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要了解、研究中国现代史，尤其是政治史，无论如何蒋介石都是个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但长期政治环境的形格势禁，使“蒋介石”一直只是一个政治符号，无法对其进行学术研究。近些年来，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渐渐地，开始了对蒋的学术研究，且成为一个学术研究与大众关注的小小“热点”，有关著述相继问世。山西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并非蒋的详传，而是从他人生的几个重要侧面，来透视他“得”、“失”天下的人生，视角独到。更重要的是，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三位作者均长期治民国史，自然不同程度、不同面相地涉及蒋介石研究。此书为三位作者有关研究结集，互相补充，更是相得益彰。
作者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中国的22年中，1932年似乎是平平常常的一年。然而恰恰就在这一年，蒋介石经过第二次下野后的深刻反省，其统治手段和方法，发生重要变化。
此前与李宗仁、白崇禧的“蒋桂战争”，及由此引发的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间的“蒋冯阎大战”，蒋都取得了军事胜利。但是，军事胜利并未完全转化为他在党内的政治优势，国民党内多数人仍认为他是“军事领袖”而非“政治领袖”，在错综复杂的党内派系矛盾、斗争中，他不得不在1931年12月中旬“下野”。
这次下野，蒋介石深深意识到一些原本不曾关注或关注不够的重大问题。当国民党的统治由“军政”进入“训政”时期，执掌中央大权的蒋介石深感自己在党、政方面的能力远远达不到对军政大权的运用自如。经过痛苦的反省，他认识到以往只注重军事、军权而相对忽视了其他方面，认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是自己军事成功政治失败的关键。因此，在这一年中，他开始确立了自己的核心干部，主要是原来得到他信任的干部和一些党外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一人是原来反蒋的汪精卫、胡汉民等派系成员，也很少有孙科的太子派、西山会议派和地方实力派人物。在这一年中，除了原来的CC系外，他建立了一个以黄埔学生为核心、主体的绝对效忠于他的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从组织上加强了对国民党的控制。在这一年中，他重组情报机构，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调查局”，由陈立夫任局长，下设三个处，由徐恩曾、戴笠、丁默邨分任处长。此三人在以后的民国特工史上分掌了中统、军统和汪伪特工总部。在这一年中，此前一直关注于“军队建设”、巩固“党权”的蒋介石，不能不开始认真地考虑一个对他而言全新的课题：“政权建设”。为了加强政权建设，他开始与以前基本没有来往的知识界建立密切联系。从1932年4月开始，他有计划、有系统地召见大批学界精英，虚心向他们请教。为蒋讲课的主要内容为他以前关注很少，而此时急待解决的经济、政治、外交和国际关系这四个方面。作者的细致分析表明：通过这批著名学者的讲课，不仅提高了蒋介石的治国能力，更重要的一大收获是很好地改善了他与知识界的关系，并吸引了一大批知名学者纷纷加入国民政府。这“不仅可以扩大国民政府的统治基础，巩固统治秩序，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国民政府的政治生态，更解决了他人才匮乏的困境。”作者强调：蒋介石吸收的这些知识分子大都不是国民党员，他们参加政府工作后，占据了许多重要岗位，引起了党内各派的强烈不满。但正是对党内干部素质的不满，才迫使蒋将眼光投向党外，因此不顾党内强烈反对坚持重用党外知识分子。现在为不少人津津乐道的“十年建设”、“黄金十年”，与蒋的重用知识分子、使大批国民党外知识分子参加政权建设确有重要关系。反之，就不可能有那些成就。
确实，1932年是蒋由军事领袖向政治领袖转型的关键之年。
蒋虽成为政治领袖，权势空前，但国民党内派系林立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如何处理、解决党内矛盾甚至激烈斗争，是蒋的“政治”的重要内容。他对党内元老从倚重到闲置，恩威并重摆平地方实力派，直到仓皇去台后，才最终在党内“独大”。不过，他对反对派的处理却颇堪玩味。
蒋桂战争、中原大战、两广事变，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与蒋介石兵戎相见。结果都以“反蒋”失败告终。然而，双方争战时你死我活，一旦战争结果，党内胜利者却并未将失败者“诛之而后快”，失败者不仅性命保全，且大多仍有一定职位。如果说在大陆时代这些派系因拥有实力使蒋不敢不能诛之后快的话，去台后阎、白已无一兵一卒，虽然对他们防范甚严，但仍然予其高位、享有尊荣。如蒋的三次下野，桂系都是逼宫要角，尤其是第一、第三次下野，桂系都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1948年底淮海战役后期，蒋的嫡系或被围或被歼，蒋令在武汉任“华中剿总”的白崇禧增兵南京，但却为白拒绝，且留下增援南京的武器。蒋在日记中既无奈又忿恨地写道：“桂白在汉口留政府东下之运械船舶，其叛逆昭彰，又对第二军东调始终阻止，乱臣叛将非可以诚感也。”将白视为“非可以诚感”的“乱臣叛将”，其恨之深，可以略见。但白到台后，蒋虽暗中防范，依然予其荣尊之位，并未清算其屡次严重反蒋倒蒋的历史旧账。
