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伟/文 近日，武汉市公布《武汉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其中第二十六条规定，未婚生育且不能提供对方有效证明的、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其生育子女的，当事人应依照《湖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缴纳社会抚养费。面对公众为何单单对“未婚妈妈”罚款等等质疑，武汉市法制办称将“社会抚养费”解读为“罚款”的说法并不确切，新版《规定》最大进步是“人性化”，全篇没有任何“强制终止妊娠”“必须绝育”等字眼。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保护，妇女与男子享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平等的权利。权利与义务相辅相成，权利的平等同样意味着义务与责任的平等。孕育子女是两个人的事，如果要承担责任，也应该由两个人共同承担，有时男方甚至应承担更重的责任。计划生育是我国现行的一项国策，政策的是与非暂置不论，但由此而引致的“社会抚养费”等等法律责任，显然不应该由女性单方面承担，计生政策中凸显“未婚妈妈”的责任，简单地将板子打在“未婚妈妈”身上，显然是某些部门的一种懒政思维。

虽然武汉方面最新回应称“男女双方都要罚”，然而，就“条例”条文本身来看，明显的指向仍是“未婚妈妈”。无论从孕育子女的自然生理属性上，还是从抚育幼儿的社会属性上，母亲显然更容易被识别。但是，这并不代表“未婚爸爸”完全不可能找到。现代社会科技手段发达，社会管理日趋细密，与一位“未婚妈妈”保持密切联系的男性，在理论上完全可以被找到。明明能确定“未婚爸爸”，却为“图省事”，将责任一股脑儿地科以“未婚妈妈”，正是懒政思维在作怪。

武汉市人口政策的“若干规定”还将未婚妈妈的社会抚养费，提高至“超生罚款的2倍”，意图以“重法治乱”。这样的规定直接违背了我国法律对妇女的平等保护原则。妇女的平等权，不止体现在妇女与男子的平等，还体现在妇女与妇女的平等，这一平等保护，不因妇女是否结婚为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已婚妇女与未婚妇女享有同样平等的权利，受到平等的保护。诚然，武汉市的规定不无惩罚“小三”、婚外恋等不道德男女关系的意味。但是，道德归道德，法律归法律，不能因个人的道德瑕疵，就肆意克减其法律权利，或增重其法律义务。现代法律已经包含了最低限度的道德，不能任意地再将各种道德规范都塞入法律条文，而且还是在违反基本法治精神的情况下。更何况“未婚妈妈”是否涉及道德问题还是个未知数，她们可能还是更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这样的规定，不啻于是用道德绑架了“未婚妈妈”的生育自由权利。对“未婚妈妈”处以高额罚款，即便其理由再堂皇，也难以避开对特定人群实行歧视政策的嫌疑，这与“新规”所欲体现的“人性化”，恰恰是南辕北辙。

推而广之，以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方式对“超生”进行处罚，本身也是一种懒政思维。应全面和正确理解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它是指在人口规模方面实行有计划、有控制的政策，绝不是可以简单地化约为一罚了之。作个极端的假设，如果中国人经济收入充足，交了罚款都可以“超生”，那生育同样失去计划，这与计划生育的政策目标是背道而驰的。此外，“社会抚养费”征收后，如何管理，怎样使用，是否真正用到了妇女儿童的抚养、照顾方面，尚存在很大的疑问。因此，应综合考虑计生政策，采取多种措施保护妇女儿童权益，而不是以一种懒政思维盲目出台法规，亦或简单地迷信“罚款万能”。