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转基因食品可能致人三代内不育
转基因产品用作人类食品和动物饲料很危险，全世界已经有足够多的独立研究证明。最有说服力的是2010年俄罗斯科学家做的实验表明，转基因大豆伤害哺乳动物、令哺乳动物断子绝嗣。实验用的是繁殖力很强的坎贝尔仓鼠，对照用的纯种黄豆来自塞尔维亚，已经成为难寻的稀有之物，原因是转基因大豆商业化种植已经在全球普及：美国97%，阿根廷99%，巴西50%以上。
俄罗斯实验由两个机构联合进行：俄罗斯全国基因安全协会和生态与环境问题研究所，领衔研究者是阿列克谢·谢洛夫博士（Alexei Surov）。他们有令人震惊的发现。
仓鼠按每组一对分开饲养。第一组为对照组，喂以通常的鼠类动物饲料，第二组添加非转基因大豆，第三组添加转基因大豆，第四组用更高比例的转基因大豆。我们观察它们的行为、增重速度和繁殖。
起初一切正常。然而，第二代再次配对后出现了严重的情况。喂了转基因大豆的实验鼠生长速度很慢，性成熟推迟。当实验进行到第三代时，转基因大豆组仓鼠没有后代出生，表明它们没有繁殖能力了。[18]
第三代实验仓鼠甚至有毛发从口中生出的现象。这个令人惊愕的怪异现象在停止饲喂转基因食料后逐渐消失。[19]
难道这个实验结果还不够明确吗？西方主流媒体以BBC、CNN和纽约时报为首，刻意地无视科学实验提出的严重警告：三代绝嗣。这种怪象，难道不是地缘政治利益在幕后操纵转基因泛滥的佐证吗？
中国在转基因管理方面有很多空子让人钻。美国粮食巨头如嘉吉、ADM、邦基等，已经操纵了中国的大豆进口。2011年，中国进口转基因大豆5,260万吨，其中一半来自美国[20]（占美国大豆出口总量的60%）；2012年第一季度到港转基因大豆刷新纪录，达1,250万吨。进口转基因大豆已经超过中国大豆总用量的60%，被中国人直接和间接消费了（通过饲养动物）。上述俄罗斯仓鼠转基因大豆实验，是否暗示中国人口三代之内可能不育？此事已经达到国民健康紧急风险事件水平，应该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提出紧急处理对策了。[21]
必须击破中国国内对转基因食品合法化的抵抗，才能把转基因变成中国人的基本食品。美国政府、美国农工商巨头将之视为当务之急。华盛顿用粮食作地缘政治的武器，技法早已炉火纯青。
大型战略必须有通盘谋划，把美国国内经济与国际政策脱钩就是一个大手笔。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70年代以石油冲击小试牛刀，最高权力精英仔细算计过，为了全球霸权战略大计，必须以举国之力聚焦“战略产业”核心。美国国防军事工业是战略核心，波音、麦道、哈里伯顿和柏克德公司等当仁不让。放弃对通常的基本工业部门，如钢铁、汽车、电子、矿业的保护，转而聚焦于最新战略产业部门如生物技术，才是最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
农作物出口对美国扩张全球霸权具有更大战略意义，因此超越常规工业部门跃升为战略优先。早在20年前，从1992年开始，生物技术产品——转基因农作物出口，就被设定为美国谷物和农业出口的战略核心、美国国家利益所在。1995年完成改组的WTO，正好用来推进美国农工商巨头利益的工具。[22]
然而，只要进口美国粮食的国家，还能用自己的种子生产粮食，那么它们就有能力最终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从美国利益的角度看，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垄断种子，用专利攫取种子品系的权属——转基因种子专利，就是它们最想要的、最大的国家利益。
二
垃圾食品如鸦片
垃圾食品可以像海洛因一样让人成瘾。有科学实验可以证明。
