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刚
“诗人，为自由而生。”看完牛汉的自述《我仍在苦苦跋涉》我不禁想起了这句话。
据他所述，他非常喜爱莱蒙托夫的一首诗——《童僧》（又译《一个不做法事的小和尚》），读了不下十遍。这首诗讲述的是一个在寺庙中感到孤独、不自由的小和尚出跑的故事，结局很惨。一个不自由毋宁死的孤独灵魂。这首诗的题词是：如果让我尝到一点蜜，我可以死去。
接着，牛汉说道：“这一点尝不到的蜜，让我追求了一生。”
的确如此，从解放前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的颠沛流离，到解放后因“胡风案”所受的种种苦难，这位“硬汉诗人”一生磨难重重，但仍顽强地活着。为“自由”这点尝不到的蜜，他追求了一生，并仍在苦苦跋涉。
“身在炼狱，
诗就是反叛的匕首和旗帜”
1940年至1942年，整个大后方都笼罩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在国民党的监视下，正在天水国立五中读高中的牛汉被定为共产党疑犯，基本上被软禁了起来：不让通信，不让进城，只能随班上课，每周还要向训导主任汇报。
于是，意气风发的牛汉计划奔赴陕北，但因父亲的反对而落空。这期间，正如作者所述，“生活境遇的危难和心灵的抑郁更激发了我对命运抗争的力量，这样的力量也就萌生出了诗”。
这样，牛汉迎来了自己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其成名作《鄂尔多斯草原》就是出自这一时期，折射出“近似原生态的单纯的充满梦幻的生命状态”。
1943年，校长的“高中生毕业典礼上要毕业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命令让牛汉最终还是选择了逃离。这次的逃离也让他失去了第一个女友。这年夏天，他考入西北大学外文系。为了心目中的“自由”和美好未来，单纯的牛汉在大学积极参与组织“真理卫队”和“学生自治会”，大力推动“学运”。然而，1946年受城固县地方法院起诉，以“杀人未遂、妨碍公务”罪入狱判了二年徒刑，所幸不久被保释了出来。
这之后几年更是出生入死，险些丢命。但他没有丢掉手中的笔，过后他回忆说：“那时我认为，身在炼狱，诗就是反叛的匕首和旗帜。”
“二十多年没有写诗，
完全处于失语状态”
建国前颠沛流离、以诗为武器反抗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牛汉在新中国建立后依然过得不平静。他陷入了对政治、个人自由、集体自由的迷思中。
首先是关于参加“保卫毛主席”的秘密组织一事。建国后，牛汉任华北大学（后改为“人民大学”）招生委员会的秘书。1950年六七月间，在人民大学党委管保卫的王耀庭多次劝说牛汉参加旨在“保卫毛主席”的绝密核心组织，说是“一切为了党，为了捍卫毛泽东”，“要绝对服从，绝对要严守机密，老婆都不能告诉”。
而据牛汉所述，他当时“一心想搞创作”，又“有点自由主义”，在“党”这一集体与“创作”、“自由”这一个人之间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整天愁眉苦脸想着要不要参加这一绝密组织。最终，牛汉还是回避了，去参加了抗美援朝。此事过后，“心里非常沉重”。这也是建国后“个人自由”与“集体自由”在他心中的第一次交锋。
牛汉称，当年他“对党是很信任的，到1953、1954年都这么看”。据此，我们也可以想象当时“个人自由”与“集体自由”在牛汉心中的激烈博弈。而之后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让他愈加感到困惑。
1955年5月14日牛汉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而遭到拘捕。这次的被捕让他很困惑。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不过是一群在文学理念和创作上有相同趣味的作家，他们的交往也多是谈文艺问题，何以成为“反革命集团”呢？他们强调“生命的血性和艺术的个性”，这确实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不同，但因此就给他们定“反革命”罪吗？
在一次隔离审查要在记录上签字时，发现记录根本不是自己的交代，而是他们准备好的“材料”，牛汉拒绝签字，向公安部报告：过去的“记录”我从来不看，一签了事，我相信党。我郑重声明，不仅这份材料我不签，过去签的，我也不承认。你们太卑鄙，阴险！我强调我过去的材料（记录）还得重看，重签。这是违法乱纪，请彻查！
与此同时，这次蹲监狱的经历及这一特殊时代中的见闻也让这一时期单纯的牛汉困惑不已。
如果说建国前被国民党拘捕时还有“地方法院起诉”、“罪名不成立”向法院反诉、“罪名不成立缓期执行”等程序及诚信，在狱中有写信、接见、创作等自由的话，几年之后，翻身解放的牛汉因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再次入狱却有了别样的情景。
在因为“胡风问题”被抓的时候，牛汉回忆道：“公安部来人宣布：从即日起，对你拘捕，隔离审查，你要好好交代问题。眼镜、钢笔都不要带。我问拘捕时间多长，不回答我就不签名。来人只好打电话问，然后传话说一个礼拜（国民党时期拘捕时间24-48小时，没有证据就得放人）。”更让牛汉痛苦的是明明说要拘捕一个礼拜，但最终他却在狱中呆了一年之久。
