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 启越 在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的眼里，2011年是“全球愤怒之年”，他将这些“愤怒”的总结为：感觉未享受到经济增长好处、并对腐败感到愤慨的普通民众，对全球联系紧密的精英阶层的反抗。我们也不例外，“愤怒”依旧是中国年度表情的的组成部分，我们愤怒的根源又来自哪里？

今年最风靡的一款桌面游戏无疑是《愤怒的小鸟》——为了报复偷走鸟蛋的肥猪们，鸟儿以自己的身体为武器，仿佛炮弹一样去攻击肥猪们的堡垒。那对于我们这样的“小鸟”来说，我们的“蛋”被谁偷走的？谁又能保护我们的“蛋”？

对于北京那些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来说，他们的“蛋”就是受教育的权利。偷走他们“蛋”的是北京各区的教育主管部门，而这些部门的职能恰恰是应该保护这些孩子受教育的权利。

自2011年6月起，北京大兴、朝阳、海淀近30所打工子弟学校相继收到关停通知，涉及数万名学生。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北京外来人口，在北京从事低收入的工作。与此同时，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又在失学孩子重新入学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致使很多孩子不得不离开北京或者就此失学。

我们愤怒在于，外来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并非无解，上海模式就是很好的解决之道——由政府出资为外来人口子女购买教育服务。相对于上海来说，北京并不缺钱，却采取最糟糕的解决方式，一关了之。其背后更实质的原因是北京的人口调控政策。说白了城市的外来人口让北京得以正常运转，而他们的下一代却承担了北京人口调控的代价。

保护者变成了伤害者的例子不仅仅发生在北京，还有湖南的邵阳隆回县的“邵氏弃儿”——超生的孩子从父母的怀抱中被抢走，作为逼交社会抚养费的人质，而后竟如同撕票一般，父母再也见不到他们。他们被送到福利机构（在此全部改为姓邵），然后漂洋过海。这样的“收养”，已堕落成贩卖，而整个过程，竟是由官方机构与政府人员完成。事实上，政府机构最大的义务就是保证自己的纳税人不受伤害。而现在，伤害者恰恰就是保护人。问题在于，现实版的“愤怒小鸟”并不能拿自身身体来反击，惟一的方式仅仅是独自伤心流泪。

 对一个孩子来说，最大的伤害就是失去父母的保护。而对于一个国家的国民来说，最大的伤害就是失去政府的保护，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他们理应在在社保、医疗、教育上得到政府的兜底保护。比如最近中国政府将扶贫标准大幅度提高就是应有的体现。但是我们屡次失望地发现，我们其实可以做得更好。“新疆智障人黑工厂事件”这起类似于旧社会奴隶买卖的非人性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在当下中国，人性的沦陷当然是诱因，但却根植于基层政府部门的尸位素餐。正如社会学者孙立平指出的，基层“没政策”、不出事就行的政策取向，让政府维持正义、给社会底层以基本保障的底线责任丢失了。政府职能的丧失，必然伴随着人性的沉沦。

 这种愤怒虽然来自底层民众，但我们的社会精英们不要庆幸自己能逃避这种伤害。也许伤害会从基层开始，但最终势必会蔓延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每个人都可能是被伤害者。

中石油的上百万的天价酒、上千万的偷漏税显然刺激了社会精英们的神经。对于国有垄断性企业的种种奢华，我们已经是习惯性“愤怒”，他们偷走了整体国民的福利。我们呼吁、叫骂、痛心都丝毫不能改变其任何行为，关键性的原因是，没有人制约他们，他们偷走了我们的“蛋”，而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如同旁观者。不仅仅是中石化，包括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政府官员们，他们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了吗？宜黄的“拆迁自焚”事件中被免职的官员，仅仅一年后，不又复出了吗？小鸟的愤怒能改变什么吗？能要回自己的蛋吗？

公权力的失效，给社会带来的将是灾难性的示范效应，每个社会组织都会成为伤害者，同时也成为被伤害者，社会阶层顶端的富人也难逃此劫，标价上百万元的达芬奇家俱的购买者不就是富人们吗？事实证明，那是一场骗局。富人们难道不受伤吗？他们不愤怒吗？

这个社会是一个整体，没有人、没有一个阶层能独善其身不被伤害，每个人都是愤怒的小鸟。同理，要平息小鸟的愤怒，也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不是惩罚一个官员，关闭一家企业就能解决的。但是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让公权力成为真正的保护者，而不是伤害者，公权力归位以后，其他的“伤害”也就由此逐步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