位于佛罗里达的美国斯克里普斯（Scripps）研究所发现，典型垃圾餐中常用的玉米高果糖浆等糖类，可对大脑中枢区形成类似毒品效应的刺激和依赖而致人成瘾。在试验中给小鼠喂食垃圾食品会导致小鼠上瘾——控制愉悦感受的大脑区域逐渐麻木；小鼠吃得越来越多，即使要经受电击才能享受垃圾食品，它们仍趋之若鹜，情景令人惊秫！康奈尔大学威尔（Weill）医学院的路易斯·阿罗尼教授、前任美国肥胖症学会会长说，肥胖人的行为很接近可卡因成瘾者的行为模式，人类大脑对垃圾食品的响应和有毒瘾者寻找可卡因的模式几乎一模一样，也就是说，垃圾食品可让人上瘾。如果不能采取果断措施把垃圾食品的消费降下去，28年后，美国人口将有一半患上肥胖症。还有一种工业化食品常用的调料谷氨酸钠（MSG），其危险性被美国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掩盖或忽略了。过量使用谷氨酸钠能导致痴呆。最近一份科学报告指出：“谷氨酸盐作为兴奋性神经传导素，对神经蜕变致病的过程起了重要作用。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突触约有70%可被谷氨酸盐激发，而当传导受阻时就会发生神经退行性痴呆症。谷氨酸盐慢性释放的刺激性效应，能导致大脑皮层或皮下神经发生退行性病变，最终成为痴呆症。”
人工甜味剂是另一种最常用的食品添加物，其中有孟山都公司的“中性甜”（NutraSweet）和“坎特雷”（Canderel），2009年以后改为阿米诺甜（AminoSweet），作为糖的替代品用于无糖可乐等。孟山都公司于2000年将甜味剂业务出售给日本“味之素”公司（Ajinomoto），今天该公司在全球市场的份额达40%，是全世界最大的甜味剂供应商。在中国有“味之素(中国)公司”、“川化味之素”（Chuanhua）、“河南味之素”等。推广阿斯巴甜代替蔗糖的理由是“低糖”，然而它同样会导致体重增加，副作用很多，如导致抽搐、眩晕、偏头痛、健忘、疲乏、抑郁、惊恐症等。
麦当劳、肯德基在中国的扩张处处充满破坏性，性质如同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就是一场新的鸦片战争！
以削弱中国的独立性和战斗精神为目标的华盛顿行动纲领中，垃圾食品不过是其中一部分。即使是在美国，为美国负责监管食品安全的机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快餐中是否使用不可食用的添加物，同样不管也不问。美国政府最高层的严重腐败由此可见一斑。奥巴马政府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副局长麦克·R.泰勒，1981年起加盟孟山都公司，曾任孟山都公司的执行官，1994年－1996年任职美国农业部，负责食品安全和监督。他对四届美国总统放任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监管政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泰勒在进入奥巴马政府之前，曾服务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办的智囊团“未来的资源”，该机构鼓吹美国向非洲提供农业援助，趁机把用专利保护的转基因种子散布到非洲。[12]
进攻中国食品安全的第二条战线是转基因主粮。美国农业部与孟山都公司、四大农业巨头以及农用化学品巨头为此而联手行动，转基因主粮登上舞台。
三
黄金水稻神话
根据联合国统计，发展中国家约有1.4亿儿童患有某种程度的维生素A缺乏症，其中25万至50万人会因此致盲（比例约1/300），这的确是发展中国家新生儿死亡的原因之一。洛克菲勒基金会充分利用了这个“真问题”，1990年开始以国际水稻生物技术项目的名义下手，制造出一个“维生素A黄金水稻”神话，黄金水稻被不失时机地做成一张推广基因技术的“情感牌”、一面招兵买马的旗帜、一把画线站队的标尺，尽管关于补充维生素A的一切承诺，都是险恶的谎言和蓄意欺骗。
水稻种子代表的是一种生命符号。转基因的水稻种子却是一个杀手，因为水稻是24亿人民的主粮。
转基因产品用作人类食品和动物饲料很危险，全世界已经有足够多的独立研究证明。最有说服力的是2010年俄罗斯科学家做的实验表明，转基因大豆伤害哺乳动物、令哺乳动物断子绝嗣。实验用的是繁殖力很强的坎贝尔仓鼠，对照用的纯种黄豆来自塞尔维亚，已经成为难寻的稀有之物，原因是转基因大豆商业化种植已经在全球普及：美国97%，阿根廷99%，巴西50%以上。
