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玮丽/文

我的“老友记”，是记名副其实的两位“老友”，俩人的年龄相加，足以抵得上美剧《老友记》六人年龄的总和。希望我的两位伦敦老友，能对日趋老龄化的中国社会中的老年人有所启发。

2008年秋末冬初，我专程去伦敦拜访两位老人，兼去大英图书馆查阅资料。他们是当年91岁的布兰辰黎博士，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1915-2009)　1930年代在牛津的同学；和时年92岁的希尔达·布朗女士，希尔达是杨宪益的英籍夫人、著名翻译家戴乃迭(1919-1999)　的姐姐。

“退”而不“休”的布兰辰黎博士

伦敦行前两周我从北京的家中同布博士通了电话，约定了访问时间。

抵达伦敦后的次日，我如约前往位于伦敦西南的艾尼思茂花园，布兰辰黎博士的寓所。乘电梯上了三楼。老人已在电梯门口等候，身着笔挺灰绿色西装，浅粉、深蓝色细条纹领带。我不禁感叹老一代英国人的礼貌端庄。

布兰辰黎博士同杨宪益先生当年同上一位指导老师的课，学习古希腊语和拉丁文。原以为冠有博士头衔的布兰辰黎是一位退休的老教授，落座之后便发现书柜里摆放的一张10寸照片中身穿黑色博士袍、手握文凭的布兰辰黎已远不年轻。我们的谈话便从他的学业开始。他1936年入牛津墨顿学院；1939年，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尚未完成学业的布兰辰黎投笔从戎，入伍参战；1945年大战结束后重返牛津，完成了最后一年的学业，获得荣誉学士学位。

谈起在牛津与杨宪益同学的日子，布博士津津乐道地回忆了当年响应杨宪益号召，加入中国学会，抵制日货，协助组织大小派对吸引发展新会员等一系列活动。“我特别喜爱橘子，”老人回忆道，“但当时的橘子都来自日本，为了我同杨的友谊，我忍痛割爱。吃不上橘子，还真让我难受了一阵。”更有趣的是，他和几个朋友跟随杨宪益去“买领带”，面对店主呈上的五颜六色的领带，他们会郑重宣布，“我们不要丝绸领带，因为都是日货，我们要毛料领带”；并敦促店主抵制日货。

“杨是个颇有魅力，深受大家欢迎的人，也极具组织能力，”布兰辰黎博士说。在杨宪益的领导下，中国学会迅速壮大，很快就超过了资金雄厚的日本学会。

我们愉快地聊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我还是把话题引到那张手握文凭，身着博士服的照片。“我是80岁才去读的博士，”布兰辰黎说。看我一脸惊讶，老人解释道，“我从牛津毕业后一直从事外交工作，我会阿拉伯语、法语，被多次派往中东国家和欧洲其他国家”。老人手指另一张身着宝石蓝制服、肩佩金色流苏肩章、手捧白色信封的照片，不无骄傲地说，“那是我出任驻挪威大使的照片，手中的文件是女王的委任书，当时我正准备把它递交给挪威国王”。我这才注意到，摆满照片的柜子上，还有伊丽莎白女王和菲利浦亲王各自签名的黑白肖像，落款日期为1960年某月。“那您的博士学位……”我仍按捺不住对八十老翁读博士的好奇。“我是学classics　（指古希腊，古罗马语言、文学、历史）的，所以一直对历史感兴趣”。他是在老伴去世后，又重返牛津，历经三年，读了一个现代史博士。91岁的布兰辰黎竟是七八年前才获得的博士学位，读了一个自己一直钟爱的专业！这种孜孜不倦、学无止境的求学精神着实令我钦佩。

道别前，老人又通过客厅里陈列的照片，向我介绍了他的三个女儿和她们各自的家庭。最后一张照片是女儿、孙儿们为老人庆贺九十大寿的全体合影。一组组照片的后面是一卷卷欧洲古典文学及历史类书籍。离开后，这位独居的耄耋老人和他不大的客厅所展现的温馨家庭、丰富的外交生涯和浓郁的文化底蕴令我回味良久。

今日中国GDP迅速攀升，幸福指数却日趋下降；近日听到一华裔学者在北京某一论坛讲话，认为中国人不幸福的一大原因是死亡焦虑；而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一大差异是缺乏信仰，从而导致死亡焦虑。听众中有人频频点头，而我却不敢苟同。据查，在生活水准、社会福利、教育程度及幸福指数常常高居榜首的北欧国家，“有机无神论”（即自由意志的无神论，区别于政权强加或国家推行的无神论）也居高水平。约我礼拜日上午来访的布博士，在交谈中及后来的电子邮件往来中，没有给人丝毫的“死亡焦虑”印象；家中的陈设及老人的谈吐也未显露出宗教信仰，倒是让我实实在在地触摸到一种浓厚的文化蕴藏。没有同老人讨论过信仰问题；但我想老人是否相信上帝或信仰何种宗教并不重要。英国作家朱力安·邦斯（Julian　Barnes）在耳顺之年写了一本直面死亡、反思人生的回忆录，《什么都不怕了》（NothingtoBeFrightenedOf，曾被《纽约时报》评为2008年度十部最佳图书之一）。从小就读于教会学校的邦斯一开头就声明：“我不相信上帝，但我很想念他。”邦斯神交古人、博览群书，回忆录幽默诙谐、旁征博引，对死亡与人生的哲学思考超越任何宗教信仰。他以自己身边的文人朋友为例，论证有神论者、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对死亡的认知可以有超越宗教的同或不同；指出人与人之间的重要差异也许不在相信上帝或不信上帝，而在恐惧死亡还是不怕死亡。显然，导致邦斯达到“什么都不怕了”的境界，并非“信仰”，而是文化、知识、经历与独立之思想。

本文无意讨论信仰与死亡问题，本人却禁不住一次又一次地想起认识的、或“神交”的知识老人。百岁老人杨绛在被问及如何能历经磨难，痛失爱女和丈夫，却始终无怨无悔，积极向上时说，我的“向上之气”（这种“向上之气”是否正是当下流行的“积极心理学”所研究推崇的积极心态？）在于我对“文化的信仰，人性的信赖”。这一信仰，显然是普世的，是超国界、超文化、超宗教的。我此次伦敦行要拜访的另一位老人希尔达，也以她同样既充实又独立的晚年彰显了这一文化信仰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