行
世博之游乐乎？
北京行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进入了半退休状态﹐多点时间做校外的事﹐今年开始我就答应了好些大学去讲话——内地说的作报告。前些时去了武汉的华中理工学院及武汉大学作过两次讲话﹐一次座谈。两次讲话的录音经整理后发表在《经济学消息报》上﹐获得颇大的反响。后来我找到这两份发表的原文﹐很满意﹐也使我意识到今天内地的学子﹐理解能力明显在我们港大的学子之上。
到北京讲话﹐只有四天时间。我见婉却了那么多年﹐可接尽接﹐结果在四天内作了三次座谈﹐五次演讲。演讲我是从来不用准备的﹐但讲前要松弛﹐脑中要一片空白﹐才可以讲得好像是准备了的。所以在北京每天我早睡晏起。话虽如此﹐四天之内讲八次话——其中一天讲三次——自己从来没有试过。全力以赴﹐讲来不过不失也算是不错了。
北京的讲话﹐比不上武汉的。主要原因不是过于频密﹐而是北京交通挤塞﹐动不动就是一个小时不安宁的车程﹐使我的脑子不能静下来。
十月十日晚抵北京﹐十一日早上起来先要做两件事。第一是要到永玉的万荷堂欣赏一下﹔第二是要赶到故宫去参观五十周年展出的中国古书画精品。
永玉自己精心制作的万荷堂﹐有口皆碑﹐他曾好几次邀请我到那里小住。果然名不虚传。是很大的地方﹐大概有六七座仿古的建筑物——凡建筑﹑家具﹑陈列﹐就是植物的品种皆古。我虽然对中国古代的文化有点研究﹐但比起永玉简直小巫见大巫。他怎样说﹐我就怎样听。可惜只能在那里勾留两个小时。希望有一天我会去小住﹐细心研究一下。
赶到故宫﹐找来找去也找不到精品展出的地方﹗真的莫名其妙。这样重要的展出﹐却没有告示指引﹐而问了几个工作人员﹐竟然没有一个知道。秋高气爽﹐我们三个人在故宫内东奔西跑﹐汗流浃背﹐终于还是找到了。果然是精品﹐王珣的《伯远帖》﹐李白的《上阳台》﹐历历在目﹐而展场中只有三几个人﹐使我觉得是进入了一个奇异的世界。
在展览场内只能欣赏半个小时﹐就要赶到新华基金作座谈。谈的当然是关于近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座的都是该基金的年轻职员﹐知识水平高﹐但他们跟后来我遇到的其他青年一样﹐答错了我提出的一个问题。
我问﹕假如今天内地废除外汇及有关的管制﹐人民币会升值还是贬值呢﹖他们都答会贬值。答错了。但当我继续问﹕假如今天香港政府宣布下个月会实施外汇管制﹐香港的外资会增加还是会跑掉﹖他们都说会跑掉。答对了。我再问﹕那么为什么你们说废除汇管人民币会贬值呢﹖他们无言以对。
十二日正式讲话﹐上午先到人民大学进午餐﹐跟着的讲题是《不要把中国人小看了》。不是学术性的﹐内容是说中国人不仅刻苦耐劳﹐工资低廉﹐而近几年中国的青年学得快﹐知识及天分的价格也相宜﹐参加国际上的产出贸易竞争﹐是不需要任何政府的保护的。事实上﹐保护缚手缚脚﹐与老外竞争起来诸多不便。虽然那些所谓“保护”是维护特权利益﹐但无可避免的印象是小看了自己中国人。
下午五时转到北京大学﹐晚餐后的讲题是《科斯定律的谬误》。这个及后来的三个讲题都是学术性的﹐是自己数十年来从学术生涯中所得的一点收获﹐天天想﹐想了数十年﹐当然是驾轻就熟了。
十三日早上先到天则研究所座谈。这是个很有分量的研究所。他们要搞一个“中华新制度经济学会”﹐出一些刊物﹐请我做名誉会长。我对名誉没有兴趣﹐推却了﹐但我欣赏他们的意图﹐答应会尽可能给他们的刊物一些文章。
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发展﹐六十年代我和科斯等几个人搞出来的﹑今天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大行其道。这是关于产权及交易费用的研究。这门学问在中国普及﹐而天则的人才不弱﹐这学会是会办得好的。中午到北京师大进午餐﹐跟着的讲题是《快要失传的价格理论》﹐内容我在《壹周刊》发表过。晚上到清华大学﹐晚餐后的讲题是《经济解释》﹐那是涉及科学的方法了。