俄罗斯实验由两个机构联合进行：俄罗斯全国基因安全协会和生态与环境问题研究所，领衔研究者是阿列克谢·谢洛夫博士（Alexei Surov）。他们有令人震惊的发现。仓鼠按每组一对分开饲养。第一组为对照组，喂以通常的鼠类动物饲料，第二组添加非转基因大豆，第三组添加转基因大豆，第四组用更高比例的转基因大豆。我们观察它们的行为、增重速度和繁殖。起初一切正常。然而，第二代再次配对后出现了严重的情况。喂了转基因大豆的实验鼠生长速度很慢，性成熟推迟。当实验进行到第三代时，转基因大豆组仓鼠没有后代出生，表明它们没有繁殖能力了。第三代实验仓鼠甚至有毛发从口中生出的现象。这个令人惊愕的怪异现象在停止饲喂转基因食料后逐渐消失。
难道这个实验结果还不够明确吗？西方主流媒体以BBC、CNN和纽约时报为首，刻意地无视科学实验提出的严重警告：三代绝嗣。这种怪象，难道不是地缘政治利益在幕后操纵转基因泛滥的佐证吗？
中国在转基因管理方面有很多空子让人钻。美国粮食巨头如嘉吉、ADM、邦基等，已经操纵了中国的大豆进口。2011年，中国进口转基因大豆5,260万吨，其中一半来自美国（占美国大豆出口总量的60%）；2012年第一季度到港转基因大豆刷新纪录，达1,250万吨。进口转基因大豆已经超过中国大豆总用量的60%，被中国人直接和间接消费了（通过饲养动物）。上述俄罗斯仓鼠转基因大豆实验，是否暗示中国人口三代之内可能不育？此事已经达到国民健康紧急风险事件水平，应该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提出紧急处理对策了。
必须击破中国国内对转基因食品合法化的抵抗，才能把转基因变成中国人的基本食品。美国政府、美国农工商巨头将之视为当务之急。华盛顿用粮食作地缘政治的武器，技法早已炉火纯青。
大型战略必须有通盘谋划，把美国国内经济与国际政策脱钩就是一个大手笔。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70年代以石油冲击小试牛刀，最高权力精英仔细算计过，为了全球霸权战略大计，必须以举国之力聚焦“战略产业”核心。美国国防军事工业是战略核心，波音、麦道、哈里伯顿和柏克德公司等当仁不让。放弃对通常的基本工业部门，如钢铁、汽车、电子、矿业的保护，转而聚焦于最新战略产业部门如生物技术，才是最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
农作物出口对美国扩张全球霸权具有更大战略意义，因此超越常规工业部门跃升为战略优先。早在20年前，从1992年开始，生物技术产品——转基因农作物出口，就被设定为美国谷物和农业出口的战略核心、美国国家利益所在。1995年完成改组的WTO，正好用来推进美国农工商巨头利益的工具。
然而，只要进口美国粮食的国家，还能用自己的种子生产粮食，那么它们就有能力最终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从美国利益的角度看，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垄断种子，用专利攫取种子品系的权属——转基因种子专利，就是它们最想要的、最大的国家利益。
四
页岩气——压裂诱发地震
2012年初，中国部分石油公司开始加入美国引导的对页岩气进行开发的浪潮中，开始采用极具争议的方法来开采埋藏于页岩层的天然气。页岩是一种富含黏土的岩石，内含多种矿物质。2012年6月，中国石油巨头中石化开始在重庆钻取第一口页岩气井，共计划钻井九口，预计到年底可以生产110亿－180亿立方英尺（约3亿－5亿立方米）天然气——略等于中国一天的天然气消耗量。中国希望到2020年页岩气能满足全国6%的能源需求。
中国中央政府收到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管理局（EIA）的地质评估资料，该资料显示中国“可能”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技术性可开采”资源，估计约1,275万亿立方英尺（约36万亿立方米）或占世界资源的20%。若评估属实，这将远远超过862万亿立方英尺（约24万亿立方米）的美国页岩气评估储量。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的研究表明，除重庆外，最具页岩气开采前景的当属新疆塔里木盆地。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高度机密的美国情报工作中有一小部分已逐步通过美国能源部运作，提供虚假情报和进行情报侦察总是相伴相生。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是否故意抛出评估报告诱使中国仓促上阵开发页岩气，从而放弃寻求干净、安全的新能源来替代石油与天然气？如果是，那这就不是美国政府第一次通过篡改情报报告来实现政治目的了。
