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名山上市
这些宗教名山均属公共资源，如何开发运营不能以经济为唯一考量因素，尤其是和宗教唇齿相依的名山，更不能罔顾公众和宗教人士的心理感受。景区涨价都需要听证，这样的上市运营，是否也要征求公众的意见？应由宗教人士、专家学者、公众代表等共同讨论决定，而不是企业或地方政府说了算。
——《 新京报》
食品安全首入绩效考核
《决定》将食品安全纳入绩效考核体系中，这于地方官员而言，无异一道紧箍咒；提升食品安全议题的等次，使之能对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等评优创建活动一票否决，更是对那些热衷政绩工程的官员的警示：让民众吃得放心才是最有面子的事情。
——《 南方都市报》
食品安全治理再怎么用“严”，监管体系再怎么严密科学，如果监管者不作为、选择性作为，食品安全的重拳就可能如击棉花般被卸了力道。因此，念好严字诀，关键在于监管者的执行力。在一定意义上说，堵住一些监管者身上的漏洞，也就堵住了食品安全的漏洞。
——《京华时报》
以“厘米推进”的眼光看，这份决定补牢意味很明显：其意义指向，就是将监管触角向纵深处掘进，补全治理的缺漏。“食品安全挂钩政绩”，是对考评漏洞的完善，也增强了对官员的约束。当食品安全不再处于“职责盲区”，政策执行也就少了责任回旋的余地。
——《华西都市报》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直接影响到公民最基本的权利——生命权、健康权。所以，食品安全在政绩考核中的分量应该最重，所占的分值应该最多。只有如此，各级监管者才能真正重视起来。
——《扬子晚报》
按袋计量收垃圾费
作为垃圾处理政策的设计者，政府需要做的应该是汲取社会的智慧，让政策本身更为接地气。同时，还要积极引入市场的力量，通过借助市场的配置手段，来实现对垃圾分类政策的推动。只有到了居民乐意进行垃圾分类，市场介入时有利可图，同时政府又能够确保分类过程的规范和可持续，才可能真正解开垃圾围城的困局。
——《南方都市报》
作为民众，应该理解这种措施的用心良苦，否则，垃圾围城永远处于一个无法破题的局面。但作为政府职能部门，不管新政有多么充分的理由，亦有完善垃圾分类措施、详细讲解措施、大力宣传措施的义务，这其中需要兼听民意、了解民意、与民意沟通。
——《南方日报》
城管出国考察
让人好奇的是，广州城管“周游列国”，他们从这些国家的城市管理中学到了何种经验？取经之后，广州城管是否将经验“拿来”，改善了管理方式、调整了管理思路，真正把钱花在了刀刃上？
——《新京报》
只让社会知道花了多少钱,而不让大家知道该不该花以及怎么花出去的,这显然还是一种“自说自话”的行为,也给一些假公济私的行为提供了生存空间,很难让公众真正满意。
——《齐鲁日报》
无论如何,一年赴九国考察都不该成为合理合法的管理常态,曝光后,该规范的规范,该查处的查处,该审计的审计。同时,还应该让一年赴九国考察的城管们总结一下“考察经验”,面向全体市民汇报一下学习心得。
——《法制日报》
北大11名校长助理
类似校长助理不占有专门的行政资源和岗位级别的回应，并不能打消公众对校长助理是否享受校级领导待遇的怀疑。为了以正视听，也为了显示高校去行政化的决心，不妨先取消校长助理这一职位。退一步说，既然校长助理大多来自于各学院的教授，没必要多此一举许其一个校长助理的头衔，干脆让教授名正言顺地治理学校，岂不更好？
——《广州日报》
大学内的各种行为价值不是取决于学术价值，而是取决于它与行政权力的顺应程度，行政人员成了支配学校的核心，不仅难以实行大学科学民主管理，而且导致教育资源浪费，大量资源消耗于非教学科研的行政行为。
——《中国科学报》
广州水泥锥
舆论正就铲平“水泥锥”对广州市政当局施压。笔者的看法正好相反，主张把这些“水泥锥”留下来， 作为城市治理的历史遗存供新入职的市政管理者进行“入职教育”的一份难得教材。偌大的广州，为流浪者栖息预留一些“空隙”不缺这片浇铸有“水泥锥”的弹丸之地。
——《》
这些水泥锥是一种对权力眼中的无秩序场所加以占据的设施，它用占据空间的方式，封禁了任何人使用那些空间的可能。如前所述，其初衷是使这些空间不能被流浪人员使用。
——《东方早报》
城市不是专供VIP享受的高档会所，奉行“衣冠不整者莫入”。过于追求“洁癖”的城市管理思维，本质上折射出管理者的政绩观发生了扭曲，流浪者的权益往往被城市发展的“大战略”所绑架，显得无关紧要甚至格格不入。这往轻里说是褊狭与小气，往重了说则有侵犯公民平等权利之嫌。
——《京华时报》
如何对待行乞者，看似是一个技术问题，实则是一个行政理念的问题。面对公民合法权利，懂得“谦卑”、“服务”和“捍卫”，“行乞者无立锥之地”的咄咄怪事，或许就会少一些。
——《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