最后一天﹐十四日﹐早上与几位国务院的朋友座谈﹐题材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到机场的途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进午餐﹐跟着的讲题是《交易费用与经济效益》﹐是自己发明的一些观点了。
这次北京之行﹐有四点要写下来。第一﹐最重要的﹐是北京的学生真的了不起。我想﹐要是四十年前这些学生有我的际遇﹐在美国得到大师指导﹐我怎样也比他们不过。第二﹐五间大学请我吃的午餐或晚餐﹐其食品水平远超香港的所有大学。其三﹐首两次演说我用英语﹐到了第三次﹐翻译的青年学者翻了十多分钟后﹐突然说﹕“我要请张教授用普通话讲﹐他讲得不对我从旁协助。”我拿他没办法﹐于是逼??试用普通话。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以普通话演说﹐余下来的其他两个演说都是用普通话﹐虽然说得一塌糊涂﹐但对我来说是一项伟大的成就了。
最后一点是在五间名校的讲话﹐座无虚设﹐而站着的人多的是。这种破纪录的英雄式的接待﹐主要是因为我十五年前出版的《卖桔者言》。据说这本旧作在内地曾经有手抄本。八八年在四川再版时被抽起了一些比较敏感的文章﹐三万二千本一下子卖光﹐跟??被打进黑名单﹐但影印本广泛流传。香港的学者﹐是要多用中文写些有教育性的文章吧。
广州闲话
二○○一年三月一日
（一）
一九四五至四八年间﹐我在佛山华英念中﹑小学时﹐爸爸有一家分店在广州﹐在海珠中路。那是一间三层高的小房子﹐地铺经商﹐二三楼是居住之所。每逢周末或假日﹐我会到那里小住。解放后﹐一九五一年的暑期﹐我又到那里住了两个月。其后在一九五七年初﹐澳门富商何贤邀请一群香港唱粤曲的到广州演唱﹐鱼目混珠﹐我以摄影师的身分跟队前往。五七年那次到广州﹐最难忘的是看大戏《搜书院》后替红线女拍照。当时我还年轻﹐觉得从来没有遇到一位更迷人的女人。这个女人的声线之佳﹐说可绕梁三日是贬低了。
再访广州是二十二年之后的一九七九年。是从香港坐飞机去的。下机﹐见到离别了二十多年的姊姊﹐劫后余生﹐恍若隔世﹐大家禁不住流下泪来。那次广州行﹐有两件难忘的事。
其一是到佛山华英母校（一九五○年改名佛山第一中学）﹐一别三十多年﹐梦里依稀﹐校园破旧。虽然三十多年前我只是那里的一个小学生﹐但七九年的校长竟然记得我的名字。我在华英时该校长可能还未出生﹐就是出生了还是个小孩子﹐怎可以记得我﹖原来我少小时在华英的顽皮破了该校的纪录﹐因而成了名。那次访华英（一中）﹐问及四十年代的老师﹐回答是在“文革”期间﹐被斗的斗死﹐自杀的自杀﹐无一幸免。只是我小六时的一位吕老师﹐不知所终﹐也没有谁记得起这个人。
七九之行﹐还有另一件难忘的事。那时广州一贫如洗﹐晚上乌天黑地﹐有钱也不容易买到饭吃。好不容易左托右托﹐在某迎宾馆订得一席菜﹐请姊姊一家及一些干部朋友晚“宴”。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后来朋友皆称为立叔的梁尚立。宴到中途﹐我见两位年轻的外甥女在地上拾鸡骨。问她们拾来作什么﹖答说要拿回家煲汤。
悲从中来﹐回美后我出尽办法﹐把这两位外甥女弄到美国跟我念大学。那是一九八○年。两位小姐到了美国﹐随地吐骨﹐有点像荒山野人。更头痛的是﹐她俩对英语目不识丁﹐怎可以读大学呢﹖张家的基因要感谢上帝﹐六年之后一位成了药剂师﹐另一位拿得电机工程硕士。今天她们是专业人士﹐自己有了可爱的家。