中国页岩气潜在储量丰富的消息自然引起了中国石油公司和中国中央政府的注意。众所周知，美国在过去六年里对宾夕法尼亚州、德克萨斯州、北达科他州和其他州的页岩气开采使美国天然气供应量显著增加、煤耗降低。然而鲜为人知的是，页岩气开采在美国遭到了来自农民、居民和公共利益群体以及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对，且理由相当充分，页岩气开采耗水量大，还需要注入一些对人体有害的剧毒化学物，所注入的化学物质会渗入地下水，污染水源，因而极具争议。
此外，在开采时通常会对地下1公里至几公里深处的页岩采取爆破性“压裂”或水力致裂，这样的开采方式已经被证实在地震活跃区会引发地震。所以美英石油利益集团将页岩气开采技术引入四川和新疆的行为极有可能是一场隐蔽的环境战，但这点也许连这些公司的大多数美国雇员都未能识破。目前已探明的最大储量的页岩气位于成都东南部的重庆，在中国两大河流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靠近三峡大坝，地理位置优越。
另外，重庆地区是亚洲最活跃的地震区之一。由于地质作用，四川省内群山林立，在同样的地质作用力影响下，重庆发生地震的风险极高。2008年四川曾爆发特大地震，死亡人数高达7万，震中就在重庆西北方向215英里（约350公里）处。
英格兰曾发生多起小地震，舆论一直认为与页岩气开采的压裂技术有关，对压裂废水的地下处理也曾导致美国俄亥俄州和德克萨斯州出现地震震动。所以，在中国西南地区大规模开采页岩气的做法极其危险，但美国石油公司和机构却建议优先开采四川和新疆的页岩气，其动机耐人寻味。此外，就地层位置而言，四川和新疆的页岩层比美国深得多，四川页岩位于地下1.2英里－3.7英里（2公里－6公里）处，同时地上的山岭地形也使开采难度和成本增加。
压裂技术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但为什么全球近几年突然开始如此疯狂地推行页岩气水力压裂法呢？原因之一是近年来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创下历史新高，让包括低成本压裂或从加拿大焦油提炼石油的低效工艺成为石油行业非常有利可图的赚钱之道；原因之二是各类水平地下钻井技术的发展使哈利伯顿或斯伦贝谢（Schlumberger）等公司得以进入大片页岩层并通过注入物质来“释放”圈闭气。
美国国会2005年通过了一项法律——《安全饮用水法》，赋予石油产业的水力压裂作业豁免权，因而水力压裂无须受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监管，这是美国最近掀起压裂热潮的主要原因。石油天然气业是美国唯一经环境保护署允许可直接向地下饮用水源或其附近区域注入有害物质且不被检查的行业。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暴利行业。
五
小鸟和蜜蜂之死
在西方对中国发起的新型隐蔽化学战中，与页岩气相比，德国拜耳公司（German Bayer AG）生产的新型杀虫剂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拜耳公司是发明海洛因合成术的化工巨头，这一系列新型化学杀虫剂的通用名是新烟碱杀虫剂。
新烟碱杀虫剂由拜耳公司于20世纪90年代发明，很快成为全球最广泛使用的杀虫剂。这种杀虫剂会影响蜜蜂等昆虫和小鸟的中枢神经系统。最令人担忧的是，一些研究发现，当累积到一定剂量时，对人体也会有影响。身体内的神经细胞通过名为“神经递质”的化学物质来传递信息，对中枢神经系统（大脑和脊髓）以及周围神经系统的非自主身体功能极其重要。大脑可塑性、唤醒和激励系统都离不开神经递质，更为关键的是，它们可以激活肌肉。但新烟碱杀虫剂的作用恰恰相反，它类似于尼古丁，在达到有毒剂量时，会堵塞乙碱胆碱的分解通道，导致肌肉收缩，呼吸麻痹，甚至死亡。