只是，这种对党内不同派别并不残酷迫害致死的政治宽容在蒋时代未能发展、演变成为一种党内不同力量在制度层面公开互相制衡的现代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对此，胡适在1951年5月致蒋的信中，坦率指出这是蒋丢失大陆的主要原因之一。（《胡适致蒋总统书》，1997年2月27日《联合报》第37版）
这封信写于1951年5月31日，其时胡适离开大陆到达美国刚刚两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任管理员。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便如此彻底地惨败于原本明显居于劣势的共产党，举世震惊，纷纷探讨其中的原因。深涉政坛的胡适更不能外，也对这一历史巨变的前因后果作了一番省思和分析，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在这封四千余言长信中，他从共产党的斗争策略和国民党自身的问题这两方面对国共的胜败原因作了分析，直言无讳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分析了共产党的策略之后，胡适笔锋一转，对国民党自身的原因作了非常尖锐的分析和批评，并明确提出要蒋介石辞职。他认为，退守台湾的国民党的当务之急有两条，一条是“由立法院与监察院联合妥商一个宪法上规定的总统、副总统选举方法的紧急补救条款”，否则“将来必有大懊悔之一日，已来不及了。”另一条更为重要，他的建议也更为详细：“今日似可提倡实行多党的民主宪政，其下手方法，似可由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三四个同源而独立的政党，略如近年立法院内的派系分野。此是最有效的改革国民党的方法。近一年内所谈党的改革，似仍不脱‘党八股’的窠臼。鄙意今日急需的改革有这些：（1）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的职务。（2）由蒋公老实承认党内的各派系的存在，并劝告各派系各就历史与人事的倾向或分或合，成立独立的政党。（3）新成立的各政党应各自立纲领，各自选举领袖，各自筹党费。（4）新成立的各政党此后以政纲与人选，争取人民的支持。（5）立法院必须修改议事规则。凡议案表决，原则上均须采唱名投票制，以明责任。（今日立法院表决不记名，乃是一大错误，故国民党有百分之九十立法委员，而无力控制党员。）”
胡适进一步说：之所以到如此地步，一是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另一则是“‘清共’之后，不幸国民党仍保持‘联俄容共’时期的‘一党专政’的制度，抹杀事实，高谈‘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这是第二大错，就使清共反共都不彻底。后来领袖者虽诚心想用种种法子补救（容纳无党派分子入政府，迫致党外人才入党，办三青团，设参政会、制宪、行宪……）但根本上因党政军，大权集于一人，一切补救方法，都不能打破这‘一党专政’的局面，也都不能使国民党本身，发生真正有效的改革。故今日要改革国民党，必须从蒋公辞去总裁一事入手，今日要提倡多党的民主政治，也必须从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一事入手。今日的小党派，都不够做国民党的反对派。最有效的民治途径，是直爽的承认党内几个大派系对立‘而且敌对仇视’的事实，使他们各自单独成为新政党。这些派系本是同根同源，但因为不许公开的竞争，所以都走上暗斗、倾轧的路上去。其暗斗之烈，倾轧之可怕，蒋公岂不知之。如欲免除此种倾轧的暗斗，只有让他们各自成为独立政党，使他们公开的作合法的政争（公开的政争，是免除党内暗斗的唯一途径）。但蒋公若继续作国民党总裁则各派系必皆不肯独立，必皆欲在此‘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的政权之下继续其倾轧暗斗的生活。在此状态之下，国民党的改革，除了多作几篇‘党八股’之外，别无路子可走，别无成绩可望。”
对蒋介石希望自己出来“组党”，胡适写道：“数年来，我公曾屡次表示盼望我出来组织一个新政党，此真是我公的大度雅量，我最敬服。但人各有能有不能，不可勉强。在多党对立之中，我可以坚决的表示赞助甲党，反对乙党，正如我近年坚决的赞助我公，而反对国内国外的共产党一样。但我没有精力与勇气，出来自己组党，我也不同情于张君劢曾慕韩诸友的组党工作。”“因此，我在这几年之中，曾屡次向国民党朋友大谈‘国民党自由分化，成为几个独立的政党’之说。此说在今日，对内对外，都不容再缓了，故敢为我公详说如上。”
胡适很清楚，在近代中国其他所谓“反对党”只是无足轻重的摆设，知道蒋要他“组党”亦不过把戏，因此一直婉拒，反寄希望于大权在握、但又派系林立的国民党的自我改造来实现民主政治。不过，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想要通过这种“理性”来说服国民党实现派别公开化、合法化，甚至分裂出来独立组党，只能是胡适的一厢情愿。在大陆时，李、白、阎等“实力派”的力量要比去台后大得多，尚且未能实现派别公开化、合法化，去台后就更难实现了。
这种政治的现代化转型，蒋氏一生并未完成，甚至反对。诚如作者所说：“其思维方式当然不脱国民党的主流意识，自然也是‘革命’为先，‘民主’为后，甚而是有‘革命’而无‘民主’，并且对可能危及国民党执政地位的‘民主’有着本能的反感与警惕。”这种思维，无疑是他的“失天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