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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九上天与母亲下跪
导语:当我们为祖国壮丽的航天成就欢呼的时候,别忘了中国社会存在的深刻失衡。

经济观察报 依北王/文 代表祖国荣耀、成就与希望的神九与天宫号,正在太空遨游。连日来,人们像看大片一样跟踪、关注着相关新闻,为中国的强大与繁荣祈福。与此同时,也传来这样的新闻:在中国南方,在繁荣的深圳,一个母亲跪下了,她下跪的方向,是深圳南山区教育局。她下跪的原因,是为自己的女儿争取上小学的学位。她长跪一小时,最后终于换来了满意的承诺。

媒体的报道显示,这位母亲系有深圳户口的本地人,连本地人都无法获得上小学的学位,叫人不由得为那些没有深圳户口的孩子们的上学问题捏一把汗。

笔者无意、也不认为应该将神九发射与民生问题对立看待,之所以同时提到这两个新闻,是因为它们所传递出的意象,自然地构成了一个强烈的隐喻:当我们为祖国壮丽的航天成就欢呼的时候,别忘了中国社会存在的深刻失衡。

这位长跪的母亲,所要的只是法律所赋予的基本权利。根据2006年6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的《义务教育法》,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义务教育法》从1994年就开始实施了,可是近二十年过去,却出现了这样令人鼻酸的一幕,一个母亲,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得到法律所赋予的权利,长跪不起。

这也是令人羞耻的一幕。人人膝下都有黄金,都有不可下跪的尊严。但是,笔者不想指责这位母亲,相反,却要赞扬她,赞扬她的牺牲精神,为了孩子能够上学,她不惜拿起弱者的武器,用下跪——一种精神上的自残方式,达成自己的目的。该羞耻的,是这个时代,“邑有流亡愧俸钱”,近两千年前的官员尚有此境界,今日,面对下跪的母亲,公仆们理应分泌出足够的羞耻。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三十余年里,拜改革开放之赐,从一个渔村成长为国际化大都市。据统计,2009-2010年的全国主要城市人均收入排名中,深圳以人均收入27596元位列第一。在全球经济版图中,深圳也占据着不可小觑的地位。美国《新共和》杂志资深编辑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在其所著的《刺耳的繁荣》一书中,以艳羡的笔触这样描写道:“深圳仅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就从无到有并一跃成为世界第四大最繁忙的港口……像深圳这样的情况以前还从未发生过——从未有哪个大都市的建设速度如此之快,从未有哪一地区发达的经济几乎是从零开始,也从未有哪一个社会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从封闭孤立迅速转型成为一个以外向型出口为主的社会。”但是,人们所期待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所谓规律没有显灵,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必然带来政治上的进步。据报道,在一些符合上学条件的孩子不得其门而入的同时,一些甚至没有独生子女证的孩子,却能以高价码获得公办学位。当国民的基本权利都能成为权力的猎物时,我们为权力品位的低下感到羞愧,为权力道德的贫乏感到悲哀。

很多时候,推动一个时代进步的节点性力量,并不是连篇累牍的真理,也不是英雄的振臂一呼,相反,一个平凡人的非凡举动倒能促成变革的发生。温总理显然对此颇有心得,所以他才把对于未来、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希望,寄于“人民的觉醒”。笔者希望,深圳母亲的一跪,能成为促成社会觉醒的号角,促使我们的社会,能从庸俗的经济决定论中走出来,本着对民族、未来负责的高度自觉,积极主动地推进改革,改变社会严重失衡的现状。其实,当下,关于如何促进公平与正义,如何解决教育、医疗等具体的民生问题,并不缺乏方案与思路,所缺乏的,只是对公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只是打破既得利益、推进改革的政治与道德勇气。

笔者还希望,深圳母亲下跪之后,深圳有关官员能秉持良知,还给这位母亲一跪。如是,既是对母亲下跪事件带来的社会心理创伤的修补,也是权力道德救赎的开始。

(作者为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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