小鸟和蜜蜂是我们这个星球的重要生物。美国农业部的一项研究表明“……人类食物有约1/3直接或间接依赖于昆虫为植物传粉”。蜜蜂中的意蜂（Apis mellifera）是农作物传粉头号功臣。70%以上的农作物授粉由蜜蜂完成，全球90%的食物来自这些农作物。大部分水果和蔬菜，包括苹果、橘子、草莓、洋葱和胡萝卜等都由蜜蜂传粉。在过去50年里，人工养殖的蜂群总数量有所增加，但许多欧洲和北美国家的蜂群数量却严重下降。与此同时，依赖昆虫传粉的农作物种植数量却在上升。这种现象被赋予一个奇怪的名称，“蜂群崩溃症候群”（CCD），暗指这一现象可能由多种因素导致。然而最近的严肃科学研究却指出，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自2004年以来，在世界农业（包括中国农业）中大规模使用的剧毒的内吸性农药：新烟碱杀虫剂。
如果中国、欧盟、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不能全面禁止使用这些新型化学杀虫剂，那么不仅蜜蜂会绝种，就连人类自身也会面临生存问题。新烟碱杀虫剂作用于昆虫、蜜蜂和小型鸣禽的中枢神经系统，且最近有证据显示，这种杀虫剂还会影响新生儿的大脑发育，情况令人担忧。
大概从2006年开始，全球不断传出蜂群整体消失的消息，其中最严重的是美国，随后欧洲也愈发严重，主要集中在英国。2004年以来，整个美国的蜂巢消亡量超过一百万，有25个州的养蜂人报告了“蜂群崩溃症候群”。2009年冬天，英国有约1/5的蜂巢消亡，是自然消亡率的两倍。英国政府当局认为这是一个谜。
拜耳公司生产的可尼丁（Clothianidin）是一种应用广泛的新烟碱杀虫剂，美国环境保护署专门发布情况说明书警告说：“原有数据认为，玉米和油菜上的可尼丁导致鸟类的急性中毒风险微乎其微。然而，评估发现，摄入喷洒了可尼丁的种子可导致非濒危和濒危小鸟（如鸣禽）慢性或急性中毒。”
英国惨剧令人警醒。英国民间研究组织“昆虫生活”（Buglife）和“土壤协会”（Soil Association）试图通过实验来确定蜜蜂死因。他们发现蜜蜂数量下降与新烟碱杀虫剂有关。新烟碱杀虫剂是一种可进入植物细胞从而消灭昆虫的“内吸性”化学剂，在英国广泛用于农作物（如油菜）和盆栽植物。
英国土壤协会会长彼特·梅尔切特（Peter Melchett）告诉媒体，杀虫剂正导致授粉昆虫数量持续下降，致使价值数百万英镑的农业生产面临风险。“众所周知的是，在欧盟，英国对杀虫剂的安全监管最为松懈；昆虫生活组织的报告显示，对英国农业极其重要的农作物授粉面临危机。”梅尔切特表示。该组织要求全面禁止使用新烟碱杀虫剂。
事实上，2012年3月，英国政府环境部首席科学家罗伯特·沃森（Robert Watson）爵士宣布，英国政府正重新考虑是否允许使用新烟碱杀虫剂。沃森告诉英国媒体：“我们肯定会参考斯特灵大学（University of Stirling）、法国和美国几个月前的结论，同时我们也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到现实中来仔细研究，才能判断目前英国的态度是否正确，所以我想要非常、非常仔细地重新评估一下。”然而直到目前为止，政策并没有什么改变。考虑到科学研究和危害判断的严重性，本该在进一步研究结果出炉前采取审慎政策来暂停新烟碱杀虫剂的使用，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六
“安全”剂量农药也可能导致肿瘤
“农达”是全球销量最好的除草剂，是一种综合性化学制品，由美国圣路易斯市的孟山都公司率先生产。孟山都是全球头号转基因种子销售商，包括大豆、玉米、稻谷和棉花种子等。最近，一项独立科学研究明确证明，化学除草剂农达（主要成分为草甘膦）存在剧毒，即使是美国政府认证的“安全”剂量也对人类的胚胎细胞有害。
2012年9月19日，卡昂大学（University of Caen）法国科学家发布了全球首次针对转基因食物喂养老鼠的长期、经同行评议的科学研究结果。[47]此前，孟山都和转基因联合生化集团采取多种合法手段，施加压力，成功阻止了此类长期独立研究。