牛汉有意识地将两次监狱经历对比来讲，恐怕颇有意味。经过一遍遍的写检查、写自传、交待问题及被审查之后，牛汉于一年后出狱，又一年后才回到家中。并于1957年8月，经人民文学社开支部会，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回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牛汉回忆说：我在会上只大声说了七个字：“牺牲个人完成党。”
牛汉在这里所作的选择其实就是牺牲个人自由而保全集体。当个人与集体产生矛盾时，很多人喜欢谈论国家、集体的自由，并认定应该牺牲个人完成集体。这种论调其实是典型的极权主义论调。
针对这一论调，胡适在很早以前就曾高声疾呼：“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但遗憾的是，这些金玉良言，往往被革命话语所压倒，在救国图强的大旗之下，个人自由没有落脚的空间。
这之后，又是阶级斗争，又是“文化大革命”，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很多知识界人士苦不堪言，对比过去所受的苦难，那时牛汉说，“过去我们口里常常说‘绝望’，此刻才晓得，那不是绝望，只不过是一般的失望而已。”“多年来只会被动地条件反射地写那些认罪式的文学——全是与心灵无关的符号”。而牛汉这一阶段的创作也很少，正如他所说“二十多年没有写诗，完全处于失语状态”，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
“我变成一只冲出铁笼的飞虎，
诗是扇动着的翅膀”
在咸宁“五七干校”后期，留下来的人很少，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孤独郁闷的精神奴役下，牛汉几近绝望，牛汉说，“这时候，是诗歌拯救了我”，“只有诗才能使灵魂在窒息中得到舒畅的呼吸”。
这“失去了一切正常的生存条件”的处境也使牛汉“卸去了一切世俗的因袭负担”。在干校后期，“管制比过去松一些”，牛汉成天游荡在空茫的干校附近的山林湖泊，咀嚼人生，“诗突然从心中觉醒和冲动上来”。
大自然中生灵的命运与习性带给牛汉很多感动和思考。当感受到个体生命与自然界万物的相连相通时，牛汉狂喜道：“没人管我，我觉得自己就是天地人间的小小的一分子。这是天地人间给我的启迪，与为什么服务根本不沾边！”
精神上的囚禁和侮辱到这时才得到一些解脱，这是“生命经过粉身碎骨的冲击和肢解后获得的解脱”。正如他所说，“我的身心许多年来没有如此的单纯和素白”。
在短暂的失却了自我之后，在人生的困境之中，牛汉通过写诗重新找回了自我，找回了自由，生命也因此得到了再生，他说：“面对荒诞和罪恶，我和诗一起振奋和勇敢了起来，我变成了一只冲出铁笼的飞虎，诗是扇动着的翅膀。”而1972年至1975年也成了他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高峰。
牛汉用诗自由自在地书写着个体的生命体验，在诗中享受着这份单纯的自在。从他这一时期的《悼念一棵枫树》、《麂子》、《根》、《伤疤》等诗中充满着生命的高贵与尊严以及对伤戮和困境的坚韧反抗。与第一个创作高峰期的诗作相比，这份单纯是净化苦难后的彻悟。
在此，牛汉也反思自己1949年前后全身心参加的革命，他说那“不是真正的单纯，而是个性没有解脱，是宗教献身式的，是作为工具出现的。当时没有意识到，现在回过头来看，真是愚昧。”
“做自由的真正的‘牛鬼蛇神’”
从干校再生后牛汉就决心做自由自在的真正的“牛鬼蛇神”。这之后，尤其是整个上世纪80年代，牛汉思考了很多，也彻悟了许多。
关于“个人”与“集体”，牛汉已从以前的迷思中突围了出来。他说：“没有个人哪有集体？！这都是极左思潮把传统的语言颠覆了。个人主义，就是反对革命吗？这么简单的二元论，很可怕。”
在创作上，他依然强调“个性”。针对别人批评他的诗歌总强调“个性”、“小我”，教训他“诗应该写‘大我’”，晚年的牛汉曾自我辩护说：我宁愿一生写“小我”，有血有肉、真正的人的诗。“小我”有远大的理想。所谓“大我”，是空空洞洞、无血无肉的工具！“大我”不是人！离开个人还有诗吗？还有什么个性？
对于群众运动，牛汉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群众运动都难免混进一些居心叵测的坏人，但群众反官僚特权、反贪污腐败有什么错！
在这里，我又想起了汉娜·阿伦特写给朋友的那封信。在信中，阿伦特写到：我在自己的一生中从没“爱过”任何一个民族或者集体，德意志民族也罢，法兰西民族也罢，美国也罢，更没有爱过诸如工人阶级之类的群体。事实上我只爱我的亲朋好友，至于别的爱我无能为力。
“文革”后，恢复了工作，当时还未恢复党籍，但牛汉已不在意，天天写自己的诗。他的人生和诗歌绝大部分是沉重的、苦涩的。2003年在接受马其顿的“文学节杖”奖时，他说：“我苦苦地写诗正是为了从苦难中走出来，尝到一滴从未尝到的蜜。”
他还曾说：“我和我的诗所以这么顽强地活着，绝不是为了咀嚼痛苦，更不是为了对历史进行报复。我的诗只是让历史清醒地从灾难中走出来。
晚年，他的座右铭是：“有容乃大，得大自在。”他已深知，“在当代中国，作家、诗人要保留个性真是很难”，“中国的问题是没有健全的民主法治”，暮年的他仍在为那点“蜜”而苦苦跋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