自八二年回港任职后﹐我到过广州五次﹐大都走马看花﹐乏善可陈。最短暂的一次﹐是大约五个月前﹐我被邀请到那里会见王岐山。久闻王副省长是经济大师﹐而年多来广东的经济大有起色﹐听说是岐山之功﹐禁不住要去了解一下这个人。中午从港坐汽车﹐下午抵穗﹐吃了一点小食﹐会见英雄﹐步出大厦﹐回港去也。这样﹐在广州只勾留了几个小时。
王副省长的神功——其经济神功说来话长﹐且谈其他的——是能细说多项关于我的轶事﹐对错参半。最奇怪的大错﹐是他听到我每次会谈或演讲之后﹐一言不发就立刻离去。把我说得那样神龙见首不见尾﹐虽然不对﹐却会使人觉得我是个怪人﹐飘忽无常﹐非五常也。
听说王岐山因为在广东办得好﹐快要升官（不一定发财）到北京去。虽是传言﹐却也可信。“可信”是因为这些年来﹐凡是做得特别好的干部﹐往往被调到北京去。我认为这样做有点胡涂﹐也有点不幸。既然做得好﹐调之作什﹖要奖赏王岐山﹐大可加薪十倍。升官是政治上的认可﹐除非王岐山能升至全国的经济大师﹐否则单管广东经济为上也。
能够有空余时间去体会一下广州的实际生活情况﹐还是最近新春假日期间的广州之行。是年初一（一月二十四日）去的﹐初四返港。天气不可人﹕先是雨﹐后是寒。
直通火车只需一小时三十二分钟﹐晚上六时十七分抵达。广州东的新火车站大而无当﹐要找约好了的接车朋友并不容易。订好了白天鹅宾馆﹐但朋友说那里晚上烧烟花﹐要封路﹐所以先吃晚饭。饭后八时﹐驾车本来只两分钟的路程﹐但转来转去转了两个多小时。原来广州烧的是慢烟花。相比之下﹐香港烧的是快烟花﹕十多枚一起放﹐满天星斗﹐二三十分钟就烧完了。广州是慢慢来﹐放三几枚﹐停一下﹐又放三几枚??
不是要替他们宣传﹐但白天鹅宾馆的管理值得一赞。房间清洁﹐而服务的员工有礼貌。难得的（而我认为是多此一举的）是每层楼都有一位女侍应站在电梯门前﹐笑容可掬﹐款待宾客﹐昼夜不分。我问其中一位每更要站多久﹐答说八个小时。“不很累吗﹖”“站惯了。”虽然这是劳力廉价才能得到的服务﹐但知道每位小姐每天要站八个小时﹐心里不舒服。应该不多管闲事的。
第一天的晚上无所事事﹐到白天鹅的酒吧听歌去也。是六个菲律宾人的乐队﹐唱四种语言﹐或缓歌慢舞﹐或吵啊吵迪斯科﹐震耳欲聋。一边珠江无言空自流﹐另一边灯光闪闪﹐好像是“东边日出西边雨”﹐我想﹐曾几何时﹖
那酒吧内有一个不难理解的经济现象。每位客人收费人民币八十八元﹐除酒外所有饮品无限供应﹐不再收费。这样﹐你道招待如何﹖第一杯饮品送到后﹐你要添饮﹐侍应千呼万唤也不来。其后两晚在广州﹐所到之处﹐凡有最低消费的皆如是。每杯计钱的呢﹖你不添饮侍应就来麻烦你。
（二）
初二早餐后﹐到佛山文昌沙华英（一中）母校一行。同行的有《广州日报》的两位新认识的朋友。他们要替我做访问。《广州日报》销纸一百七十万份﹐四十版纸﹐零售人民币九毫（报贩只赚一毫左右）。该报馆员工二千三百人﹐广告收益每年十三亿。这些数字显示在内地搞刊物大有可为。
在酒店内我有机会拜读这份报章﹐文字流畅﹐排版也算高雅﹐但似乎还是报喜不报忧。我向新认识的朋友提出这点质疑﹐他们的响应﹐是“报忧”没有问题﹐但在内地办报有两大忌。其一是忌谈政治﹐其二是忌谈宗教。前者容易解释﹐但后者就不容易明白了。朋友的解释﹐是政府恐怕教徒生事﹐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宗教徒﹐所以不容许刊物言论开罪这些人。可能我听得不清楚﹐但问题想来不是朋友所说的那样简单﹐是有学术研究价值的。
到了文昌沙﹐百万平方呎的华英（一中）校园有不少新建筑物﹐四十年代的旧房子只留存三间。虽然是新春假日﹐正﹑副校长还能抽空出来见我。在最大的一所旧房子的后园有一株老树﹐我对