卡昂大学的研究结果使整个欧洲、美国和其他地区就转基因生物的危害展开了新一轮讨论。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要求欧洲食品安全局立即审查该项研究，俄罗斯政府和其他多个政府则下令禁止进口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玉米。鉴于该研究，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始重新审核整套转基因生物政策。[48]
卡昂大学研究负责人吉勒斯－埃里克·塞拉利尼（Gilles－Eric Seralini）教授表示：
抗除草剂农达的转基因玉米，以及除草剂农达本身（在饮水中含量为0.1ppb）对健康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用老鼠对此进行了长达两年的研究。就母鼠而言，所有实验组的死亡量较对照组高出2倍－3倍，且死亡速度更快……母鼠患大型乳腺肿瘤的比例较对照组高。第二个受影响最严重的器官是脑下垂体。实验组公鼠肝淤血和坏死率高出对照组2.5倍－5.5倍。经光学和透射电子显微镜检查，该病理得到证实。
严重肾病发病率通常也要高出对照组1.3倍－2.3倍。公鼠患大型可触知肿瘤的比例是对照组的4倍多（患病时间要早近600天）——生物化学数据也证实，存在严重慢性肾脏损伤；所有老鼠（不论性别）在所有实验中出现变化的指标中有76%与肾脏有关。这可以通过农达的非线性内分泌干扰作用以及外源转基因在转基因食物和代谢产物中的过量存在来解释。[49]
这项研究针对十组老鼠，耗时两年（实验所用老鼠的平均寿命为两年）。此前，在转基因产业的限制下，这类研究均以三个月为限。这项惊人研究的重要成果包括：
可耐受除草剂农达的转基因玉米和除草剂农达导致的性激素失衡问题、与性别相关的病患。母鼠死亡率上升2倍－3倍，主要是由大型乳腺肿瘤和垂体失能引起。公鼠患肝淤血、肝坏死、肾衰竭和大型可触知肿瘤。这可能与除草剂农达引起的内分泌失调和转基因导致的新型代谢失调有关。因此必须通过长期的研究来评估转基因产品和配方除草剂农达的毒性。[50]
由于老鼠也是哺乳动物，其身体系统对这些化学物质的反应与人体相似。这说明人类或猪、牛等动物摄入喷洒了农达的转基因食物后都会面临高死亡率，会长出新的肿瘤，会减短寿命，就像实验中的老鼠一样。
七
注射疫苗可能致人生病
中国引进西医学、引进西方的疫苗和药物，其实是引进了一种威胁。药物和疫苗早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武器化了，而今日中国或许还没有真正觉察到：用药物控制全部人口，过去完全不可能，今天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当局如果继续允许盎格鲁－撒克逊或者欧洲的制药公司出售产品，甚至允许在中国生产药品、出售给中国人民使用，这无疑是一个国家安全最高级别的危险，甚至比1840年鸦片战争更危险。
中情局用药物控制大众思想和身体的技术，无声无息地转变成常用“抗抑郁”药物，许多用在所谓的运动机能亢奋的多动症儿童身上：什么“注意力分散式紊乱”（ADD）、“注意力分散多动症”（ADHD）等，病名多达几百种。在这些儿童身上常用的药物有：安非他明(Adderall)；盐酸右哌甲酯缓释胶囊(Focalin)；右旋苯丙胺(Dexedrine,Dextrostat)；赖氨酸安非他命 (Vyvanse)；哌甲酯，俗称利他林(Ritalin,Concerta,Metadate,Daytrana)等。[4]
用来控制人民的这些药物有许多名字和伪装。注射疫苗更是控制人民的手段。用弱毒疫苗免疫防病的设想，来自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1796年－1839年）发现的牛痘，但它的全部科学基础却是值得怀疑的。看起来是牛痘帮助人类战胜了18世纪肆虐百年的天花，但是医学研究者尤斯塔斯·穆霖（Eustace Mullin）指出：“事实上，那时天花的发病已经减少，天花在那一个世纪末就会消失，当然因素是很多的。”英国普遍注射牛痘疫苗后却爆发了一场天花流行，致死22,081人。在注射牛痘疫苗的年代里，英国的天花疫情愈演愈烈，比疫苗推出前还要严重。根据记录，1872年患天花病而死亡的人数达44,480人。虽然发明种牛痘是英国对现代医学的一大贡献，拒绝注射疫苗曾经会被抓起来送监狱，但英国还是在强行注射多年后于1948年废止了种牛痘。[5]
