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静宇

根据《社会保险法》，上海市政府规定，从今年7月1日起，外来从业人员和郊区用人单位从业人员全部纳入上海市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范围。

据此，某外企人事主管张晓雯算了一笔账：7月新规之后，公司每月给员工缴纳的“五险一金”比过去增加了14%，并占人力总成本大约为三分之一。“目前上海社保在缴纳标准上并不是全国最高，略低于北京、天津，但在规范执行上绝对是最严格，这在扩大从业人员保障范围和力度的同时，也给企业经营成本加重了砝码。”

《福布斯》中文版近期发布的“2011中国大陆经营成本最高城市”排行榜，印证了张晓雯的说法。在这份榜单中，上海“荣登榜首”，其中，上海企业在“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四险”这项指标上负担最高，是导致其综合经营成本超过位列二、三名的北京、杭州的主要动因。

“这种成本推升，我们称之为‘规范成本’。”长期研究区域经济的中国产业转移投资促进会秘书长孙梓文说，上海企业“规范成本”高实际不仅体现在“五险一金”上，在企业新增用地、缴纳税费等方面亦是如此。

上海社科院上海经济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维认为，这种经营成本的上升，对上海经济的长期发展来说，并非坏事，并且有利于倒逼上海产业结构的转型和产业转移。

规范的成本

7月新规出台前，上海外来从业人员主要参加综合保险，郊区用人单位从业人员则主要参加小城镇社会保险。

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1年的规定，企业为外来从业人员缴纳综合保险费的基数为2338元，按照12.5%的比例，即292元每月全额为职工支付，包括工伤、住院医疗和老年补贴三项待遇。

小城镇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同上，单位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公积金等“五险一金”共计32%，即约748元。

7月1日起，上述两者均转为城镇保险后，单位为职工缴纳的“五险一金”按照2338元至11688元的基数、44%的比例，按最低标准也要为每人每月支出1028元。

若以一个税前月薪5000元、原缴纳综保的员工为例，公司为其转为城保后，每月为其交金将从292元提高至2200元。

张晓雯的公司在上海郊区，130位职工中，有20多人涉及此次调整。加上公司实行较好的福利政策，“五险一金”个人缴纳部分也由公司支付，因此从7月份以来，公司仅在职工社保上的支出就增加了14%。

而同属一区的另一家民营企业人事负责人张斌，则更为这次调整感到头痛：“以前公司给外来和郊区职工基本都不交社保，交也是比较低的综保或镇保。现在，明文规定除非职工自愿放弃，否则必须缴纳城保，而且监管得非常严格。7月份以来，这部分的成本大概上升了20%左右。”

张斌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在北京、广州、杭州等许多城市都有办事处，但相较之下，上海在职工社保这块的操作更加规范，监管更加严格，成本上升也更明显。

不过，这家企业的老板杨民则表示，若论所谓的“规范成本”，人力开支还只是表象。

今年，杨民正为土地的问题而发愁。他的公司准备扩建一个行业内最大的物流仓储和现货交易中心，面向国内外客户。他在上海看中了青浦区靠近昆山的一个地块。

“光是拿地就要近2亿元资金，而且几乎没有任何优惠政策。”杨民说，即便是他在青浦区创业了20年，各方面关系处理得都还不错，也只能从生产性服务业的角度，获得一些财政上的支持。

与此相对应的是，上海周边的苏州、镇江，以及中部地区的湖南湘潭、衡阳等地，都以各种形式的招商优惠政策，甚至是接近“零地价”向杨民伸出了“橄榄枝”。

一位资深的招商工作者告诉记者，由于土地资源的紧缺，上海在引进企业的工作上也已显得越来越“规范”。“以前在大多数区县和园区的招商中，政府还都以三免三减半、税收返还、免缴土地收益金等多种土地、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来吸引企业，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地价抬高的同时，招商优惠也在逐渐消失，这无疑要加大企业在上海的运作成本，也使我们的招商工作进展困难。”

总部经济转型

不过，在众多的“诱惑”面前，杨民还是决定以高成本在上海拿地建厂。“‘规范’的成本是高了，但在上海20多年，也已经适应了各方面都越来越规范的做法。从长远来看，一个城市的规范化对企业、对个人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杨民举了个例子。去年，因为小孩读书的问题，他要将自己的户口从湖南老家迁往上海，原以为要动用一些关系或等上很久，但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资料送到办事窗口，没想到半个小时就办好了。“从上海和很多内陆城市相比来看，企业实际上还是更愿意在各方面都比较规范、公平的环境下发展。”

但让杨民决定在上海建厂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上海的市场和产业定位与他公司发展的思路更契合。

杨民的公司是全国最大的无机粉体材料渠道商，他的上游厂商遍布在四川、河南、辽宁、山东等内陆省份及海外，而他的客户同样遍及全国乃至全球各地。他所要建的集物流仓储、现贷交易于一体的平台，可能将是整个行业营销的一大变革。为此，他需要立足于上海这个市场中心、国际窗口。

在杨民对公司的战略部署中，他将把公司的总部和营销中心从现在的上海郊区迁往市中心，在郊区设物流交易中心，同时在内陆省份通过兼并、收购工厂的方式，强化行业上下游的整合。

实际上，这种布局也正是当前上海与内陆省份“错位竞争”的一种格局。

中国产业转移投资促进会秘书长孙梓文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承接第五轮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而上海等沿海发达城市和内陆省份，扮演的角色有很大差异。

“跨国公司更希望将总部、营销中心、研发中心设立在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继而将产业向内陆一些产业聚集度高、配套能力强的省份延伸。所以，上海主要还是打造总部经济中心，各方面的规范操作也好，经营成本上升也好，都是必然的。”

上海社科院上海经济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维认为，经营成本的“倒逼”作用，有利于加速上海向总部经济转型的步伐。

以处于上海西部中、外环间的普陀区长征工业园为例，在上世纪90年代，这里曾是上海轻纺工业、五金工业的集中地，从2003年起，工业园开始明确向都市型、科技型产业转型，园区所在的长征镇也开始打造国际社区，普陀区则致力于发展国际贸易中心，以组群式商务体发展总部经济。在大环境的变化下，长征镇原有的以大厂房、重劳力为核心的传统工业，或是不适应城市整体发展格局，或是无法承受越来越高的商务成本，纷纷向郊区或外省市迁移。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上海的杨浦区、金山区等原本的工业重镇。

为了发展总部经济，上海于2006年“圈定”了16家予以重点扶持的总部经济基地。这些总部基地主要集中在市中心和浦东地区，而随着上海土地资源的紧张及中心区域各项商务成本的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开始将总部地址向松江、奉贤等郊区迁移。“上海重点发展总部经济的方向是很明确的，所以它吸引企业的，更多是其优越的区位条件及人才、政策等资源优势。”孙梓文表示，也正因为如此，上海需要在人才服务、规范经营这些方面加大力度，经营成本高启，也是必然的趋势。

就在11月2日，上海市副市长艾宝俊在出席“第21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企业颁证仪式”上表示，“十二五”时期，是上海实施战略性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功能转型的关键时期，希望更多的跨国公司能将亚太区总部、业务部门全球总部设在上海，将管理、研发、资金管理、采购、销售、物流及支持服务等功能性机构集聚在上海。

艾宝俊同时透露，为抓紧对跨国公司在沪运营、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进一步完善鼓励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发展的政策进行深入研究，上海不久还将出台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新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