校长说﹕这树五十多年前不存在。他问我怎可以记得的﹖我说那后园是我当年每星期六被罚企的地方﹐一草一木历历若前日之物。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带着副校长及几位朋友到邻近的酒家吃午餐﹐是很大的酒家﹐像在内地我见过的其他一些酒家那样﹐内里设有“食街”。那是说﹐点菜时﹐顾客可到“食街”选购。这家独出心裁﹐“食街”分五个部门﹕海鲜﹑小炒﹑家禽﹑蔬菜﹑汤类等。那是地价或租金相宜的玩意了。
比起一九七九年﹐中国的人口上升了不少﹐但七九在广州时﹐要在市场上买一只鸡蛋也不容易。今天所见﹐食品琳琅满目﹐就是虾也分河呀海呀等五六种。同样的人﹐同样的地方﹐只要制度一改﹐生活的改进简直如天方夜谭。产权制度对民生有惊人的决定性﹐一字都冇咁浅﹐但为什么今天还有那么多的经济学者不相信﹖我想﹐天下间的蠢材多得很。
因为有高速公路﹐从佛山到白天鹅只需二十分钟。在白天鹅的咖啡厅接受了访问后﹐他们（访者）请我和太太到一间吃住家菜的地方进晚餐。是要预先订座的不容易找到的地方﹐内里的布置很古雅﹐据说装修花了一百万元。生意不错﹐大约有十个吃饭的房间﹐供应午餐﹑晚餐及晚餐后的茶座——为喝茶清谈而设的。菜式特别﹑新奇﹐我从来没有见过﹐但味道并不怎样。我想﹐以新奇取胜也是生意之道。
饭后喝酒去也。天大寒﹐风如削﹐在小巷上走了一段路我冻到心底里去。酒吧是新朋友的朋友开的。设计简陋﹐目的是搞气氛。用报纸造的灯笼﹐木造的??椅﹐音乐平静﹐可见五指﹐但不能读。我叫了黄酒﹐要热的。老板拿来用火酒的小热炉﹐黄酒小壶放在上面﹐烧呀烧﹐我喝呀喝﹐喝个不停。朋友以为我是个酒鬼﹐但我是因为冻得厉害﹐以酒取暖。我从来没有喝过那样美味的黄酒﹐可惜喝了两壶不好意思再叫了。初三起来﹐游白云山去也。此山我以前到过两次。
但这次见到装设了送游客上山的缆车﹐不以为然﹐因为山景破了相。我们是驾车登山的。每位游客收十元﹐但收钱的人见到我的白发﹐说﹕“阿伯﹐你不用付钱了﹗”我的太太听到就抢??说﹕“我也是阿婆﹐不用付钱吧。”收钱的人不管﹐收她一份我想﹐白云白发两堪哀﹗我又想﹐六十五岁了﹐还没有去申请香港的长者津贴﹐岂不是便宜了老友圣诞权﹖
白云山之行后﹐到海珠中路看五十多年前的故居。房子到今天还没有改建﹐但邻近的杏花巷﹐我儿童时放风筝的地方﹐已没有空旷地﹐盖??的房子很旧﹐看来是六十年代的建筑物。在故居斜对面﹐海珠中路与惠福路交界处的得心酒楼﹐竟然还在﹐还是五十多年前的老建筑。睹店思情﹐我们三人进去吃午餐。那是一九四五年我第一次到过的酒楼﹐而那时可能已经营了很久了。
这么多年连名字也没有改的酒楼﹐在香港恐怕一家也找不到﹐更何况得心历尽沧桑﹐经过什么日本仔呀﹐国民党呀﹐公私合营呀﹐国营呀﹐承包呀种种。今天的得心﹐内里的陈设比五十多年前清洁得多﹐而食品价廉物美﹐是我这次到广州最可口的食肆。据说生意非常好﹐酒楼三层日夜全满五次。管理的人听到我在五十六年前到过那里﹐把我看作武陵人﹐皆前来问讯。可惜一时间我忘记了问他们今天的经营产权是怎样的。
午餐后到上﹑下九路一行。那是昔日广州最旺盛之区。今天改作“步行街”﹐人头之多﹐可谓奇观。所谓“步行街”﹐是禁止车辆行驶的街道。这概念可能起自日本﹐近几年在国内颇流行﹐是一个聪明的生意眼。以陈旧不堪的房子挂帅﹐他们简单地修补一下﹐而最重要的是把外墙涂上了各种不同的颜色﹐使人有新潮艺术的感受。去年在武汉见到以同样手法处理的步行街﹐更有看头﹐因为那里的旧房子是古老的欧洲建筑物。
我认为香港政府要考虑把旧尖沙咀﹑旺角等地区的狭窄街道改作步行街﹐请一些色彩专家为之新潮一下。这会是吸引游客的相宜玩意。到了晚上﹐在白天鹅宾馆订了酒席宴请姊姊一家。市场挂帅﹐再不用走后门了。俯视珠江﹐环境优雅﹐菜式平平﹐价钱三倍。