穆霖还指出一点，“发生于1918年的大流感，产生的唯一原因是所有的军人都注射了牛痘疫苗。一战是第一次参战军人必须注射疫苗的一场战争。波士顿邮报曾经报道，一个月内因疫苗注射就致死47名军人。战地医院住满了注射疫苗导致的病员，而不是战地伤员。这场‘西班牙大流感’共致死2,000万人，骇人听闻，而病名却是为了掩盖疫情源头蓄意编造出来的。医学史家最终很不情愿地下了这个结论”[6]。
美国制药业的利益以百亿千亿计，它们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全球生产和销售系统为它们服务。美国药企进入中国的许可证，就是这个全球体系发放的。几个月、几年之后的某一天，当盎格鲁－撒克逊精英们认为中国太强大、太有影响力时，针对中国用疫苗搞一场大规模流行病，不是很难想象的事。看看印度的例子就能推想出中国的情形。
印度最近发生了一场不属于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VAPP）]，但是病情更严重的“脊髓灰质炎性急性弛缓性麻痹”（NPAFP），疫情也是在强制注射疫苗后爆发的。在印度医学伦理杂志（IJME）上有一篇论文说：“‘脊髓灰质炎性急性弛缓性麻痹’在临床上与小儿麻痹症无法区分，但是‘医学与科学伦理办公室’认为，前者的严重性为后者两倍；然而在印度推行疫苗注射之前，这种疾病尚未列入疾病清单。”[7]
印度在2011年宣布消灭了小儿麻痹症，当年推广疫苗，发病人数达47,500之多。根据印度的国家脊髓灰质炎监督项目报告，“脊髓灰质炎性急性弛缓性麻痹”的发病人数，在全印度各地都随着疫苗注射的普及程度而呈比例上升。这充分说明了什么？疫苗才是这种严重疾病的真正来源。[8]
注射疫苗直接导致的小儿麻痹症，与自然致病的脊髓灰质炎的症状相似或相同，其发病率也是随着疫苗注射的普及程度而上升。直接由疫苗导致的小儿麻痹症或者“非脊髓灰质炎性急性弛缓性麻痹”，病情都比自然罹患的脊髓灰质炎更重，而且还有疫苗带来的其他副作用。印度普及小儿麻痹症疫苗的注射，直接造成了更严重的新流行病。特别是“非脊髓灰质炎性急性弛缓性麻痹”发病率因疫苗普及注射而增加12倍，有些地方甚至报告增加了35倍。[9]
印度这次脊髓灰质炎疫苗事件的源头，是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10]盖茨亲口承认过，他支持疫苗的目的是减少人口。今天盖茨基金会瞄准非洲，去推广一种号称保护青春前期的11岁－12岁女孩的新型疫苗，预防的疾病是宫颈癌，病原体被他们称为乳突淋巴瘤病毒（HPV），宫颈癌疫苗叫“噶尔达丝”（Gardasil），由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负责生产，美国公司“卉妍康－默沙东”（Cervarix and Merck）负责经销。制药公司在美国、英国也推广注射这种疫苗，甚至不打算告知孩子家长。注射预防宫颈癌的疫苗造成过无数严重后果甚至死亡事件，已有媒体报道过。[11]
八
谷歌背后的中情局和美国政府
“冷战”格局出现后，北约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相继成立。根据美国国务院冷战战略家乔治·凯南的建议，第一任中情局局长在1948年的头等要务，便是任命弗兰克·威斯纳为新设立的中情局特殊项目处（后更名为政策协调处）的第一任负责人。
这个政策协调处日后成为了中央情报局的隐蔽行动机构。威斯纳根据指示建立了一个组织，主要行动是“宣传经济战；预防性的直接行动，包括破坏、反破坏、摧毁和撤退措施；援助敌国的地下反抗组织，并支持西方世界受威胁国家的本土反共运动”。
1948年后期，威斯纳设立了一个代号为“知更鸟行动”的中情局隐蔽项目，旨在影响外国媒体。威斯纳招募了在《华盛顿邮报》工作的菲利普·格雷厄姆来负责这个项目。到1950年初艾伦·杜勒斯全盘接管中情局时，威斯纳已经控制了《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其他重要媒体中的主要新闻记者。中情局很早就与具有影响力的美国本土媒体以及国际私营媒体建立了联系，如今看来，那只不过是为他们今天完全控制全球各大“主流”媒体所做的铺垫。
