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红

就在张瑞芳去世的日子，无独有偶地听到两位老人讲述1949年3月一艘从香港到天津的“宝通”轮的故事。一位是蒋一苇；一位是曹健飞。他们和张瑞芳都在这艘轮船上。而张瑞芳是众星捧月的位置。

蒋一苇和曹健飞都是老三联书店的人。蒋一苇已经去世20年了。有幸听到他生命最后时刻的录音。1978年后他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重庆社会科学院院长。他是建功立业，且有趣的人。听曹健飞的讲述，则是在他九十岁自述中。

那是1949年3月，在香港的一些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乘一条从挪威租来的船回北平。这是一艘货船，一是运解放军需要的物资，包括医疗药品等；二是运日后将要发行的一些进步、革命书籍：三是运在港的地下党员、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他们是：李达、周鲸文、刘王立明、李伯球、周新民、黄鼎臣、谭惕吾、阳翰生、史东生、曾昭抡、黄振东、汪金丁、罗义玉、严济慈、沈其震、狄超白、黎澍、臧克家、丁聪等等，还有香港达德学院学生。

这是一条五千吨的货船，挂的是挪威旗，为了遮人耳目，名义上开往釜山，船上人办了韩国签证，实际上是开往天津。船在海上走了七天七夜。头四天遇上大风大浪，全体晕船，他们在甲板下面的一个货舱里打铺，蒋一苇说：“那里的气味太难闻了。”第四天，风平浪静，特别舒服。加上顺利通过台湾海峡，大家一下子活跃起来，“都怀着兴奋喜悦的心情迎接新的生活，因此海上航行生活充满欢乐愉悦气氛。”（曹健飞语）这些人来自天南地北，而张瑞芳是北平人，于是大家聚集在甲板上，请她介绍北平。张瑞芳讲了好多故事，她说：北京人住的房子是东西南北清清楚楚，走路也是东西南北清清楚楚。比如说，拉黄包车的走到某个十字路口，他要拐弯，就先打个招呼，要往北拐时就喊：“北去——”；要往南拐时，就喊：“南去——”。这是为了跟后面的打个招呼。张瑞芳还说北京话好听。好听到什么程度呢？假如你听到隔壁屋里有个老太太和人家吵架，吵了半天，你要是不知道准以为是十八岁姑娘跟人家吵架。结果你一开门看，却是个老太太。连老太太吵架都那么好听。大家在船上联欢，跳舞、扭秧歌，张瑞芳自然是主角。这些文人在短短的航行中还办了份报纸——《宝通报》，报道收音机里的重要新闻，和船上各项活动，诸如行至山东海面，臧克家用山东口音朗诵即兴创作的诗篇；经济学家狄超白京剧清唱。丁聪、蒋一苇为他们拍照。

“南去——”，“北去——”，病中的蒋一苇讲完了张瑞芳的故事，还用带有武汉口音的普通话悠扬地喊着，仿佛让我再一次听到张瑞芳的北京音儿。在那个群星灿烂的岁月，张瑞芳是少有的北京人，是个不像演员的好演员，一点儿都不做作，朴实，大方，讲一口流利随便的北京话。遗憾的是，因为和金山的婚姻破裂，张瑞芳余生60年是在上海度过的。她的爱北京，真是可以和老舍的爱北京相比美。他们的走标志着一个传统的北京，全面地消失在地平线上。如果说1949年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不断地拆，不断地建，把一个有形的老北京拆没了；那么，随着老舍、张瑞芳等等代表北京文化根儿的人一个个远去，人文的北京也消失了。怀念老北京，就应该怀念他们；怀念他们就应该怀念老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