张五常误闯朗润园
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林毅夫在北大朗润园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我可不知道自己被安排了到那里讲话。我告诉易宪容北京之行会有半天空余时间﹐过了一天他响应说替我安排了北大。但北大可不是朗润园﹐后者卧虎藏龙之地也。这个“乌龙”将会是一个典故﹐足以传为佳话﹐因为有如下的故事。奇怪是身在北京的易宪容似乎事前事后都不知情。
据说朗润园有一位姓夏的“博士后”青年﹐发表了一篇长达八千字的文章﹐为了压制那所谓“张五常热”而大骂张五常﹐好些刊物及网页都转载。又据说各方英雄好汉回应了近五万字﹐闹得神州风风雨雨。其中成都高小勇的《五常之谤》长达二万多字﹐写到结尾流下泪来﹐读者无不哗然。
这些是本年四月初﹐太太和我到成都四间学校讲话之前的事。飞成都的前几天﹐另一件怪事出现了。那里一份报章说我是诺贝尔奖候选人﹐瑞典有关人士正在搜集资料云云。空穴来风﹐应该是胡说八道﹐但国内读者最多的新浪网把这报道放在头条﹐使不少朋友纷纷给我电话﹐有些甚至以为我获了奖﹗尴尬的事﹐以此为最。
后来在四月我两访神州﹐所到之处﹐诺奖的话题必被问及﹐而每次我答没有其事﹐或全不知情﹐但总有刊物说是我加以证实了。无疑是中国青年的一厢情愿﹐希望我获奖﹐但这样的“新”闻出
在“张五常热”的大吵闹中﹐不免火上加油。空穴来风﹐风从哪里来﹖前思后想﹐一个可能是两年前我重印英语旧作《佃农理论》时﹐请一位瑞典朋友写《序》。该书后来译成中文﹐而该朋友曾经是诺奖委员会的主席﹐在书袖上介绍了他。这“序言”把我捧到天上去﹐是客套的应酬﹐误导了中国的学子。
抵成都后的翌日早上﹐我接受了小勇安排的﹑来自北京某刊物的访问。传媒访问历来都是你有你说﹐他有他写﹐所以我决定快刀斩乱麻﹐答得简单清楚一点。如下的问与答读者认为怎样﹖
问﹕你知道一位姓夏的北大学者批评“张五常热”吗﹖你有什么感受﹖
答﹕听说该文长达八千字﹐不是批评我的学术﹐而是批评我这个人﹐我奇怪北大的学者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空余时间。
问﹕你读过那篇文章吗﹖
答﹕没有。赞我的文章不读﹐骂我的更不读。
问﹕为什么不读﹖
答﹕有空余时间﹐你选择读骂你的文章﹐还是拖??老婆的手﹐在街上看其他美丽的女人﹖
问﹕你说过三十多年没读书﹐是为什么﹖
答﹕我认为一个人有读书的时候﹐也有思考的时候。六十年代我读过很多书﹐有三年差不多住在图书馆里。六九年之后不再读﹐因为思考时我不想受到他人的影响。这是我治学的方法。我有我的方法﹔你有你的方法。我的方法正如与高手下象棋﹐不想受到旁观者的干扰。
问﹕人家说你很高傲﹐旁若无人﹐或看不起他人﹐是吗﹖
答﹕从来没有小看任何人。但好些时我不知道某些人的存在﹐无意识地开罪了人。说到高傲﹐夸夸其谈是有的。例如我花了十三年时间想公司的合约本质﹐八二年初动笔﹐日以继夜地写﹐写完了初稿﹐还未重读就觉得该文可以传世。于是拍案而起﹐仰天大笑﹐跟??奔走相告。那时我再没有升职或加薪的可能﹐为什么还要那样苦干﹖为的是可以过瘾一下高傲之情﹐对自己有点交代。批评我高傲的人为什么不学我那样﹐写一些值得高傲的文章来过瘾一下﹖
问﹕你会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吗﹖
答﹕获该奖如赌轮盘﹐任何下过苦功的人就算是下了注﹐有机会。我自己认真地做了四十年﹐算是买了一两个号码﹐可惜那轮盘很大。