在美国攻占伊拉克以后，美国陆军上校拉尔夫·彼得斯撰写了一份精准的军事评估报告，报告称，紧密联系的美国媒体所发挥的作用令人惊叹，并对世界的文化侵略进行剖析。文化侵略包括了好莱坞电影制片厂、美国有线电视网和《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电视和平面媒体。新近还包括影响巨大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如谷歌、YouTube、脸谱网和推特等。
美国五角大楼、军事基地、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精英们以及其他具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各个精英组织都在摩拳擦掌，在他们的操纵下，一场针对中国文化和媒体的战争浮上了台面。
2010年3月，因中国政府限制谷歌在中国内陆的业务，总部位于美国的互联网搜索引擎巨头谷歌愤而退出了中国大陆市场，而转移到了中国香港。2010年1月，谷歌曾在其官方博客发表声明，指称其受到了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为此，谷歌表示需要重新考虑在中国的业务。就在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该攻击事件进行谴责并要求中方作出解释。而在早些时候，北京方面已经开始对谷歌的搜索引擎实施更多的限制，同时禁止了一些敏感的搜索结果，已经就限制对某些谷歌站点的访问一事与谷歌达成了一致。
中国政府尝试对谷歌做出的限制看似无关痛痒，实则是在努力牵制五角大楼和中情局媒体操控战略中的最重要的新式武器——控制互联网上的信息。在谷歌公司的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并没有向公众坦白，那就是谷歌和它的子公司（如YouTube）其实是美国政府网络战争武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部位于加州的互联网巨头谷歌公司是由两名斯坦福大学的学生——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创立的，他们得到了中情局的秘密财政支持。因为在中情局看来，这两位企业家发明了绝顶聪明的搜索技术，足以让他们掌控不断发展中的互联网。前任中情局官员罗伯特·大卫·斯蒂尔向美国媒体透露，谷歌是在2006年中情局种子资金的帮助下成立的。他甚至还说出了中情局内部的谷歌联络人的名字：“我就说明白点——中情局内部的谷歌联络人叫瑞克·史坦塞尔，他在研究发展办公室工作。”斯蒂尔称。
另外，谷歌的高管还自吹自擂，夸夸其词地说在2011年脸谱网在埃及引发的骚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2011年的埃及动乱中，谷歌抓住机会，渗透到了有关大规模抗议游行的新闻报道中。据时任谷歌首席执行官的埃里克·施密特承认，埃及网络活跃人士、谷歌的高级主管维尔·格尼姆通过在脸谱网和推特上散布信息，在发动、组织解放广场和其他地方发生的抗议活动中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那段时间，这样的行为对刚刚开始进行的反穆巴拉克抗议行为来说至关重要。
如果没有脸谱网、推特、谷歌和YouTube，埃及政权的更迭绝不会发生，格尼姆向媒体透露搜索引擎全面点燃了这场革命。格尼姆，这位谷歌在埃及的主管还是脸谱网页面的管理员，“我们都是哈勒德·萨伊德”，这一口号在动乱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很明显，中国对谷歌在其网络上活动的自由度表现出过分地谨慎是理所当然的。
（以上摘自《目标中国》一书。威廉·恩道尔，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地沿政治学家，长期旅居德国。从事国际政治、经济、世界新秩序研究近40年。《目标中国》，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