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馥李

1月24日上午，北京市劲松街道老年家园，春节茶话会热热闹闹地举行着。一对老人正做着“谁来比划谁来猜”的游戏。

气氛很欢快。每位到会的老人们，臂膀上都贴了编号，用于茶话会的抽奖活动。坐在台下的刘奶奶，已经89岁高龄了，焦急地问着同桌的人，啥时候轮到她的独唱节目。

台上台下最忙碌的，还得数主持人赵维为和刘欣。她们是朝阳区惠心社会工作事务所的社工，这场茶话会，由她俩一手操办。

赵维为和刘欣劳动的“埋单者”，是北京市朝阳区政府。2009年，北京提出的“9064”养老方案，即到2020年，90％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照顾养老，6％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区照顾服务养老，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随后，购买养老社会化服务，从2010年进入实操阶段，如今已是第四个年头。

谁买的服务？

惠心社区工作事务所，是一个主要从事“为老服务”的社会组织。

理事长李红兵的案头上，是一本厚厚的老年人档案。每一张档案，都记载了社区老人的重要信息，比如医保情况、家庭关系、病史、饮食习惯、日常爱好、主要社会关系等。有了这样的档案，老人需要什么样的服务，也就清晰了。

北京市社工委、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组织者。从2010年开始，北京市每年都会对外发包一批社会工作项目，通知到各个社会组织。根据这些项目的申请资格、流程，各个社会组织进行申报。朝阳区会组织一个专家评审组，进行项目前期审查，如果通过，就立项，与社会组织签订协议。

惠心社区工作事务所成立于2010年7月。作为一个NGO组织，从2011年开始，正式被朝阳区政府购买了服务，负责解决8个社区老人的生活所需。

一般来说，60岁以上的空巢老人，是社工们重点服务的对象。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朝阳区政府会委托一个专门的第三方机构，对项目的进度和实施效果进行跟踪监测。项目经费分两批或三批，根据项目进度逐步拨付。项目结项后，还要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评审合格，再将剩余项目经费全部支付。

赵维为和刘欣，都是2011年毕业的大学生，服务的每一个老人，都是她们工作中的一个“个案”。她们的工作，就是帮助这些老人解决实际的困难，进行心理疏导。刘欣在大学的专业是心理咨询，她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陪“爷爷奶奶”们聊天。

刘欣说，其实聊天的过程就是一个发泄、排解忧愁的过程。很多老人都有离退休综合征，他们曾经都是单位里的管理者，退下来后，不习惯平淡的生活。而刘欣所做的工作，就让老人们放下身份，融入到托老所的氛围之中。

拿工资的“雷锋”

不过，刚开始很长一段时间，老人们并不接纳她们。老人们甚至不理解，这两个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女孩子，究竟是来做什么的？

这困惑，赵维为自己也有。向老人们解释“社工”这个词并不容易。于是，她们用一个比喻形容自己：我们是拿工资的“雷锋”。

这样的服务，更侧重精神慰藉。对社工项目的评估和考核是个难题，其社会效益很难直观地量化。赵维为形容说：不在于要达到什么目的，做的过程就会体现社会工作的价值。

当然，很多事情，并非年轻的社工们能处理的。

惠心社会工作事务所服务了三个保障房社区，位于朝阳区常营和东坝。这些社区，本身就处在城乡结合部，公共配套措施滞后，附近的医院很少，寻找医疗志愿者的难度很大。另外，老人们的困难还在于一些基础公共设施的缺乏，比如公交站点设置不合理、银行网点少等。这些问题，社工自然也无力解决，只能尽力去呼吁。

例如，在目前的养老服务体系中，具有专业养老资质的护理人员也严重匮乏。根据北京市民政局的数据，北京现在具有资质的养老护理员2000余人，而全市7万张养老床位就需养老护理员1.4万人，供需缺口很大。

医疗护理服务，无疑是老年人最常需要的服务。惠心社区工作事务所，也没有专业的服务人员。不过，李红兵说，他们和很多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通过动员医务人员志愿服务，来解决这个难题。在他看来，社工是一个链接资源、组织各种活动的媒介，社工不可能承接所有的专业服务，但可以是问题的发现者、资源的协调者、服务的组织者。

眼下，社会组织面临的最突出的困难，就是人才。李红兵说，目前，全国200多所高校，均开设了社会管理专业，每年有万余名毕业生走向社会。但愿意做社工的，粗略估计只有15%到20%。

“从事社会工作，注定发不了财。”李红兵说，社工工作有道德价值感，生活却相对清苦。在北京市来说，一般社工的工资水平，保持在2000元左右。这是个尴尬的现实，社工的工作人员，本身也是困难群体。

目前，社工多数是一些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因为没有太多的工作经验，很多人把从事社工，作为积累工作经验的跳板。

期望更进一步

劲松老年家园属于朝阳区民政局的养老机构，目前只接收能够全自理的老人。老人入园之前需要体检，每月的费用为1500元。

不过，现在想入园的老人很多。园长蒋云告诉记者，那些生活不能自理、或者半自理的老人，很多都想入住。但限于这里的条件，很难接收。

而在北京，约有半数以上的养老机构由于护理人员缺乏、护理风险较大等多种原因，拒绝接收失能老人。事实上，真正需要入住养老机构的，往往是那些高龄、失能、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政府运营的公益性的养老机构，还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所以，这样的现实，也常常让社工赵维为和刘欣，有种无力感。在劲松老年家园，她们俩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这个老年家园，也是她们开展为老服务的平台，在基础性的吃饭、居住之外，社工的作用，就是提供补充性的服务。

至于更为庞大、更为基础的养老服务，还没有向社会组织开放。

从北京市的现实看，定位于“补充性公共服务”的政府购买，究竟应当覆盖哪些范围、服务按照什么标准，都缺乏量化指标。

北京市社工委的改革创新，只能在基本服务之外，做补充性服务。在北京市制定的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细则中规定，属于单位职责、已由部门预算保障的项目，仍由原经费渠道解决；通过任何途径已由市级财政支持的项目，原则上不再作为购买对象。

北京市委社会工委书记宋贵伦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称，北京的社会建设专项资金，一般用于购买综合性的公共服务。比如养老，老龄委有自己的财政资金和项目，社工委就不做基本养老服务。

这意味着，目前的大部分基本养老服务，仍由政府部门承担，并不在购买服务的范围内。所以，与庞大的行政、事业单位系统相比，社会组织提供的为老服务，或许还只处于锦上添花、查漏补缺的地位。

1月24日，北京市社会办发布消息，2013年，北京市将利用社会建设专项资金8000万元，向社会组织购买500个公共服务项目。这些社会组织服务，将重点围绕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社会公益服务、社区便民服务、社会建设决策研究信息咨询服务5个方面、45个类别。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涉及养老的服务。

李红兵设想，随着事业单位改革的深入，很多由事业单位承担的服务职能，要逐步剥离，给社会组织让渡出一些空间，由社会组织来承担，实行准市场竞争机制。将来，社会组织之间，也展开良性的竞争，比拼服务质量，赢得社会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