问﹕有人说你以前是做研究的﹐有成就﹐但这些年来你在街上走来走去﹐或做生意﹐放弃了学术。
答﹕我研究的是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街头巷尾是我的实验室。批评我整天在街上跑的人应该读我正在发表的《经济解释》（写到第三卷﹐今年十月就完了）﹐细读之后就会知道如果不像我那样作调查﹐这套三十多万字的书不可能写出来，后来我才知道﹐上述及该访问的其他坦白对话﹐在北京有两份报章各以两大版报道﹐增加了吵﹑吵﹑吵的气氛。我又听到﹐炒张五常其实是朗润园与张五常之争﹐是数学经济与文字经济之争﹐也是黑板经济与真实世界经济之争等等﹐连日本仔也关注这争议的发展云云。
成都的报章几天大字标题﹐什么老顽童﹑卡通五常之类的﹐好不热闹。回港休息数天﹐再飞长沙及北京。抵京后听到的小道消息﹐是张五常去北大讲话是单刀赴会﹐不知死活﹐胆大包天。这些都使我莫名其妙。
我是到了北大的朗润园才知道不是两年多前到过的北大演讲厅﹐不在意。记者数以十计﹐也不在意﹐后来才知道是来观战的。在意的是因为学生太多﹐逼??要站在露台上俯视露天站??的学生讲。露台及身后原定的讲厅满满的。烈日当空﹐可幸气温还算可人﹐但这样挤迫地站两个半小时﹐讲来有点不称意。讲后赶??乘车到天津再讲。上车前我要求见见骂我的夏姓青年﹐握握手﹐说说笑﹐拍拍照。
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争论﹐使记者们大失所望﹐扫兴而去﹐但其后的报道还是大炒特炒。朗润园的主持者陈平对我和太太的款待绝对一流﹐记者们可不知道。
昔日王羲之有兰亭之盛﹐王勃时来风送滕王阁﹐李白夜宴于桃李园﹐米南宫与苏东坡等高人雅集于西园。朗润园之会本来不让古人﹐但他们的林毅夫当时不在北京﹐诚憾事也。时为壬午之春﹐公元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乐从是个现象
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位于广东顺德邻近的乐从镇﹐人口只有九万﹐但其中五万是家具从业人员。说乐从是世界的家具之都应该低估了。我没有考察过其他家具展销的集中地﹐但不用考察也可以肯定﹐作为家具中心﹐乐从比其他的大上不知多少倍。是的﹐乐从是个现象。
为了好奇﹐两个月前我到那里走走。一条大马路的两旁全是家具店﹐据说长达十二公里﹗我不可能走全程。参观了那里最大的乐从家具博览中心﹐大得离谱。建筑面积十八点三万平方米﹐那是一百九十六点一万平方英尺﹐也就是四十五英亩的面积。全满﹗去年乐从销售三百亿﹐三分之一是出口。五万从业员销售三百亿﹐每员平均六十万﹐以年薪平均不到二万算﹐从业人员的工资成本是百分之三。这是偏低的销售费用﹐看来乐从的生意还会上升。
以我个人的品味看﹐乐从的家具好些质量不高﹐而质量比较高的偏于华丽。有高雅的﹐也有与我的品味相近的﹐不多。主要的是价格低廉﹕可与美国平排的质量﹐乐从之价不到三分之一。
上述的现象有几个有趣的含意﹐让我说说吧。
（一）中国的市场非常大﹐大得惊人。这不单是因为地大人多﹐更重要的是人民开始有钱了。要居住得舒适一点﹐购买新居﹑新家具等是理所当然的事。看来家具这个行业在中国还有大好时光。
（二）我见到好些比较高档的家具是相当大的。这代表??从国民收入的百分比算﹐内地的楼宇价格相宜。两三百元人民币一平方英尺的住宅楼宇所在皆是。比较之下﹐香港的住宅价高八倍﹐但实质收入却没有那样的优势。每个中层人士所占的住宅面积﹐内地开始超于香港﹐可从家具的大小作个判断。
（三）乐从销售的家具﹐有从欧美及其他亚洲国家进口的。这代表??进口税后的家具价格也够相宜﹐足以竞争。这是说﹐大减价是老外的生存之道。家具如是﹐其他物品也如是。结论是﹐只要中国内地不搞通胀﹐举世会有长时期的大减价。先进之邦哑子吃黄连﹐有苦自知也。中国的经济潜力广而深﹗
（四）乐从家具的集中销售是物以类聚。这是我曾经在《南窗集》提出的类聚第二定律。这是说﹐为了减低顾客的讯息费用﹐类聚销售是划算的安排。产出类聚在神州普及﹐但销售类聚﹐像乐从家具那样夸张的例子﹐却少见。对讯息费用有研究兴趣的学生是要 到那里作深入调查的。
乐从是个小镇﹐历来不见经传。这小镇是近几年神州大地的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中的小火花﹐说是奇葩异草也不为过。
以先进之邦的环境来衡量﹐乐从还是穷乡僻壤。然而﹐无端端家具触目皆是﹐使没有在车上打盹的旅客感到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和几位朋友走进乐从的家具博览中心﹐只因为该建筑物比较新潮﹐不指望见到什么可以下笔的。只是进到场内﹐大家都像刘姥姥入了大观园。
义乌行
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位于浙江中部的义乌这几年名震地球——鬼子佬在网上大叫大嚷。是众人皆知的小商品市场﹐朋友们都说值得去看一看﹐最近太太和我与两位朋友就去看了。几年前听到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了不起。当时的一般评价是商品质量低劣﹐价格便宜得离奇﹐是供应中国农民与劳苦大众的日用品批发的一个集中地。这几年义乌在国际上崭露头角﹐显然起于商品的质量提升﹐其中表表者出口上升得快。据说那里的商品的平均质量还在中下之间﹐但最高那部分有看头。目前主要的国际买家不是来自英﹑美﹑法﹐而是来自中东﹑非洲等地﹐最热衷是韩国佬。
一位同行的朋友查询﹐长驻义乌采购的韩国商人达三千﹐其他长驻的外商（包括港商）也不少。这是近几年义乌商业楼宇价格急升的原因。住宅楼宇的价格高于广州﹐而商业的高出更多了。本来是穷乡僻壤﹐楼价竟然把神州大地历史上对外贸易最大名的广州杀下马来﹐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但我怀疑义乌在搞高地价政策﹕该市土地面积一千一百平方公里（约整个香港﹐平地远比香港多）﹐人口只有百多万﹐可作建筑用途的农地多得很﹐楼价不应该与上海﹑深圳等大都会一较高下。
一位从非洲某国到义乌采购的仁兄说﹐义乌的商质量量好﹐价格低得离奇﹐让他赚大钱云云。这可见对某些国家来说﹐义乌的小商品命中了他们的要害。看来那些所谓发展中国家的采购商人﹐长驻义乌会愈来愈多了。我不能肯定﹐英﹑美﹑法等高档商人有一天也蜂拥而至。我看不到今天还是义乌主力的中国农民小商品批发会舍义乌而去﹐而这些似乎不容易与国际高档次的商品混在一起的。
是的﹐义乌的特征是集中﹐物以类聚也。每类小商品﹐要不是一条街就是半条﹐成行成市。新兴的以大商场处理﹐动不动几个足球场﹐商品分层集中。这些集中﹑集中的加起来﹐整个义乌如是﹐也就变为一个庞大无比的小商品集中市场了。不少人说是世界最大的﹐我说不知大多少倍。
主要是批发﹐价值较高的可以议价零售。零售价比批发价大约高一倍。低价商品少见零售不难理解﹕二毛一件﹐一千件为一手﹐你要买一件﹐论价很头痛。我和太太购买了四套骨瓷餐具﹐因为四套可以批发价成交。质量相当高﹐送礼佳品也。可惜车箱不能多载﹐否则会买更多。是骨瓷﹐设计入流﹐工精﹐要送给朋友﹐这里不公布价格﹐只可说平到你唔信﹗为什么义乌的小商品市场能在国际上杀出重围是个重要的经济研究问题。我只到那里跑了一天﹐拿不准答案。传说的以“鸡毛换糖”（物换物）起家的历史典故不可靠﹐因为历史上物换物的有名市场多得很。较大可能是义乌的小摊档利伯维尔场起于一九八二﹐比江浙一带的类同市场早起步大约五年﹐占了先机。有铁路帮一点忙﹐而今天﹐五个小时车程之内可达江浙与江西一带的所有小商品生产区。占了先机是重要的。与义乌相连的东阳市﹐本来较为发达﹐但今天被义乌比下去﹐差很远了。
义乌的咖啡厅不仅多﹐而且大得很﹐大得很——据说是谈生意的地方。晚上仿佛是红灯区的地带广阔﹐酒吧﹑足浴﹑按摩等店子无数。
巧遇奇石记
二○○六年二月十日
我是收藏印章石的﹐有二十多年的经验了。十年来少收﹐但见到印章石必定好奇地看一下。那天在深圳路旁见一旧石章﹐花痕累累﹐但完整﹐没有无可挽救的破坏。表面满是污迹﹐但石质软﹐指甲不入﹐有好石的第一个条件。污迹盖??的可见通透﹐是冻石﹐也依稀可见是深黄﹐石以黄为贵也。正在怀疑﹐出售的妇人说﹕“先生﹐快过新年了﹐出个价吧。”“二十元怎样﹖”她同意了。
拿石章回家后﹐用我懂得的方法清洗整理﹐面目露了出来。是方章﹐温润﹐高七点五公分﹐宽二公分。肯定不是巴林﹐不是昌化﹐不是青田﹐余下来的只可能是寿山。但除了田黄﹐寿山很少见到类似的石。是田黄吗﹖不可能吧。有一丝格纹——无格不成田——不否定是田黄。石内很多萝卜丝纹﹐但不太像田黄那种。有灵气。看了一整晚﹐不能排除是田黄。大事翻新可能定案﹐但恐怕会把石上的字磨得不清楚了。
石章底刻上“一目了然”四个字﹐工不精﹕“目”字看来过大﹐把“然”字推得不够位置。章身的两面刻??四行字﹐补上标点读如下﹕“江平风尽生﹐镜面渺千里。丁卯三月八日﹐张大千自刻。”书法古朴﹐好的﹐不像常见的大千先生的字﹐但我知道他年轻时写过多种字体﹐石章所见与他早期的相似。那两句诗甚具大千风格﹕拙中带雅﹐似通非通﹐不懂亦懂。“自刻”的那个“自”字﹐可能指是自己的诗句﹐也可能早年少刻章﹐这次自刻作自用。
张大千（一八九九——一九八三）是举足轻重的大画家。丁卯是一九二七年﹐他二十八岁﹐时间对﹐过了鉴证的第一关。该年他在内地﹐四出漫游名山大川﹐远在旅居巴西之前﹐过了第二关。他二十岁左右出家百日﹐法名大千﹐还俗后不改﹐过了第三关。这些不能证实该石章是大千居士所作﹐只是不否定。如果真是大千的﹐价值不小（再如果是田黄不得了）。刀刻的字体不容易推翻或证实。
可不可能某君子刚好有“张大千”之名﹐刻章自娱﹐于是机缘巧合呢﹖机会很小。那两句诗是大千风格﹐不容易那么巧合雷同。另一方面﹐“一目了然”这四个字一般刻闲章的不会用﹐但大千先生什么都可以想出来。
可不可能某好事之徒借用大千的诗句与名字﹐而赝作此章呢﹖机会也不高﹐因为这种仿制游戏通常会选石质较差的从事。
可不可能此石章是今天的复制赝品﹐加上污迹﹐骗倒我这位大教授呢﹖不可能。陈旧如斯﹐害得我费时清洗﹐不易办到﹐而更重要的证据是温润﹑通透而又没有破裂的如该石章﹐石的本身之价起码比我付出的高五十倍。
新年除夕﹐我跑回该路旁找那妇人﹐要给她二百元过新年﹐但找她不到﹐耿耿于怀也。在路旁向小贩购物﹐中计的机会当然不小﹐但那是很有趣的赌眼光游戏。当然要懂得讨价还价﹐但基本上你要对杂物知得博而深。为了研究价格的厘定与分歧﹐我在街头巷尾跑了数十年﹐比一般工作无定的小贩知得多了。要花的时间不少﹐赚钱免问﹐但偶有惊喜﹐把自己认为是买中了的送给亲友﹐有点意思吧。问题是好些亲友不识时务﹐要知道我购来何价。骗之不对﹐说实话又恐怕他们不珍惜﹐是以为难。（按﹕此文写好后把石章给一位朋友看﹐他认为是田黄——我有怀疑。跟??考查所得﹐大千先生用过好几方“一目了然”的印章﹐早期的印章多请外人代刻﹐后来自己是治印高手。）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